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近两个世纪中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这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上帝知道还有些什么，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也或多或少都要用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
盛气凌人的历史学字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的专家不同，他们总是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来看待人们力图发现“历史法则”的努力。在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有用处的东西，在研究人类领域中似乎毫无用武之地。
也许是我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存在。迄今我们的收获鲜微，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我们探索的功夫也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让它们液化、升华，再从中提取出风毛鳞角的智慧结晶，而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真有点价值。
我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这里我暂借科学家的一纸名言，献上历史原理如下。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上乘之作，当所所有物理和化学的成份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物的有生物）便开始了。
把上面的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概念，就是：
“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脱颖而出。”
我举几个反面事例详细论述这个观点。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里也不会。
如果是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一夭到晚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冰上的捕海豹洞，那么伦勃朗就绘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假如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那他在生物学上就做不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奴隶，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那他也无法发明电话。
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的体魄却不很健壮，进取心也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糟糕。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这样。后来迁居到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了。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可吹嘘的，农业落后，在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地区，商业寥寥无几。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土手里，这当然无益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厚非，而且人高马大，经商的条件也不错，然而，这个国家却遭受了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厄运。一小撮船主把持了全部财富，还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这样，早期泰雅和西顿的政权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苦大众连起码的勤劳干活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他们变得冷淡、漠然，最后，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复辙，由于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而化为废墟。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五世纪时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在希腊出现了，它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奇怪的是，就连这也不是发生在本土上，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我在另一本书中描述了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沟通了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经过这些岛屿来到欧洲。他们的登陆既通了商，又把亚洲的思想带到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上，这个地方叫以沃尼亚。
这时离特洛伊战争还差几百年，希腊大陆的一些部落征服了这块长九十英里、宽仅数英里的疆域，先后建立了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在这些城市周围，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臻于成熟，使文明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有时可以与之并驾齐驱，却从未能超过它们。
首先，殖民城市居住了来自十多个民族的最活跃最有胆识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和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
第三，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给予广大自由人以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不提及气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于只经营商业的国家来说，气候并没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卸舱，只要不是冷得港口结冰，只要城镇没有被水淹没，居民们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感兴趣。
以沃尼亚的天气极为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问世之前，知识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城镇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死了家人，并为此而从无人知晓的地方逃到米莱图斯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他是比奥夏人还是啡尼基人？（用博学多才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是游牧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是一个多么显赫的世界中心。它的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就象如今的纽约一样），因此人们只是凭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不过多注意他的家底。
这本书不是数学史和哲学手册，因此无需为阐述泰勒斯的思想而多占篇幅了。只需提一下的是，他倾向于对新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这种风气曾在以沃尼亚盛行，那时罗马还只是远方一条不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小商镇，犹大人还是阿西利亚人的俘虏，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还是狼嗥鬼叫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