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抑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己有数百年香火了。
庙宇座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儿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还灵光不灭。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它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而现在，随着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入监牢。等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真可惜啊。
假如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稍缓斩草除根，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的天才），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
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不胜枚举。
蓄有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整座整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言”，那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它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解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或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韦，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的古迹，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前门的钥匙。
突然，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座落在阿卡达或孟菲斯附近。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 ＊ ＊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了他们乐于称之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信奉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
以后便是十八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三千年的腐败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象在研究较高级的家禽，其实二者并无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总能换来果实。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很多怪异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深深地埋藏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了解了自己已经摆脱了的环境，欣赏了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这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宽容态度。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的书。
但是宽容是个很大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吸引力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将在哪儿歇脚。
既然如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恰如其份地解释我所谓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无名小辈的学生就应该拜倒在一本书之下，囵为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
我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一〇五二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它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目的，我不妨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线。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束缚在某个明确的宗旨上，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