雷薇卡太太是个忧悒的寡妇，住在一所豁亮的邸宅里，有两条走廊、九间卧室。七月的一天，她发现纱窗上破了几个窟窿，看样子象是从街上用石头砸破的。这件事闹得她惴惴不安。她先是发现自己的卧室的纱窗给弄破了。她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阿赫妮达；丈夫去世以后，阿赫妮达成了她的佣人和心腹。后来，在倒腾杂七杂八的东西（顺带说一句，很久以来，雷薇卡太太除了倒腾倒腾东西之外，也就无所事事了）时，又发现不单是那间卧室的纱窗破了，而且所有房间的纱窗上都有窟窿。雷薇卡太太对地方当局素来怀有一种正统的情感。这大约是乃祖遗风吧。她的高祖，一个克里奥尔人，在独立战争时期曾经和保皇派并肩作战；后来，又历尽千辛万苦到西班牙去了一趟，目的无非是拜谒一下卡洛斯三世在圣伊尔德丰索修建的宫殿。在发现所有的纱窗都被弄破以后，雷薇卡太太不再想和阿赫妮达谈了。她戴上饰有小巧玲珑的天鹅绒花的草帽，径直到镇长办公室去禀报这件事。到了那里，只见镇长正在修理办公室的纱窗。他没穿衬衫，光着毛茸茸的上身，结实得象头牛。镇长办公室的纱窗和雷薇卡太太家的纱窗一样也给弄破了。
雷薇卡太太走进脏乎乎、乱糟糟的办公室，第一眼就瞥见写字台上放着一堆死鸟。不过，一来天气热得她头昏脑胀，二来纱窗被毁把她气糊涂了，所以写字台上堆放死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竟然没有引起她的惊讶。看见镇长老爷居然屈尊爬上高梯，用窗纱和螺丝刀修理纱窗，她也没有觉得不成体统。在这当时，她根本顾不上考虑旁人面子不面子的，一心想的就是纱窗被毁有损她的尊严。她糊里糊涂的，根本没有琢磨琢磨她家的窗子和镇长办公室的窗子有什么关系。雷薇卡太太煞有介事地站在办公室进门几步远的地方，手拄着新换的阳伞的长柄，说：
“我要提出控告。”
镇长站在梯子上扭过头来，热得满脸通红。雷薇卡太太如此不寻常地光临办公室，他倒没表示多么激动。他一边懒洋洋地拆卸纱窗，一边从梯子上问道：
“出了什么事啦？”
“街坊的孩子把我家的纱窗弄破了。”镇长又把脸扭过来，两眼打量着雷薇卡太太帽子上精致小巧的天鹅绒花和那双老式的银色鞋子，仿佛平生第一次见到她。他眼睛盯着雷薇卡太太，小翼翼地从梯子上爬下来。脚踩实地以后，一只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把螺丝刀撂在写字台上，然后说：
“不是孩子们弄的，太太。是小鸟。”
听了这句话，雷薇卡太太才恍然大悟，原来写字台上的死鸟、登梯爬高的镇长以及她家卧室的破纱窗还有这么一层关系。一想到她家卧室里到处都是死鸟，雷薇卡太太不禁打了个冷战。
“小鸟！”她大声喊道。
“是小鸟！”镇长肯定说。“这几天，小鸟撞破各家的窗户，跌死在屋里。一连三天我们都忙着处理这个问题，您居然会不晓得。真怪啊！”
离开镇长办公室的时候，雷薇卡太大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她有点儿生阿赫妮达的气。不管镇上有什么风言风语，阿赫妮达总是回家来给她捎信，惟独没讲起过小鸟的事。’眼看要到八月了，骄阳照得雷薇卡太太眼花缭乱，她连忙撑起阳伞。走在暑气蒸人的空旷的大街上，直觉得从每家寝室里都飘散出一股死鸟的恶臭，一个劲地往鼻孔里钻。
这件事发生在七月底，小镇上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可是，小鸟的大批死亡搅得人昏头昏脑的，根本没有留意到分外炎热的天气。虽说这件怪事对镇上的活动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到了八月初，大部分居民都为这件事悬着个心。这大部分人不包括人称“卡斯塔涅达伊蒙特罗祭坛圣餐”的安托尼奥·伊萨贝尔他老人家。安托尼奥·伊萨贝尔是一位和善的教区神父。九十四岁那年，他说他曾经三次亲眼看见了魔鬼。可是，这次的死鸟，他只看见两只，而且压根儿没把它当回事。第一只死鸟是礼拜二做完弥撒后在圣器室里看到的。他想一准是邻居的猫叼来的。另外一只是礼拜三在他家走廊上看见的。神父用鞋尖把死鸟踢到大街上，心里想：
“这些猫啊！当初就不该造它们。”
礼拜五，神父来到火车站，选定一张长椅子，正要坐下来，突然在椅子上又看到了第三只死鸟。他心中一动，顺手抓住小鸟细嫩的爪子，举到眼前，翻过来掉过去细细地审视了一番。然后颇为惊奇地想：“哎呀！这是我在一个礼拜里碰到的第三只死鸟。”他这才开始觉察到镇上出事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还是稀里糊涂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神父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近来他总是犯迷糊。上次他说他曾经连着三次看见魔鬼，镇上的人觉得这件事有点儿蹊跷。虽说教民们承认神父是个好人，温文尔雅，做事勤恳，但是他们都说神父老是迷迷瞪瞪的。不管怎么说吧，神父总算觉察到小鸟出了事了。即使如此，他还是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犯不上为此专门布一次道。另外，第一个闻到死鸟臭味儿的还是神父。那是在礼拜五夜间。他本来睡得就不踏实，突然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把他熏醒了。这是什么？是噩梦，还是魔鬼撒旦用一种新颖独特的手法打搅他的清梦？一时间他也说不清楚。神父朝四下里嗅了嗅，在床上翻了个身，心想：围绕着这番经历倒满可以编一篇布道辞。这篇布道辞应该充满戏剧性，讲一讲撒旦如何狡狯地通过五官钻进人的心灵。
第二天做弥撒前，神父在门廊里踱来踱去。这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人们谈论死鸟的事。他正在琢磨着布道辞、撒旦和人的嗅觉可能犯下的罪孽的时候，又听见人们说夜间的臭气就是这个礼拜搜集到一块的死鸟散发出来的。在神父的脑海里，顿时闪现出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想法，什么福音书的预言啦、什么恶臭啦、什么死鸟啦。看起来，、礼拜天无论如何也得凑上一段关于怜惜众生的布道辞，但是究竟讲些什么，连神父自己也不甚了了。至于魔鬼和人的五官的关系，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神父时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每出一件事，在他心灵深处一定蛰伏着类似的经验。七十多年前，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九十岁以后，这种事更是不断出现。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一天下午，下过一场阵雨（不是暴风雨），天气十分晴朗。他正在阅读索福克勒斯的一段著作原文。雨过天晴，他朝窗外疲惫的田野眺望了一下，清新的下午好象用水洗过似的。这时，他把希腊戏剧和那些古典作家（他叫不上名字来，笼统地把他们称为“老前辈”）全都丢到脑后去了。约摸过了三四十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到一座小镇去拜访一个人。当他穿过石块墁地的广场时，无意中随口念出了在神学院读过的索福克勒斯的那段诗句。那个礼拜里，他和代理主教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题目就是关于“老前辈”的事。代理主教是个饶舌的老头儿，很易激动，专门喜好复杂的谜语。据他说，这些谜语是他专门为文人学士编制的，多年以后仍以“不解之谜”的美名四处流传。
那次会见一下子唤起了神父早年对希腊古典作家的由衷喜爱。那年圣诞节，他收到一封信。可惜，那时候他的名声不佳，人们都说他常爱想入非非、信口开河，在布道辞里惯讲些不三不四的话。否则，当时他肯定会晋升为主教了。
早在“八五”战争前，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和镇上的居民就很少来往。在小鸟跌死在居民家里以前好多年，特别是神父说他看见魔鬼以后，镇上的人一再要求派个年轻的神父来顶替他的职位。人们早不把他当回事了。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说他不戴眼镜依然能够辨认出经书上的蝇头小字。
神父生活得很有规律。他个头儿不高，瘦筋巴骨的不大惹人注意。举止迟缓，平时说话声音很平和，一上讲坛就显得干巴巴了。午饭前，他只穿着一条斜纹布长裤，裤脚扎在脚腕子上，随随便便地躺在卧室的帆布椅上沉思默想。
神父除了每天做做弥撒，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干。每个礼拜他都要在忏悔台前坐上两次，不过这些年谁也不来向他忏悔了。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教民们沾染了现代生活习惯，愈来愈不信仰上帝。因此，他觉得连续三次看到魔鬼绝不是偶然的。他心里明白，人们不大相信他的话，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种事的确不怎么可信。近五年来，假如神父发觉自己不过是一具活僵尸，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直到他看见头两只死鸟的时候，也还是如此。然而，碰见第三只死鸟以后，他才开始慢慢地苏醒过来。这几天，他一心一意地琢磨着那只死在车站长椅上的小鸟。
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住在离教堂十来步远的一幢小房子里，有一条通大街的走廊，——两间房子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屋子里没安纱窗。大约是在犯糊涂的时候吧，他认为只有天气不热了，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一想到这里，他总有点儿忐忑不安。他很喜欢思索这一类离奇古怪的事。每天上午，他把大门打开一半，坐在走廊上，合上眼，全身肌肉放松，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他的思绪非常细微，至少在近三年里，在所谓沉思的时候，其实他啥也没想。只是这一点神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每天十二点整，有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个四屉饭盒穿过走廊。饭盒里的饭食总是老一套：骨头汤外加一块木薯、白米饭、炖肉不带葱头、煎香蕉或是玉米饼，还有一点扁豆——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从来不吃一口扁豆。
小伙子把饭盒放在神父的椅子旁边。神父躺着不动，待到走廊上的脚步声消失以后，才睁开眼睛。因此，镇上的居民以为神父是在午饭前睡午觉（这又是一桩违拗常情的事）。其实呢，就是夜间他也睡不踏实。
这一阵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生活得愈来愈简单，几乎快要茹毛饮血了。他躺在帆布椅上进餐。吃饭时，从来不把食物从饭盒里拿出来，既不用盘子也不用刀叉，只用一把汤匙。饭后，他站起身来，用水冲冲头，穿上缀满大块方形补丁的白法袍。镇上人睡午觉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到车站去。几个月来，他沿着这条路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叨咕着最后一次看见魔鬼时编造的祈祷辞。
礼拜六——从天上开始掉死鸟的第九天，——“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又到车站去。路过雷薇卡太太家门口的时候，突然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跌落在他脚边。神父霍然清醒了一下。他发觉这只小鸟不同于其它小鸟，还能救活。他双手捧起小鸟，连忙去拍打雷薇卡太太家的大门。这当儿，雷薇卡太太正在换衣，准备睡午觉。
雷薇卡太太在卧室里听到有人叫门，情不自禁地瞥了一眼纱窗。这两天倒是没有小鸟闯进来了。不过，纱窗还是大窟窿小眼睛的。她寻思着，眼下叫人担惊受怕的鸟类大举入侵还没有停止，找人修理纱窗无非是白花钱。在电风扇的嗡嗡声中，她又听见叩门声。阿赫妮达正在走廊尽头的卧室里睡午觉。想到这里，她感到很不耐烦。谁会在这个时候打扰她呢？她想也没想，就系好衣服，打开纱门，一肚子不高兴地穿过走廊和堆满家具与各种
摆设的客厅。开门之前，她隔着纱门一看，只见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小鸟，戚容满面，两眼黯然失神。他说：“只要给它点儿水喝，找个瓢把它扣起来，准能缓过来。”雷薇卡太太打开大门，吓得差点儿晕过去。
神父在雷薇卡太太家里总共停留了不到五分钟。雷薇卡太太以为是她把神父挤兑走的，其实是神父自己不愿意多呆。只要雷薇卡太太认真回忆一下，就会发觉神父在镇上住了三十多年，每逢到她家，从来没有逗留过五分钟以上。的确，大家公认这位寡妇是主教的亲戚（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可是，在神父看来，客厅里的豪华摆设分明表现出主妇是个贪婪的人。再说，关于雷薇卡太太的家庭生活还有一段传闻（也许是一段真事）。神父认为这件事肯定还没有传到主教的耳朵里去。有一次，雷薇卡太太的大伯子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雷薇卡太太认为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说：本世纪以来，主教压根儿没到镇上来过，原因就是不想见到他这位远亲。传闻也罢，真事也罢，总而言之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和这一家人在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的。雷薇卡太太从来不懂得惜老怜贫。她一年只做一次忏悔。神父一要她具体谈谈她丈夫怎么会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她总是东拉西扯地回避问题。眼下神父来到她家，等着她拿碗水来饮一饮奄奄待毙的小鸟，完全是因为情况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寡妇转身进去了。神父坐在一把华丽的雕花木摇椅上。他老是闻着这所宅子里有一股奇怪的潮湿气味。四十多年前，有一天，屋里一声枪响，上校的弟弟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应声仆倒在地，身子压在他刚刚脱下的、还热烘烘的马靴上，腰带上的钢钎子碰在马刺上发出一阵铿锵声。由打那次以后，这所宅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潮味。
雷薇卡太太回到客厅，看见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坐在摇椅上呆呆地发怔，不禁吃了一惊。
“对主来说，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同样值得爱惜，”神父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倒是没想到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思迪亚。寡妇也没往这上面想。自从神父在讲坛上说他看见三次魔鬼以后，雷薇卡太太再也不相信他的话了。她根本不理睬他，抓起小鸟，往碗里一浸，拿出来抖了两抖。雷薇卡太太没有一点儿侧隐之心，愣手愣脚地毫不怜惜小鸟的生命，这一切神父全都看在眼里。
“你不喜欢小鸟儿，”神父细声细气地说，口气却十分肯定。寡妇把眼皮往上一抬，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恶狠狠的神情。
“即使我喜欢过小鸟儿，”她说，“如今我也讨厌了。平白无故地净撞死在人家家里。”
“已经死了好多鸟儿了，”神父冷冷地说。声音虽然平板，却不难听出话里带着不少刺儿。
“死绝了才好呢，”寡妇说。她厌恶地掐住小鸟，往瓢底下一扔，接着说：“要不是撞坏我的纱窗，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神父从来投有见过这样硬心肠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把小鸟拿起来，看了看，孱弱的小动物一动也不动了。一时间，周围的一切东西，什么屋里的潮味啊、什么贪婪啊、什么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思迪亚尸体上的刺鼻的火药昧啊，他都忘得一干二净。惟独对一周来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的真象却有所醒悟。雷薇卡太太瞧着神父手捧死鸟，神色冷峻地离开她家。大批死鸟跌落在镇上，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启示；《启示录》上是怎么说的，他这个上帝的使者（上帝安排他在天气凉爽的时候享受过幸福生活）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这一天，神父和往常一样信步朝车站走去。他模模糊糊地觉察到人世间正在发生什么事。但是，他觉得脑袋发木，懵懵懂懂的，说不清出了什么事。他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尽力地回忆《启示录》里讲没讲过鸟类大批死亡的事，可是啥也想不起来。猛然间，他想到在雷薇卡太太家里耽搁这么久，恐怕火车早已开过去了。他连忙把脑袋伸进蒙着一层灰尘的破玻璃窗，看了看车站上的钟：差十二分一点。神父回到椅子上，感到憋得慌。他想起今天是礼拜六。他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腾云驾雾般地胡思乱想起来。法袍上的扣子、靴子上的扣子和紧腿斜纹布长裤上的扣子勒得他实在难受。他这才惊奇地发现这一辈子还没有碰上过这么热的天气呢。
神父坐在椅子上，解开法袍的领扣，从袖管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通红的脸庞。他忧心忡忡地想：莫不是正在酝酿着一场地震吧。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情况。然而，仰望碧空，万里无云。在蓝盈盈的天空中，鸟类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是蔚蓝色的、透明的，这一点神父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把死鸟的事一时又忘了个精光。他又想，八成要来一场暴风雨吧。可是，天空是那样的明净、岑寂，仿佛是覆盖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小镇上的苍穹，那里的气候凉爽宜人；他甚至觉得仰望天空的似乎不是他自己的眼睛，而是别人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越过用棕榈时和锈迹斑斑的锌板苫盖的屋顶朝北方眺望，只见几只兀鹰静悄悄的、缓缓地、稳稳当当地在垃圾堆上展翅翱翔。
不知怎的，眼前的情景使他回忆起神学院的一段往事。那件事发生在他受领低级圣职前不久的一个礼拜天。当时，神学院院长答应神父可以随便使用他的私人图书馆。每天，特别是礼拜天，神父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阅读散发着朽木气味的发黄的书籍。书上有院长用潦草的拉丁文小字写的旁注。一个礼拜天，他整整看了一天的书。这时候，院长走进图书馆，只见院长惊惶不安地从地上拣起一张纸条，很明显这是从神父手里那本书页中掉出来的。他假装没理会院长那种惶遽的样子，其实纸条上的字他看得清清楚楚。上面只有一句话，是用紫墨水写的清晰的楷书：MadameIvetteesstmortecettenuit4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眼瞅着几只兀鹰盘旋在衰败的小镇上空，他又想起了神学院院长那副痴呆呆的样子。当时院长坐在他的对面，看上去就象霜打的荞麦，连喘气都有点儿变了。
这样一联想，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不但不觉得热了，反而感到一般冷冰冰的凉气从大腿根儿一直串到脚底板。他很害怕，又说不上究竟为什么。脑海里立时翻腾起一团乱糟糟的思想，忽而觉得恶心，忽而看到”撒旦的一只爪子陷入泥淖，忽而又看到死鸟纷纷跌落人间。而他，“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竟然对死鸟这样一桩大事置若罔闻！蓦地，他站起身来，扬起一只胳臂仿佛要和谁打招呼，可是手停在空中。只听他惊呼一声：“流浪的犹太人！”5
这工夫儿，火车的汽笛响了。多少年来，神父第一次没有听见汽笛声。他眼瞅着火车在浓烟滚滚中开进车站，耳朵里听到烟屑落在生锈的锌板上发出的沙沙声。但是，这一切仿佛是遥远的、缥缈的梦境。直到下午四点多钟，神父才从梦境中全然清醒过来。他连忙对准备在礼拜天发表的精彩的布道辞进行最后的加工润色。又过了八个小时，有人找他，请他为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整个下午，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了解一下是否有人乘车到小镇上来。很久以来，那四节油漆剥落、破旧不堪的车厢在小镇上开过来开过去，然而神父从不记得有人在这里下车，留在镇上，起码近几年里没有过。真是今不如昔啊！想当年，他整下午整下午地凝视着一辆满载香蕉的火车奔驰而过。那是一百四十节满载水果的车皮，过啊过啊，好象永远也过不完似的。在最后一节车厢上，站着个人，手里举着盏绿灯。车开过后，夜幕就降临了。镇上，万家灯火。神父站在铁路旁，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小镇。他觉得用眼睛盯住过往的火车，就等于被带到别的镇子上去。也许因为这个，他养成了每天到车站来的习惯。后来，发生了枪杀工人、毁坏香蕉园；捣毁那一百四十节车皮的事件。然而，他依然天天到车站来。这时只剩下那辆尘封灰盖、暗黄色的火车，既没有人乘车来，也没有人乘车走。
但是，那个礼拜六，的确来了一个人。当“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离开车站的时候，一个文静的年轻人正从最后一节车厢的窗子里注视着他。小伙子除了饥肠辘辘外，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地方。看到神父，他突然想起打昨天起他还一直没吃东西呐。“有神父的地方一定有旅店，”他一边想一边从车上下来。穿过八月的烈日烤炙下的大街，走到车站对面一幢房子的荫凉处。屋里，留声机正在放送一张用过多年的唱片。一连饿了两天，小伙子嗅觉分外灵敏，一下子就闻出了这是一家旅店。他连忙进去，连招牌都没顾得看一看。招牌上写着“马孔多旅店”，这个名字恐怕他从来没有见过。
老板娘怀了五个多月的身孕。面色焦黄，她妈妈怀她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副模样。小伙子要了一份午餐，说：“愈快愈好。”老板娘不慌不忙地端上来一盘骨头汤翻青香蕉丁。这当儿，火车拉响了汽笛。汤盘里冒出喷香的、热腾腾的蒸气，小伙子透过雾气估摸了一下从旅店到车站的距离，顿时吓了一跳，坏了，要误车了。
他撒腿就跑，心急如焚地跑到门口。还没等迈出门坎，眼睁睁地瞧着火车开走了。他回到桌旁，肚子一点儿也不饿了。只见留声机旁边坐着一位姑娘。姑娘冷冷地瞅着他，神色挺吓人，好象要咬架的狗一样。这一天，小伙子第一次摘下了两个月前妈妈送给他的帽子。吃完饭，把帽子往两膝中间一夹。过了一会儿，他从桌旁站起来，似乎对误了车，在一个连名字都没搞清的小镇上度过周末并不感到焦急。他坐在厅堂的一个角落里，靠在硬邦邦的椅子背上。他在那儿坐了好久，根本没有心思听唱片。最后，选唱片的姑娘开口说话了：
“走廊上比这儿凉快。”
小伙子有点儿忸怩不安。和生人打交道，他总是害躁，不敢正眼看人。有时候不得不说几句话，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也是两码事。“好吧！”他回答说，脊背上一阵发凉。他打算摇晃几下，没摇动，忘记自己坐的不是摇椅。
“到这儿来的人都爱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那里比这儿凉快。”姑娘说。听那话音，好象姑娘要跟他攀谈攀谈。小伙子又是一阵着急。姑娘给留声机上弦的时候，他偷偷地睃了她一眼。看上去，她在那儿坐了有几个月了，兴许有几年了，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她给留声机上弦，叫它走动，而她自己却反而一辈子守在留声机旁不能动弹。她冲着小伙子笑了笑。
“谢谢，”小伙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尽量显得轻松自然一些。姑娘两眼盯住他说：“到这儿来的人都把帽子挂在衣钩上。”
小伙子的脸刷地一下子红到耳根子。姑娘用这种办法提醒他，弄得他挺紧张，挺不好意思，象是被人逼到墙角上一样。误车时的恐惧感再一次掠过他的心头。这时候，老板娘进来了。
“您干什么呐？”她问。
“他要把椅子挪到走廊上去，谁来都是这样，”姑娘说。
小伙子听出来了，她的话里带着戏弄人的口吻。
“撂着吧，”老板娘说“，我给您端个方凳来。”
姑娘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小伙子真不好意思。天气燥热，他一个劲地冒汗。老板娘把一个皮面的木头凳子搬到走廊上。小伙子正要跟过去，姑娘又开口了。
“弄不好，小鸟就会吓你一跳，”她说。
老板娘扭过头去，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这个动作很快，可是小伙子刚好看在眼里。
“你顶好闭上嘴，”老板娘说。说罢，又笑容可掬地看着那个小伙子。他已经不那么腼腆了，也想上前搭讪几句。
“你说什么？”他问。
“我说每天一到这个钟点，走廊上就掉死鸟，”姑娘说。
“别听她瞎说！”老板娘说。她弯下腰去，整理了一下中间桌子上的一束纸花，手指头神经质地在索索发抖。
“我瞎说？”姑娘说。“才不呢！前天你自己还扫走两只鸟呢！”
老板娘气咻咻地又瞪了她一眼。随即带着满脸的歉意想把事情的原委好好解释一下，打消客人的一切疑虑。“先生，是这么回事：前天有几个小孩儿把两只死鸟丢在走廊上，打算吓唬吓唬她。后来，又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她呢，就相信这些鬼话了。”
小伙子笑了笑，觉得这几句话有点儿滑稽。他搓了搓手，又扭过脸去看那个姑娘。她正在焦灼地望着他。留声机已经不响了。老板娘走进隔壁房间。小伙子朝走廊走过去，这时候姑娘压低声音说：
“我亲眼看见从天上掉小鸟的，你相信我的话，没错。这里人人都看见过。”
听了这句话，小伙子才弄明白为什么姑娘恋着留声机不肯走开，为什么刚才老板娘发那么大的火。
“是啊，”他颇为感激地说。说完朝走廊走去，又说，“我也看见过。”
外面，杏树荫下稍微凉爽一些。小伙子把方凳靠在门框上，头往后一仰，不由得想起了他的母亲。这时候，妈妈正坐在摇椅上，用长把扫帚撵鸡。想到这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异土。上个礼拜，他也许还觉得自己的一生象是一根直溜溜的光滑的绳子。一头儿是上次内战中的一个细雨朦朦的清晨，他出生在一所农村学校的茅屋里；另一头儿是他满二十二周岁的六月的上午。那一天，妈妈走到吊床跟前，送给他一顶帽子，上面附有一条：“送给我亲爱的孩子的生日礼物。”有时候，他闭得发慌，总爱回想起学校、黑板和那张沾满苍蝇屎的国别地图，以及挂在墙上的一长排罐子，罐子上方有每个孩子的名字。那里气候凉爽，是一个宁静的、绿荫荫的小镇。有几只长腿芦花鸡时常穿过教堂，躲到缸旁边去下蛋。他母亲是个忧郁的、沉默寡言的女人。每天傍晚，她迎着从咖啡林吹来的微风，坐下来纳凉。她说：“马瑙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然后，扭过脸来，看着在吊床上不声不响逐渐长大的孩子。“等你长大了，就懂得了。”可是，他啥也不懂；长到十五岁了，还是啥也不懂。以他的年龄而论，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平日生活闲散，长得很结实，只是有点儿呆头呆脑的。直到二十岁上，他的生活还不外乎是躺在吊床上翻几个身。这时候，妈妈患了风湿病，不得不离开执教十八年的学校。母子俩搬到一幢房子里住，有两间屋子和一个宽敞的院子，还养了几只芦花鸡，跟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那几只一样。
养鸡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生活。直到今年七月，他就干过这么一样活计。七月里，妈妈打算退休。她想，办理退休的事自己的孩子足以胜任了。小伙子很快就准备好了文件；甚至还说服了教区牧师把妈妈的洗礼日提前了六年，因为她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礼拜四，妈妈根据多年任教的经验，仔仔细细、不厌其详地叮嘱了他一番，他这才动身进城。随身带了十二个比索、一套换洗的衣服和一卷文件。至于什么叫“退休”，他的理解可以说是简单而又简单；照他想，所谓“退休”无非是政府应该付给他一笔钱，好用来养猪。
天气闷热，小伙子晕头胀脑地坐在旅店的走廊上，蒙蒙胧胧地打瞌睡。他根本没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他盘算着，明天火车一返回，眼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他一心想着礼拜天继续上路，而且再也不会光顾这个苦热难挨的小镇了。快到四点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讨厌的、粘粘糊糊的梦。边睡边想：真遗憾，没把吊床带来。猛然间；他想起衣服包和退休文件全部落在火车上了。这才倏地惊醒过来，一想到妈妈，又是一阵惊悸。
镇上掌灯的时候，小伙子站起来，往屋里搬凳子。他没见过电灯。看到旅店里腌腌的小灯泡，觉得十分新奇。再又一想；妈妈跟自己讲过这个玩意儿。他把小凳一直搬到饭厅里，竭力躲开那些象子弹一样撞击在镜子上的麻蝇子。目前的处境相当尴尬，天气又这么热，再加上小伙子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举目无亲的痛楚；这顿饭吃得勉勉强强。九点钟以后，他被带到旅店深处的一间糊着报纸杂志纸的木板房。半夜里，他做了个恶梦，象得了热病似的。在这同一瞬间，在离开旅店五条街的地方，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仰面朝天躺在帆布床上，心里想：有了晚上的经历，他可以充实一下准备早上七点钟用的布道辞。在一片蚊蚋的嗡嗡声中，神父穿着紧腿斜纹布长裤正在歇憩。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穿过小镇，给一位妇女行临终涂油礼。回来时，有些激动，神经有些紧张。他把圣器放在床旁边，躺下来温习布道辞。神父面朝屋顶；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听到远处一只石行鸟的报时声时也没睡着过一会儿。神父打算起床，他费力地爬起来，一脚踩着了铃铛，砰地一声仆倒在坚硬粗糙的石头地上。
肋间一阵剧痛，疼得他几乎不省人事。这时；他觉得身体的重量、罪孽的包袱、年龄的负担一古脑儿压了过来。脸颊碰在硬邦邦的石头地上。往常，在准备布道辞的时候，他脚踩着这块石头地，就能具体地设想出通往地狱的道路该是什么样子。想到这里，神父不禁大吃一惊，喃喃地说：“耶酥啊，我再也起不来了！”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他啥也没想，甚至没想为自己祈求一个善终。一刹那间，他象真的死去了一样。可是，醒转‘过来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和恐惧了。门下面透进一线灰蒙蒙的光亮，远处传来凄凉的鸡啼声。他还活着，而且清楚地记得布道辞上的每一句话。
他抽下门闩，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了。他不仅不感到疼痛，反而觉得这一跤似乎把他摔得年轻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充满鸡啼声的潮湿的蓝色空气。全镇的善善恶恶仿佛都被他吸进心田。他朝四下里扫视了一眼，似乎要习惯一下周围凄清孤寂的气氛。在静悄悄的、朦胧的曙光中，他看到走廊上躺着一只、两只、三只死鸟。
神父两眼盯着三只死鸟，一连看了几分钟。在布道辞中他提出要为小鸟的成批死亡赎一次罪。他慢慢地踱到走廊的另一端，拣起三只死鸟，又回到水缸边上，打开缸盖，下意识地把死鸟一只一只地扔进静静的、碧绿的水中。“三加三等于六，一个礼拜里就是六只，”他想。心中突然一亮，他意识到一生中不平凡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七点钟，天气开始热起来。在旅店里，那位唯一的顾客正等着吃早餐。管留声机的姑娘还没起床。老板娘走过来，好象在她那鼓鼓囊囊的肚皮里时钟正好敲击七下。
“哎！真倒楣，误了车了！”她用同情的口吻说，只是这种同情来得晚了一些。随后，她端来一份早餐：牛奶咖啡、煎鸡蛋和几片青香蕉。
小伙子想吃几口，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饿。天气越来越热，他可真有些发憷。身上热汗淋淋，憋得喘不过气来。夜间，没脱衣服，睡得很不安稳。现在头有点儿发烫。老板娘过来收拾盘子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妈妈，又是一阵发悸。老板娘身穿一件大绿花的新衣服，显得容光焕发。看见她的新衣服，小伙子才想起今天是礼拜天。“有弥撒吗？”他问。
“有啊！”老板娘说。“不过，跟没有也差不多，几乎没人去上面一直不肯另派一位神父来。”
“现在这位怎么啦？”
“大概有一百岁了吧。是个半疯子，”老板娘说。她一只手托着盘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好象在想心思。随后，又接着说：
“有一回，他在讲坛上赌咒发誓地说他看见了魔鬼。自打那以后，几乎谁也不再去望弥撒了。”
小伙子一方面心境不佳，另一方面受好奇心驱使想见识见识这位百岁老人，于是信步朝教堂走去。小镇上死气沉沉，没有尽头的大街上尘土飞扬，锌板顶的木头房子阴森森的，似乎无人居住。小镇的礼拜天原来是这个样子：街上看不见如茵的绿草，房子紧闭着纱窗，暑气蒸人，天空显得深邃、邈远。他想：这个小镇的礼拜天和平常日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在阒寂无人的街上走着，记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小镇的所有街道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他步入一个石头墁地的小广场，那里有一座带尖塔的白色建筑物，尖顶上立着一只木鸡，塔上的时钟指针停在四点十分上。
他从容不迫地穿过广场，登上教堂门口的三级台阶，登时嗅到一股陈年的汗臭，夹杂着烧香的气味；他跨步走进幽暗的、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
这当儿，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刚刚登上讲坛。正要开始布道，他看见走进一个年轻人，头上戴着帽子。只见他用一双明澈的、镇定的大眼睛端详着空荡荡的教堂。随后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歪着脑袋，两手搁在膝盖上。神父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外乡人。在镇上住了二十多年，只要镇上的居民，单凭身上的气味，神父也能说出他是谁。因此；他断定刚刚进来的小伙子是个外乡人。他朝小伙子迅速地瞥了一眼，看得出他不爱说话，有点儿忧愁，衣衫龌，皱皱巴巴的。神父心里想：“他大概穿着这身衣服睡了好多天了。”一股又讨厌又怜悯的感情掠过他的心头。可是，后来看到他在长椅上坐下来，一股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他要为小伙子做一次最美好的祈祷。“耶稣啊！让他别忘了摘掉帽子，我不想把他撵出教堂去，”他一边想着一边开始布道。
一开始，神父信口讲来，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声音低得连自己也听不见。他几乎听不见那从开天辟地就沉睡在他心灵深处的泉水发出的时断时续的清晰的淙淙声。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讲得清楚明确、顺理成章、头头是道。他觉得腹内一阵阵发热。同时，他也知道自己随灵魂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虚荣心。他一点也不傲慢，没有叛逆的念头，没有虚荣心，使他感到身心愉快的只是对主的纯真的爱戴。
雷薇卡太太在卧室里感到一阵阵发昏。再过一会儿，天气又要热得人没法活下去。可是，她不想离开这里，因为一切新鲜事物都会引起她莫名其妙的恐惧。否则的话，她早就把杂七杂八的东西装进放樟脑球的大箱子里，动身到世界各处游逛去了。听人说，她的高祖就是这样。然而，她心里明白自己注定要在小镇上了此一生，早晚会死在这两条走廊和九间卧室（她想，天气一凉快下来，立刻把卧室的纱窗换成玻璃窗）之间。于是，她下决心永远留在这里，每收拾一次柜子里的衣服，就下一次决心。她还决定给“我最最尊敬的表兄”写一封信，请他委派一位年轻的神父来。这样她又可以戴上那顶饰有小巧玲珑的天鹅绒花的帽子到教堂去参加秩序井然的弥撒，听一听条理分明、富有教益的布道辞。她想；明天是礼拜一。现在她要琢磨一下给主教的信怎样开头（布思迪亚上校说道，她的信开头总是写得不够庄重、缺乏敬意）。这时候，阿赫妮达风风火火地拉开纱门，大声喊道：
“太太，听说神父在讲坛上发疯了。”
寡妇哭丧着脸，把头扭向门口，露出一副苦相。
“他起码疯了五年了，”她说。一边继续收拾衣服一边说：
“大概又是看见魔鬼了吧？”
“这回不是魔鬼。”阿赫妮达说。
“那是谁呀？”雷薇卡太太漫不经心地随口问道。
“这回说是看见了流浪的犹太人！”
雷薇卡太太一听，立即觉得毛骨悚然，阵纷乱的思想掠过她的脑海，什么破纱窗啊、天气热啊、死鸟啊、瘟疫啊，不一而足。“流浪的犹太人”，她还是在遥远的童年时代的傍晚常听人讲到这个词。她的脸色变成死灰，浑身冰凉，一步步地朝阿赫妮达走过来。阿赫妮达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对啊！”她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说。“这下子我可明白了为什么小鸟会遭这么大的劫了。”
她感到一阵恐惧，当即蒙上一块绣花的黑头巾，象离弦箭似的穿过长长的走廊和堆满摆设的客厅，直奔临街的大门，走过两条街，来到教堂。在教堂里，“祭坛圣餐”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正在变颜变色地说：“……我发誓我看见了他。我发誓：今天清晨，我给木匠霍纳斯的女人行完临终涂油礼之后往回走的时候，在路上碰见了他。我发誓：由于主的诅咒，他的面色乌黑，每走一步都留下一撮热灰。”
话到此戛然中断，余音在空中回荡。神父控制不住两手的颤抖，全身不住战栗，一道冰冷的汗水顺着脊梁骨慢慢地流下来。他觉得很不舒服，浑身打战，口干舌燥，肚肠剧烈地绞痛，腹内响起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好象风琴的低音。这时，他又回到现实中来。
他看见教堂里有人了。愁眉苦脸的雷薇卡太太装模作样地从中间的通道走过来。她张开两臂，仰面朝天，露出一副阴冷、忧愁的神情。神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清醒地知道创造奇迹的并不是他；要是以为他在创造奇迹，那不过是虚荣心在作怪。他用哆哆索索的手谦卑地扶定木台的边沿，又继续讲下去：
“他朝我走过来，”这一次，他听到了自己的充满说服力的、
热情激荡的声音。“他朝我走过来，蓝莹莹的眼睛，一身粗毛，散发着一股公羊的气。我举起手来，以主的名义指斥他说：
‘站住，今天是礼拜天，不是用羊羔做牺牲的日子！”
布完道，天气越发地热了。在这个难忘的八月里，天气炽热，盛暑逼人。然而，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一点儿也不觉得热。他知道镇上的居民震慑于他的布道辞，又都匍伏在他背后了。不过，这并不能使他感到高兴。他马上就要走下讲坛，喝上两口葡萄酒，润一润嗓子，这也不能使他感到惬意。他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得劲，心烦意乱，在献身的最后时刻，精神愈发迷离恍惚。诚然，这种精神状态由来已久，只是现在的心神又有所不同。他心里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扰得他心神不安。神父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傲慢。正如他在布道辞中说的，傲慢象口渴一样是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结束了这次布道，说：
“毕达哥拉斯！”
安托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助手是个小孩子，脑袋剃得锃亮。他是神父的螟蛉子，连名字都是神父给起的。孩子朝圣坛走过来。
“快去化缘吧！”神父说。
孩子眨巴眨巴眼睛，转了个圈，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不知道盘子撂在哪儿了。”
可不是，已经几个月没有敛布施了。
“你到圣器室找一个大布包来，尽量多敛点儿，”神父说。
“我怎么说呢？”
神父两眼盯住他的助手的光秃秃的棱角分明的青头皮，沉吟片刻，然后揉揉眼睛。
“你就说为了驱逐流浪的犹太人，”他说。说着话，他觉得心里象压着块大石头。一时间，在寂静无声的教堂里，他只能听见大蜡烛的啪啪声和自己的激动的、艰难的呼吸声。之后，他把手撂在孩子的肩上。孩子用吃惊的圆眼睛望着他。神父说：
“敛完钱，把钱交给那个最早到这儿来的小伙子。告诉他，就说神父叫他去买一顶新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