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人生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义理”、“仁”与“人情”的准则之中。在他们眼里，“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地图上的各个地域一样被明确地划分为几个部分。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许多圈子所组成。每个圈子都各有特别的详细规则，人们评价他人不是从他的整个人格来判断的，而只是说他们“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指责某人不公正，而是明确指出他在那个特定领域内没有达到公认的准则。他们不是指责某人自私或刻薄，而是明确指出在某个特定领域里那人违反了规则。他们并不援引什么绝对规则或万灵准则。那些被认可的行为是按该行为所属的领域而定的。一个人在“尽孝”是一种行为准则；他只在“尽义理”或者“在仁的圈子”里又是另一种角色——在西方人看来如此。甚至每个“圈子”的规则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方式确立的。当其中的条件变更时，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对主君尽“义理”是要求绝对的忠诚，但一旦主君侮辱其家臣，家臣即使发起叛乱也不过分。直至1945年8月，“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改变了对“忠”的要求之后，日本人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表示愿与外来者合作。
这真使西方人迷惑不解。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据其秉一性一”行动的。我们区分好人和坏人【原文为：Separatethesheepfromthegoatsb，语出《新约》马太福音25：32，耶稣把聚集在他面前的万民分成义人和该诅咒的人，就象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以后就以分别绵羊山羊学来比喻区别好人坏人。——译注】，是看他们是忠诚不二还是背信弃义，是和衷共济还是刚愎自用。我们给人贴上标签加以分类，预期他们以后的行为也将类似于其以前的行为。芸芸众生，或是慷慨之士，或是吝啬之徒，或乐善易处，或存心多疑，或属自一由派，或属保守派。我们期待人们信仰一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始终如一地反对相反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欧洲战争经验中，有通敌者，也有抵抗者，但我们不认为在欧战胜利日之后通敌者会改变立场，我们这一推测完全是正确的。在美国的国内政治论争中，我们承认有诸如“新政拥护派”和“新政反对派”这样的不同派别，并判定当新的形势出现时，这两个派别还会继续按各派特有的方式行动。如果有人从篱笆的一边转到另一边——如异教徒变为天主教徒和“赤色分子”变为保守派——这种变化必须被确切地说成是转向，并有与之相符的新人格形成。
西方人对统一人格的信仰当然并不一定始终是正确的，但它决不是幻想。在大多数文化中，不管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男男一女女都想像自己是作为某类特定的人而行动的。如果他们对权力感兴趣，使以别人对自己意志的服从程度为基准来测定其失败与成功。如果他们的兴趣在于为人所一爱一，那么在无人可接触的情况下，其愿望就得不到满足。他们总是想像自己或是威严公正的人，或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或是一个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模范。他们通常根据自己的秉一性一来塑造一个完美的整体【原文为德文Gestalt，可音译为格式塔，意为组织结构或整体。——译注】。这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秩序。
西方人很难相信日本人能够在没有一精一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我们的经验中并不包括如此极端的可能一性一。然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我们所认为的矛盾——却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中，如同统一一性一深植于我们的人生观中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懂得在日本划分的各个生活“圈子”中并不包括任何“恶的圈子”。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这只是意味着他们不把人生看成善恶两股力量相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的存在看成是一场戏，这场戏要求在一个“圈子”与另一个“圈子”之间，在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之间，刻意保持平衡，每个“圈子”和每种行动方针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如果每个人根据其本一性一行动，每个人就都是善的。如前所述，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道德箴言只是证明中国人是一个需要此类东西的民族，这证明了中国人的劣等一性一。他们说，日本人不需要包罗万象的伦理一性一戒律。若借用先前已引用过的乔治•桑索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见解，即使不用包罗万象的原理，他们也可以充分说明坏的行为。每个人的灵魂原先都闪耀着德一性一的光辉，就像一把利剑一样，但如不经常砥砺，它就会生锈。他们所谓的“身上之锈”如同剑上之锈一样可恶。人必须像一爱一护剑一样一爱一护自己的人格。但是即使生锈了，在锈层之下闪闪发光的灵魂依然存在，如再擦它一下，就可重新发亮。
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使他们的民间故事、小说和戏剧在西方人读来特别不得要领——除非我们能像经常所做的那样改写一下情节，使之适应我们的要求：人物一性一格的统一，善与恶的冲突。但日本人不是这样看待这些情节的。他们的想法是主人公陷入了“义理与人情”、“忠与孝”、“义理与义务”之间的冲突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由于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义理”的责任；或是由于他无法同时既偿付在“忠”方面所欠之债，又偿付在“孝”方面所欠之债。他为“义理”而不能躬行正义（“义”）。他迫于“义理”而牺牲家庭。如此描述的冲突是属于两种本身都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之间的冲突，这些义务都是“善”的。在两种义务之间作选择如同欠了太多债的债务人所进行的选择，眼下他只得先偿还一部分，而将其他部分置之不顾，但他偿还一笔债务并不能因此免除其他债务。
有关故事主人公生活的这种看法与我们西方人的见解适成鲜明对比。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被视为一个杰出的人，是因为他们“择善而行”，并同恶人作斗争，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德行取胜”。故事应以皆大欢喜来结局，好人应得好报。然而，日本人却对英雄人物的“轰动事件”的故事有一种永不知足的嗜好。这些故事是说主人公在对社会的债和对名誉的债难以两全其美时，最终选择了死作为解决办法。这样的故事在许多文化中都成了教人屈从悲惨命运的故事，但在日本，正好相反，它是显示进取心与坚定决心的故事。主人公竭尽全力履行。某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轻视另一种义务，但最后他们还得与他们先前所藐视的“圈子”了结欠账。
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是《47一浪一人的故事》。这在世界文学中没有很高的地位，但对日本人却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每一个日本小孩子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而且还知道次要情节。这个故事经常被人讲述、刊印，还被改编成一套现代的通俗系列电一影。47一浪一人的墓世代是令人向往的朝圣一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去祭奠，留下自己的名片，于是墓地周围经常是一片雪白。
《47一浪一人的故事》的中心主题是对主人的“义理”。在日本人看来，它描写的是“义理”与“忠”、“义理”与正义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义理”当然公正地取胜——以及“为义理的义理”【原文为“merelygiri”。日译本为“一遍义理”，意力只是走走形式。——译注】与无限的“义理”之间的冲突。它描写的是1705年的历史故事，当时正是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根据近代日本人的梦想，那时的男人就是男子汉，在履行“义理”对毫无勉强之意。47位流一浪一的武士把名誉、父老、妻室、姐妹、正义（“义”）等一切都献给了“义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忠”，一个个自一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