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博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扬名远近的让步是不彻底的办法。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谢世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很后悔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宽宏大量的表示，便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以后的一七九一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无论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象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践踏了一五一六年法国和罗马教庭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齿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退职饿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作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况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散乱不堪，连采取对付宪法的敌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由于他们似乎都不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一九二五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议会已经很快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乱，它导致了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想徐图渐进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之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无情无义的人手里，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这种情况。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竟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质，已经为时太晚了，这就象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枉费口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了这场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重一个东西：蛮横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智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他们原想给予荣誉的人们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销声匿迹，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寻者变成了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他们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气忿不己，香人的气味使他们的脸色发白，引起他们早已忘却的狂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划分一年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没有主心骨了。
但这时间并不长。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宾俱乐部里，不论怎样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无缥渺的主张还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就忍耐不了。旧上帝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制造出一个合于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于是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实身份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个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很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追随者早已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这是一个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哲学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