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有一个叫内布查尼萨的，是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裔正是在与撒沃依家族的无休止的争吵中决定和瑞士的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加入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维登堡的联合犹如相互利用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不是相互爱慕基础上的结合。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传开，所有热衷于各种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的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到了莱芒湖边。他们干劲十足，开始宣讲迄今活人所能想出的最怪诞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里憎恶这些业余预言家。他深知他们只会对自己所标榜的事业带来危险，他们是热情的战士，但走错了路。他休息了几个月后，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准确、简练地写下他希望新教民能够掌握的对与错的界线。这样，谁也不能挪用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呀。”他和朋友德里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进行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
接着，他为年轻人编写了一本庞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
为下一步行动清扫了道路之后，他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范，开始建立一个公国。加尔文象其它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是现代基督徒，倒更多象个古典犹太人。他嘴上崇拜上帝耶稣，但心里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感情压力很大的时候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卑贱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明确无误，以至于在他的见解和暴力办法之间不可能找到折衷物。两千年来，各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想以暴力达到目的。
所以战争一爆发，所有有关的人便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合上福音书，在血泊和雷鸣中兴高彩烈地打滚，沉迷于《旧约》的以眼还眼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的确是场战争，而且很凶残。没人乞求生命保障，也没有饶恕，加尔文的公国实际上是个军营，任何个性自由的表现都逐一被压制了。
当然，这一切的取得并非没有阻力。一五三八年，组织中比较开朗的份子的出现对加尔文形成很大的威胁，他被迫离开了城市。但到了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又一次掌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土们响亮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又回到了罗呐河的城堡。从此他成为日内瓦没有王冠的国王，在以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自从伊齐基尔和埃兹拉的年代以来还没人见过。
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意为：“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它最好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中的整个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
路德的本性和大部分日耳曼人的一样，是感伤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上帝的话才足以向人们指出通向永恒世界的道路。
这大不确切了，不适合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可以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漫长黑暗，还有能使人忘记自己目的的各种诱惑。
然而这个新教牧师却不会走弯路，他是个例外。他知道所有陷阱，也不会被收买。如果偶尔要走出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就很快能使他认清自己的责任，在会上，所有名符其实的正人君子都可以自由地相互批评。因此他是所有真切追求拯救的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我们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偶尔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处，了解一块看来很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有完全的命令权，哪个傻爪胆敢不听命令，强言厉语便会劈头盖脸泼下来。
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的教士也有同样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别人扶起来的人，他们高兴地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一意孤行的人只要想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离开大学，那只手便抽回来变成了拳头，击出又快又可怕的惩罚。
在其它许多宗教组织里，教士也喜欢使用同样的权力。但是地方长官嫉妒他们的特权，极少允许教士与法庭和行刑官并驾抗衡。加尔文知道这些，在他的管辖区，他建立了一种教会纪律，实际上超过了法律。
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怪异的错误历史概念，坯流传甚广，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与条顿人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憎恨所有的管辖。数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在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很庞杂，却比战前普鲁土政府的效率低很多。官员们上班迟到早退，领子也系得不周正，还抽着劣等纸烟。要不然他们就乱搞一顿，引起人们反感，象东欧的政府官员一样，而公众却很温顺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这对于一个醉心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真是使人惊讶。
加尔文钟爱集权，是个理想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已经接近了拿破仑成功的诀窍。但他不象那个伟大的皇帝。缺乏个人的雄心大志，他的胃口很差，也没有幽默感，只是个严肃得可怕的家伙。
他为了寻找适应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翻遍了《旧约》，然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把它做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一夜之间，罗呐河的这座迷人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云集之地。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者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着市民的私下议论。谁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便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检查他的所有论点，解释从哪里、怎样得到那些向他灌输有害思想使他迷失路径的书的。被告如果有悔过表示，使可免刑，判处他到主日学校旁听。如果他固执已见，便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区内露面。
但是与所谓的“教议会上院”发生矛盾，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在邻村玩一玩滚木球，如果被控告（常常会这样），便有理由被狠狠责骂一番。玩笑，不管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最坏的形式。婚礼上搞一些智力题目就足够啷铛入狱了。
渐渐地，新天国里充满了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生活变得无比复杂，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允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于是建立了优秀的学校和第一流大学，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有趣的集体生活，以吸引大家的剩余精力，使人忘记苦难和限制。加尔文的制度如果完全不考虑人的情趣，就不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近三百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事业做了些什么，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在前面几页历数了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那个时代有诸如圣巴陀洛梅大屠杀和铲除许多荷兰城市的野蛮行径，困此期望一方（弱的一方）实现等于坐以待毙的美德完全是荒谬无稽的。
但这并不能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和塞维图斯的罪责。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尚且可以说，雅克·格鲁艾有重大嫌疑煽动市民暴动，是图谋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但是，塞维图斯很难说是对社会安全，也就是对日内瓦构成任何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