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变更，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一六八八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也紧跟着他坐船来了，同船的还有英格兰王后。从此，他的生活安定无事，高寿到七十二岁才瞑目，成为人们尊敬的作者，不再是吓人的异端者了。
内战是件可怕的事，却有一大好处。它可以清洁气氛。
十六世纪英国的政见分歧耗尽了这个国的多余精力。其它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间或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教会，象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被戴上颈手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不已。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维护宽容的书，也不至于身受责难。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粗人，不亚于监狱中的小偷。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专横从发源地被赶出去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倍受欢迎的栖身之地。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刚搬进那片土地的人们的性格，不如说是因为新世界比旧世界更具有广阔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小岛，人口稠密，只是大部分人有立足之地，人们如果不愿意再履行古老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律，所有的生意都会终止。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范围不知有多大、财富多得难以置信的国家，是一个只住有寥寥无几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这种妥协就没有必要了。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产生了防范坚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教，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年月以后，这种情况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查理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住上了人，这是人称“朝圣神父”的一小伙人。朝圣者一般是指“为表达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这个意思讲，“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僧恨别人所崇拜的天主教教义，为了离开它才离开英国。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到达这里时正赶上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描写说，他们决意继续旅行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们学荷兰语，不然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纯朴的人居然不图报恩，却跑去做什么美国公民。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住在贫民窟里，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国家里谋求生路的确很难。据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入远胜于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便起程去弗吉尼亚。谁知遇上了逆风，马萨堵塞岸边的水手又笨手笨脚，他们就决定就地住下，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险了。
但是他们虽然逃脱了淹死和晕船的危险，却仍然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大多是英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开创生活的能力。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凉，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象样的食物而死去。只有很少的人熬过了三个冬夭，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的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可是由于随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吞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使马萨诸塞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达数世纪之久。
清教徒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灾难重重，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了。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一刀两断，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摩西和纪登的后裔，很快会成为西部印地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没有办法聊慰自己的艰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们受难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是错误的。谁要是含蓄地说清教徒的所做所为并不完全正确，便会由于观点不同而遭到虐待，不是被无情地鞭苔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驱赶出境，除非他们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毫无贡献，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歪打正着，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颇不少见。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教士专制以后，涌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各种形式的教士统治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厌恶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体。
这个发展过程很缓慢，却很有点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结果是，撰写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颇为现代化的原则，经过验证，这些原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有巨大价值。
可是在这以前，新世界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是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原籍在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迁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干得很不错。他们起先是新教徒，但是乔治·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烦透了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便又回到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甭管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帮半文盲的教士。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似乎多才多艺，他的倒退（那时很严重的罪名！）并没有使他丧失他的皇上主子的恩宠。相反，他被封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获得了各方帮忙的许诺。他先在纽芬兰试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赶出了家门，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要这些危险分子做邻居。巴尔的摩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等获准就死了。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四年冬天，“方舟”号和“鸽子”号两只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命令下，穿过大西洋，于一六三四年三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国家叫马里兰，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亨利四世本来计划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计划却被一个发疯的僧人用匕首打破了，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丢了脑袋。
这个移民区迥然不同，它不剪除印第女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度过了好几个困难年头。首先移民区里有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是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才来的。后来清教徒也踏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专横。这两伙人都是亡命徒，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带进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地的州。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在马里兰的土地上都被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让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安安静静的别惹事。但是，家乡的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不久，马里兰人就害怕不管哪一方获胜，他们过去的自由都会丧失。因此，一六四九年四月，刚刚获得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的消息以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就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这样一段，很出色，
“由于宗教对思想的高压统治在所及的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份政权的安定，为了保护居民相互之间的友爱和团结，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理由，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和迫害。”
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国家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的杰出政治能力和非凡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赞扬。后来，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废除了《宽容法》，以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取而代之，它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却除外。
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一六六〇年，斯图亚特分子重新当权，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掌马里兰的大印。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本国获得了完全胜利，因此硬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奋战，但他们看到要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是不可能了。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宣告终止。
新教徒胜利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