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
第十三章 进步和生活程度的关系
第一节 活动程度和欲望程度；生活程度和安逸程度。一世纪以前英国安逸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节制人口增殖的办法大大提高工资。但由于从新开发国家中易于取得食物和原料，所以很少向那方面发展。
首先让我们进一步继续在第三篇讨论活动与欲望时所遵循的思路。在那里，我们有理由认为，经济进步的真正关键，是在于新的活动，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现在我们就当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加以研究；即在生活方式和所得率的变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其中之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视作另一个的原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又可以视作它的结果？
生活程度一词在这里指的是适应需求的活动的标准。因此，生活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知识，能力和自尊心的增加；在开销方面更加审慎，只满足食欲而不增加力量的饮食，避而不用，有损于身体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加以拒绝。全民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大大地增加国民收入和各行各业所得的份额。
任何一业或一行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将增进他们的效率，从而增加他们的实际工资，它将使国民收入稍有增加；并使其他行业能以比其效率稍小的成本得到帮助。
但是，许多学者曾认为对工资发生影响的不是生活程度的提高，而是安逸程度的提高；这个名词含有祗增加人为的需要之意，其中低级趣味也许占优势。的确，安逸程度的总的增进，很可能带来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并为新的高级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而从前既没有生活必需品又没有生活方便品的人们，由于安逸的增进，无不生气蓬勃，干劲冲天，不论他们对这种安逸所持的态度如何粗陋而偏重于物质因素。
因此，安逸程度的提高，也许将引起生活程度的某些提高；如果这样，则它有增加国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
不过，当代和以前的一些著作家的看法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仅是欲望的增加就有提高工资的趋势。但是，欲望增加的唯一直接结果势必使人们比以前更加痛苦。如果我们把它在增加活动或用别的方法提高生活程度方面可能发生的间接效果撇开不谈，则只有减少劳动的供给它才能提高工资。这点应该加以较详细的讨论。
第二节 续前。
如已经所指出的，在一个粮食不易进口的国家中，如果人口历代都是以很高的几何级数不断地增加着，则劳动与资本向自然资源所索取的总产量仅够维持和培养新生一代的费用。即使我们假定几乎全部国民收入都归于劳动，几乎没有任何份额分配给资本家或地主，则上述命题也是真的。如果定量在该水平以下，则人口增长率势必下降；除非维持和培养费用缩减，结果降低效率，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因此减少所得。
但事实上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许得到较早的节制，因为一般人多半不会把他们的消费局限于生活必需品；一部分家庭收入无疑地要用在与维持生活和效率关系不大的那些满足上。这就是说，多少超过维持生活和效率所必要的那种安逸程度的保持，势必使人口增长的节制，比家庭支出和养马或蓄奴的支出所用原则相同时所达到的那个阶段要早得多。这种相似还有更多的方面。
维持充分效率所必要的三个条件——希望、自由和更动——是奴隶很难办到的。但是，狡猾的奴隶主照例出资搞一些简单的音乐或其他娱乐，其用意和他供给药品相同。因为经验表明，奴隶生活的单调，像疾病或煤渣拥塞炉道那样浪费。如果奴隶的安逸程度提高到这样的地步，除非供给他们以昂贵的安逸品，甚或奢侈品，虽处罚和死亡的恐惧也不能使他们工作，那末，他们就会得到这些安逸品和奢侈品。否则他们就像一群不能自食其力的马一样，而行将消失。果真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主要由于获得食物的困难而被迫下降，如英国一百年以前的情况那样，则劳动阶级只有减少他们的人数，才能摆脱报酬递减规律的压力。
但是，他们现在不必这样做，因为这种压力并不存在。
1846年英国港口的开辟，是铁路发达的许多原因之一，这些铁路把南北美和澳洲的广大农田同海口连接起来。在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小麦运给英国工人食用，其数量足以维持他的家庭，而所用总成本只占他工资的一小部分。人数的增加，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使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共同运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效率有所增进；因此，倘新事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增加得足够快的话，则它可以使工资在某方面的提高相当于在另方面的下降。当然，英国人并不是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的；他不能用像靠近广大的处女地时那样少的劳动获得自己的粮食。但是，它对他的成本，现在既然是主要由新开发国家的输入量所决定，所以大都不受本国人口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如果英国人能使自己在生产换取进口粮食的那些产品上的劳动效率提高，那末，他将能以少于自己所用的实际成本获得粮食，不论英国人口的增长迅速或迟缓。
当全世界的麦田利用到极点时（如果粮食不能自由输入英国，这个时期的到来甚至更早），则英国人口的增加的确可以降低工资，或起码使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而来的上涨受到节制。在这种场合，安逸程度的提高，只能由限制人数的增加，才可以提高工资。
但是，当英国人民现在获得丰富的进口粮食的时候，他们安逸程度的提高，并不能只靠它对人数的作用来增加他们的工资。此外，如果工资的上涨是由于采取了某些压低资本利润率的措施，而这种利润率甚至低于吸收资本的能力比英国大的那些国家中所能有的水平，那末，它就会节制英国资本的积累，并加速资本的输出。在这种场合，英国的工资，较之其他国家，不仅会相对下降，而且会绝对下降。反之，如果安逸程度的提高使效率大大增加，那末（不论它是否伴随着人数的增加），它会使按照人口的国民收入增加，并使实际工资的上升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例如，工人人数减少十分之一，而每个工人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多，这不会使工资有多大的增加；因此，每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减少十分之一，人数不变，一般会降低工资十分之一。
上述论点当然是和这一信念一致的，即一个工人团体能够在短时间内用使他们劳动稀少的办法，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的成功远不能持久。他们所建立的那种防止他人分沾利益的反社会的障碍不论多么坚固，渔利者总是有机可乘：有的人回避这种障碍，有的人在这种障碍的掩护下，有的人却利用这种障碍。同时发明开始用别的方法或从其他地方获得该团体认为在生产上拥有局部垄断的那些东西；而对他们甚至更加不利的是，新东西的发明，和推广使用，这些东西几乎满足相同的需要，但不使用他们的劳动。因此，在短时间以后，力图以垄断巧取豪夺的那些人，就会发觉他们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同时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总量却缩减了。在这种场合，他们的工资就大大下降。
第三节 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调节活动的种种努力。过度的劳动时间并不经济。但是不长的劳动时间缩短一般会减少产量。因此，虽然它的直接结果也许可以刺激就业，但是除非这种剩余时间是用来发展更高级的和范围更大的活动，那就会很快地减少相宜工资下的就业量。资本输出的危险。从观察材料中寻找真正原因的困难。直接结果和最后结果往往背道而驰。
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紧张过度，长时间工作很容易使人疲乏，以致他很难身心俱佳，而往往远低于此种状态，甚或生病。就一般而论，计件付酬比计时付酬时他的劳动强度较大，如果情况果然如此，短工时特别适合于实行计件工作的那些工业。
如工作时间、所做工作的性质、工作所处的物质条件和报酬方法，是造成身体、心灵或身心二者巨大耗损的原因，并导致生活程度的降低，如缺乏产生效率所必需的闲暇、休息和睡眠，则这种劳动从一般社会观点来看是不经济的，如同个别资本家使他的马或奴隶工作过度或营养不足所造成的浪费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缩短工作时间，只会暂时减少国民收入，因为一旦生活程度的改善有时间对工人的效率发挥充分作用之后，他们的干劲和智力的增加以及体格的增强，就会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作。因此，即使从物质生产的观点来看，最后也没有损失，像把一个有病的工人送到医院去恢复他的体力一样。下一代所关怀的是把人们，尤其是妇女从过度劳动中解救出来，这种关怀至少像遗给它相当数量的物质财富一样有价值。
上述论点认为这种新加的休息和闲暇能提高生活程度。
而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些工作过度的极端场合下，这种结果，势所难免。因为仅仅减少紧张就是上升一步的必要条件。
最低级的那些诚恳的工人，工作时很少卖劲。但他们没有持久力，其中许多人是如此疲累不堪，以致他们也许在短时间以后能在较短的工作日内完成像目前在较长工作日内所完成的工作。
此外，有些工业部门，现时对贵重设备的利用一天才只有九至十小时；在这些部门中，逐渐推行八小时，甚或八小时以下的双班制是有利的。这种变革需要逐渐加以推行。因为现有的熟练工人在数量上还不足以使这种计划在所有宜于它的工厂内同时采用。但是，有些机器在用坏或陈旧以后，可在较小的规模上加以替换，而另一方面，许多新机器一天使用十小时没利，可以使用十六小时；一旦这样实行以后，它就会有所改进。这样，生产技术的进步较快，国民收入就会增加；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而无须节制资本的增长，或使它流入工资较低的国家中去。而社会各阶级都能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利益。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因为机器的日益昂贵和陈旧的迅速，使机器在二十四小时中闲置十六小时所造成的浪费变本加厉。不论在哪个国家中，这种变革会增加纯产品，从而，增加每个工人的工资；因为从总产品中减去的机器、设备和厂租的费用比以前要少得多。而英国的技工，技巧高明，精力过人，如果他们使机器一天充分开工十六小时，即便自己只工作八小时，所增加的纯产品要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为多。
但是，决不应该忘记，这种缩短工作时间的倡议，只适用于那些使用或能够使用贵重设备的行业；而在许多场合，例如在采矿业和有些铁路工作部门中，已经采用了轮班制，差不多使设备经常开工。
因此，余下的许多行业，其中缩短工作时间，势必减少目前产量，未必能立即提高效率，使每人所完成的平均工作量达到原有的水平。在这种场合下，工作时间的变动，就会减少国民收入。其中所引起的大部分物质损失，由工作时间遭到缩减的那些工人负担。的确，在某些行业中，劳动的稀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以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但是，劳动实际价格的上涨，照例造成产品需求的减少（部分原因由于代用品使用的增加），同时也引期待遇较差的那些行业中的工人的流入。
第四节 续前。
仅仅用使劳动稀少的办法就一般能提高工资的这一坚持不渝的一般信念，是值得加以解释的。首先，这种变动的当前和永久的效果如何不同，甚至往往相反，是很难设想的。人们懂得，当电车公司门外有许多合格的人等待工作时，那些在职的工人所想的往往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要求提高工资。如果没有这些人，则雇主们就不能抗拒提高工资的要求。他们详细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如果电车工人工作的时间短，同时在现有路线上电车所跑的里程距离又没有缩短，那末，势必要雇用较多的工人，雇用时也许按较高的小时工资，也可能按较高的日工资。他们明白，在着手进行一件事业，例如建造一所房或一只船时，无论如何一定得完成，因为半途而废是得不偿失的。其中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部分较多，给别人留下去做的工作部分则较少。
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果需要加以讨论，这些结果虽比较不是迫使人接受的，但却更加重要。例如，假使电车工人和建筑工人人为地限制自己的劳动，则电车路线的扩展将受到妨碍；在筑路和司机方面所雇用的人数将减少；许多工人和其他的人，过去也许乘车，而现在势必步行进城；许多的人本来可以在郊区享有花园和新解的空气，不得不挤塞在城中；尤其是工人阶级将无力租用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能租用的适当住屯；建筑行将减少。
总之，限制劳动可以不断地提高工资的这一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面。即永久固定的工作基金是存在的，亦即不论劳动价格如何，总有一定量的工作必须要做。
而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相反的，工作的需求来自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它来自工作。某种工作较少，对他种工作的需求也较少；如果劳动稀少，则所办的事业势必较少。
其次，就业的恒久不变，取决于工商业组织，并取决于安排供给的人预见到需求和价格的未来变动，从而调整自己行动的成效。但是，这点并不能因工作日较短而有所补益。的确，实行短工时制，如不用双班制，就会阻止贵重设备的使用，而这种设备的存在使得雇主很不甘心歇业。差不多各种人为的限制工作，总会引起磨擦，从而，往往使就业无常趋于增加，而不是减少。
的确，如果泥水匠或鞋匠不受外部竞争的影响，则他们仅仅用缩短工作时间或其他办法减少各自所完成的工作量就有机会提高自己的工资；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只能以国民收入的其他分配者的较大损失总额为代价，因为国民收入是国内各业中的工资和利润的源泉。这一结论由于下述事实而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事实是经验所证明、分析所阐明的，即运用工会策略提高工资的大多数事例，出现在那些工业部门里，这些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许多工业部门所协同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在策略上占优势的任何一个部门，能把归于其他部门的成品价格的一部分攫为己有。
第五节 续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坚持节制劳动的供给一般能永久提高工资这一信念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低估了劳动供给的变动对资本供给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事实，而且就其影响所及，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由于泥水匠或鞋匠的减产所造成的损失，某些部分将由劳动者阶级以外的人负担。一部分无疑地落在建筑业或制鞋业的雇主和资本家肩上；一部分由房屋或鞋的富有的使用者或消费者负担。此外，如果各劳动者阶级都用限制他们劳动的有效供给来提高工资，则由于国民收入的减少而来的大部分负担在短时间内势必落在本国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的肩上；但只是在短时间内。因为投资纯收益的大量减少，会使新资本品的供给迅速逃往国外。鉴于这种危险，所以有时主张，铁路器材和国内的工厂设备不能出口。但是，差不多全部原材料，和大部分生产工具，每年都被消费掉了，用坏了，或陈旧了，而它们都需要加以补偿。补偿规模的缩小，再加上游离出来的一部分资本的出口，也许会使本国在几年之内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如此减少，以致工资反而会远远降至现有的水平以下。
虽然资本的输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遭到许多困难，但是，资本家由于相当的企业理由和情感上的偏好，宁愿在国内投资。因此，使一个国家更宜于居住的那种生活程度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势必抵消导致资本输出的那种投资纯收益下降的趋势。相反地，用减产的反社会的策划来提高工资的做法，势必使一般富有的人不得不移往国外；特别是那些资本家阶级，他们的企业精神和甘于克服困难对劳动者阶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坚持不渝的主动性，有助于国家的领导地位，而在促进那些提高效率的生产工具供给量的增加，从而，保持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能提高人们的实际工资。
工资的普遍上涨（不论是怎样造成的），如遍及全世界时，就不会使资本从一处移向他处，这也是真的。全世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主要通过生产的增加，有希望及时上涨；但部分原因也由于利率的下降，和大于维持甚至从最广泛意义上说的有效率的工作和文化所必要的那种收入的相对（如果不是绝对的话）减少。但是，提高工资的种种方法，即用减少而不是增进效率的手段以维持较高的安逸程度的方法，是违反社会利益的，也是近视的，从而会引起迅速的报复。大多数国家采取这些方法的机会也许绝少；如果几个国家采用了这些方法，则向提高生活程度和效率水平迈进的另一些国家，就会迅速把大部分资本和核心力量从采取那种卑鄙限制政策的国家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第六节 续前。
在这种讨论中，有必要坚持一般的推理；因为直接诉诸经验是困难的；而如果轻意引用经验，那只能导致错误。不论我们看的是工资及其改变以后不久的生产的统计，还是改变以后长期中的统计，突出的事实很可能主要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那些原因。
例如，假使工作时间的缩短是罢工胜利的结果，那末很可能，选定举行罢工的时机是工人在战略上处于优势的时机，是一般商情使他们有可能增加工资的时机，如果工作时间没有变动的话；因此，这种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多半比实际上更加有利。此外，有许多雇主曾订了合同而且必须履行合同，在短时间内他们对短工时比以前对长工时所出的工资可能还高。但这是骤然变动的结果，而且只是昙花一现。
如上所述，这种变动的直接结果多半与后来的那些更加持久的结果相反。
相反地，如果人们过度疲累，而工作时间的缩短又不能使他们立即振作起来，则工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改善，从而效率的提高与工资的增加，就不能立即显现出来。
此外，工时缩短后几年之内的生产和工资的统计，所反映的很可能是国家的景气。特别是该业景气的变动，以及生产方法与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分出工时缩短的影响，像分出咆哮的海浪上掷一石子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同样困难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明辩两个问题：是否某种原因有产生某种结果的趋势，和是否该原因必然产生该结果。开开水库的闸口有使水位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同时有较大的流量在另一端流入水库，则与开开闸口相随的是水位的上涨。同样，虽然工作时间的缩短，有使那些未曾充分开工而又无法实行双班制的行业减产的趋势，但是，它很可能伴随着由于财富和知识的普遍增进而来的生产增加。不过，在这种场合，不管而且也不是由于工时的缩短，工资会有所增加。
第七节 职工会的最初目的是在于提高工资，同时也在于使工人具有独立性，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这种尝试的成功证明他们的主要武器——共同章程——的重要性。但是严格执行该章程的条款往往造成虚假的劳动标准化并挫伤积极性和驱除资本，以及其他方面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
在现代英国，差不多所有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运动都是由工会指导的。对工会的目的和结果给予充分的商榷，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一般结社、工业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上面。但是关于工会政策同生活程度，工作和工资最有关的那一部分，在这里还必须加以说明。
职业上的变动不居，使一代某群工人的工资和工业政策对下一代该群工人的效率和生产所得的能力的影响，不论好坏，都模糊不清。年青一代的培养费用的来源——家庭收入，现在很少来自一业。子从父业者，较不多见。强而有为者（任何职业的报酬有助于其性格的形成）多半到别处谋求较高的待遇，而弱而放荡者多半降于其下。因此，用经验证明任何职工会为提高会员的工资而作的努力，在提高借助于高工资而培养的这一代的生活程度和工作水平方面是否卓著成效这一问题，变得愈来愈加困难。但是某些显著的事实仍然十分突出。
英国职工会的目的原在提高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程度。
最初给它们以巨大刺激的是这一事实，法律直接或间接地准许雇主结社以规定工资，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严禁工人结社，违者受罚。这种法律不仅使工资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人的意志力受到压抑。他的视线是如此有限，以致他完全纠缠在周围的琐事上，而对国家大事毫不关注，因此，除了和自己及其家庭与邻人直接有关的事情以外，他很少考虑任何世事。与其他同业工人结社的自由，势必扩大他的视线，使他思索较大的一些问题，它会提高他的社会责任感，虽然这种责任也许染有大量阶级利己的色彩。因此，早期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进行的斗争，即凡雇主在自由结社中所能做的事，工人同样也可以做，既是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其实又是为取得与真正自尊和广大社会利益相符的生活条件而作的一种努力。
在这方面，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职工会组织曾使熟练的技工，甚至和许多种不熟练的工人有可能用大国外交中所常见的那种严肃、克制、庄重和先见来同他们的雇主进行谈判。它曾使他们一般地认识到：单纯进攻的政策是一种愚蠢的政策，军事手段的运用主要是为保持有利的和平。
在英国的许多工业里，工资调整委员会顺利无阻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来避免在小事上浪费精力。如果一个工人认为雇主或工头对自己的工作或报酬的规定不公，而发生异议，即雇主首先要求职工会的书记仲裁，他的决定一般为雇主所接受，当然也必须为工人所认可。如果这种具体纠纷牵涉到调节委员会过去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原则问题，则此事可以提交雇主联合会和职工会的书记开会讨论。如果他们达不成协议，则可以交给工资调节委员会处理，最后如果争论的利害关系至大，双方互不让步，则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罢工或雇主的停工而由双方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职工会在处理这种冲突中几代以来都起着模范作用，而这种冲突在方法上和一世纪以前的劳资冲突一般地有所不同，正如现代文明民族之间光明正大的战争和野蛮民族之间凶恶的游击战争有所区别一样。在国际劳工会议上，英国代表的那种克制、谦虚和目的的坚定，是其他国家的代表所不及的。
但是职工会服务的这种光明磊落，给自己提出了相应的义务。所谓位高者从不轻率。它们不得不对那些夸大它们能用特殊伎俩（特别是当这种伎俩含有反社会的因素时）来提高工资的人存有戒心。的确，不受指责的运动是极其罕见的。
差不多在各种伟大的事业中，总潜伏着一些破坏作用。不过这种弊害不应加以曲解，而应慎重检验，以收息事宁人之效。
第八节 续前。
职工会借以取得它们按平等条件和雇主谈判的权力的主要手段是关于对某工种一小时工作或对某种计件工所应付的标准工资的“共同章程”。习惯和法庭对工资的那种相当无效的规定，虽然阻止了工人的闹事，但也保护他使不受极端的压迫。但当竞争成为自由竞争的时候，无组织的工人在同雇主议价时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甚至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雇主们一般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协定，雇用劳工不得争相抬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单独一个厂往往能雇用几千工人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紧密而巨大的议价力量，而为小职工会所不及。
的确，雇主们在不争相抬价方面的协定和谅解并不是普遍的，而且也往往得到破坏或回避。的确，如追加工人的劳动纯产品大大超过他们所得的工资，则贪婪的雇主不顾同业的愤慨，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确，在先进的工业地区，这种竞争足以保证大量工人的工资不能长期大大停留在他们纯产品的等价之下。有必要在这里重提这一事实，即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是一个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的纯产品：因为有些主张厉行章程的人曾确实认为，竞争有使有效率的工人的工资和无效率的工人（他的效率如此不高，以致雇主刚能雇用他）的纯产品相等的趋势。
但事实上竞争并不起这样的作用。它并没有使相同职业中的周工资相等的趋势。它有使周工资和工人们的效率相适应的趋势。如果甲将从事的工作为乙的两倍，则是否增雇工人尚犹疑不定的那个雇主以四先令雇用甲和各从两先令雇用两个乙是同样有利的交易。决定工资的因素可以从从四先令雇用甲和以二先令雇用乙的那一边际场合同样清楚地看出来。
第九节 续前。
一般说来，职工会通过运用那种使工作和工资趋向真正标准化的章程，特别是当伴以尽量发展国家资源，从而增进国民收入的增长的真诚努力时，而既对自己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工资的任何上涨，或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它们用这些合理方法所能获得的就业，多半对社会福利有益，它多半不会挫伤企业心，不会使那些大政治家的步调失调，也不会使资本大量外流。
而运用趋向于错误标准化的章程时，情况却有所不同。它有使雇主对较无效率的工人和对较有效率的工人支付同等工资的趋势；或它阻止任何人担任他所能胜任的工作，理由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不属于他的范围之内。这样来运用章程显然是反社会的。采取这种行动的确比表面上看来也许有更坚强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往往由于职工会人员对他们所负责的组织上的技术完善的热忱而有所夸大，因此，那是这样一些理由，外界批评虽不表同情，对它们却也许有用。
我们可以首先讨论一个现在意见分歧比较小的突出事例。
在职工会还不懂得充分自尊的时代，错误标准化的形式屡见不鲜。对使用先进生产方法和机器曾多方刁难；并且企图对一种工作按久已过时的方法完成时所用劳动的等价来规定它的标准工资。这又有维持有关工业特定部门中的工资的趋势；但这只有通过大大缩减生产的政策才能办到，这种政策如普遍成功，就会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减少全国按适当工资的一般就业量。杰出的职工会活动家由于禁止使用这种反社会的措施而对国家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虽然某一开明工会部分地脱离它的高尚原则，引起了1897年工程业中的大纠纷，但是这种错误很快地得到克服，至少在其主要方面是如此。
此外，与错误标准化有关的，至今仍为许多职工会采用的一种办法是，坚持使一个不复能从事一整标准劳动日工作的年长工人取得全部标准工资。这种做法使该业的劳动供销稍受限制；而似乎对实行它的那些人有利。但是它不能长期限制人数：它对职工会福利基金的压力往往很大，因此，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一般也是鼠目寸光的。它大大降低国民收入，并使年长的工人在无聊的闲散和不适于自己的那种艰苦劳动的勉强挣扎中任选其一，它是苛刻的，反社会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个更加可疑的事例。划定各群工人职能的界限是实行章程所必要的。每个城市技工应力求精通某部门的工作，自然对工业的进步有利。但是一个好的原则往往被实行得过火，而产生弊端，如果一个工人不准做他所从事的对他来说是相当容易的某一部分工作，借口是这种工作在技术上属于另一个部门。这种禁止在生产大批同类商品的厂中为害较小。因为在这些厂中有可能把生产任务安排得对许多不同工种的每种工人大致雇用一个整数，所谓整数是指其中没有在别处谋部分生计的各种工人。但是这种禁止对小雇主，特别是对那些居于在一二代内能导致有助于国家领导地位的那些伟大成就的阶梯的最低级的人的压力很大。即使在大厂中，这种禁止也增加了这样的机会，即当时很难为自己找到工作的人，将被送往别处谋职；从而，在短时期内扩大了失业队伍。这样看来，划定界限，如适可而止，对社会是一件好事，如为它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小心利益而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坏事。
第十节 与货币购买力特别是商业信用的变动相联系的困难。
其次我们可以考察一个更加微妙而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共同章程似乎失灵的问题。其所以失灵，并不是由于对它的运用粗暴，而是由于它所解决的任务要求它比现在或比所能拟定的在技术上要更加完善。问题的焦点在于标准工资是用货币来计算的。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前十年与后十年有所不同，并且年年都有急剧的波动，所以僵硬的货币标准不能成为真正的标准。使这种标准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这就是反对极端运用共同章程的一个理由，因为这将不得不使用如此僵硬而不完善的一个工具。
上述考虑之所以更加迫切，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短时期内使价格上涨并使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信用膨胀的过程中，职工会有要求增加标准货币工资的自然倾向。那时雇主们甚至对那些尚没有达到完全正常效率水平的工人也情愿支付很高的工资（用实际购买力计算很高，而用货币计算则更高）。
这样，只具有二等效率的工人也获得很高的标准货币工资，实现了参加职工会的愿望。但是不久信用膨胀停止，继而出现了衰退，物价下落，货币购买力上升，劳动的实际价值下降，而它的货币价值降得更快。膨胀时期所形成的货币工资的高标准，现在高得甚至使那些充分有效率的人也不能提供适当的利润。而在效率水平以下的那些人更不值这种标准工资了。
这种错误的标准化对该业有效率的成员并不纯粹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有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的趋势，正如年长工人的被迫赋闲使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加一样。但是只有通过缩减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从而缩减它们的劳动需求，才能有这样的增加，职工会越坚持这种政策，国民收入所受的损害越大；而按适当工资的全国就业总量就越小。
如果各工业部门发奋建立几种劳动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工资标准，一俟物价高涨的巨潮过去以后，就赶快降低适应这种暴涨的高额货币工资标准，则在长期内各部门都会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调节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是如果对通过阻碍任何工业部门的生产而取得的高额工资势必增加其他部门的失业人数这一事实有普遍而明确的认识，则也许会很快获得这种调节。因为对失业唯一有效的药方就在于不断地使手段和目的相适应，这样才能使信用建立在相当可靠的预料这个坚固基础上面；信用的任意膨胀（一切经济病症的主要原因）才可以限制在狭隘的范围内。
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便加以论证。但是略需加以解释。穆勒说得好，“构成商品支付手段的东西仅仅是商品而已。各人用以购买他人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由他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构成的。一切卖主不可避免地都是买主（就此词的意义来说）。如果我们能把全国的生产力立即增加一倍，那末，我们就会使各个市场的商品供应增加一倍，但是同时我们会使购买力增加一倍。各个人的供给和需求都增加一倍，各个人所能买的东西增加一倍，因为各个人拿出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一倍”。
虽然人们有购买能力，但是他们也许不愿使用它。因为一旦破产动摇了信心之后，资本便不被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公司。兴修铁路，无人问津，船只停航，新船定单绝迹。
对掘凿机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需求，对建筑业和发动机制造业的工作的需求也不大。总之，在任何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中，工作很少。这些行业中的资本家和熟练工人所赚极少，从而购买其他行业的产品也极少。其他行业发觉它们的商品销路很小，生产减少；它们的收入减少，因此，它们的购买量也减少。对它们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使它们对其他行业的商品的需求也减少。商业恐慌弥漫全国，一业的恐慌使他业失常，而他业又对它起着反作用，并加深它的恐慌。
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心。如果信心可以恢复，并用它的魔杖触动所有的工业，使它们继续它们的生产和它们对其他各业商品的需求，则这种灾难大都会立即消失。如果生产直接消费的各业同意继续开工，并像往常一样互相购买商品，那末，它们就会互相提供获得适当利润率和工资率的手段。生产固定资本的那些行业也许不得不等待较长的时间，但是当信心恢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资可投的那些人决定了如何投资的时候，它们也会获得雇用的。有信心就会使信心更足；信用增加了购买手段，从而物价有所回升。已开业者会获得适当的利润，新公司将要成立，旧企业将要扩大；不久甚至对那些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的工作也有适当的需求。关于重新全部开工并为自己的商品相互提供市场一事，各业当然是没有正式协定的。但是工业的复苏是通过各业信心的逐渐而往往是同时的增加来实现的；一俟商人们认为物价不会继续下降，工业就开始复苏，而随着工业的复苏，物价上涨。
第十一节 关于社会进步的可能性的临时结论。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许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低层需要加以特殊对待。但是提高非熟练劳动的工资的捷径，莫过于使各阶层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如此完备的教育，以致一方面它大大减少那些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人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于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人对自然控制的主要源泉）的人的数量。而真正的高生活程度是不会达到的，除非人学会了善于利用空闲时间：这是剧烈的经济变革为害的许多迹象之一，如果这些变革超过了人类从长期自私自利和斗争中继承下来的那种性格的逐步转变。
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使我们知道：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这些力量是经常起作用的，日益壮大的；它们的影响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比乍看起来要更加微妙而复杂；考虑不周的巨大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它特别提醒我们，政府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使这种占有是逐渐地稳步地实现的，像较负责的“集体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对社会繁荣的损害比初看起来要大得多。
从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发明的不断进步和费用浩大的生产设备的不断积累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不得不想到，使我们驾驭自然的无数发明差不多都是由独立的工作者所创造的；全世界的政府官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小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集体所有的几乎全部贵重生产设备，是用主要借自企业家和其他私人储蓄的资金购置的。集权政府在积累集体财富方面有时也作了巨大的努力，也许可以指望，在将来先见和忍耐将成为大部分劳动阶级的共同财产。但是事实上，把进一步控制自然界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委托给一个纯粹的民主政府，也会引起巨大的风险。
因此，显然有很强烈的理由害怕，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除非在实行以前，全体人民已养成现在比较罕见的那种忠于社会福利的能力，会挫伤人类的积极性和阻碍经济的进步。虽然这个问题此刻不能加以讨论，但是它也许把私人和家庭生活关系中最美丽而和谐的东西毁其大半。这些就是使那些慎重的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急剧改造是害多益少的主要理由。
此外，我们不得不想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虽有缺点，但不像一般所说的那样多。实际上英国有许多技工的家庭，美国这种家庭甚至更多（尽管在那里曾发现了巨大的宝藏），它们会因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而受到损失。因此，人民群众的境遇虽然通过废除一切不均而在短时间内自必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甚至暂时也决不会改善到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那种黄金时代给他们规定的水平。
但是这种审慎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现时财富分配不均的默认。许多世纪以来，经济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贫困伴随着巨大财富是没有实际必要的，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的。财富的不均，虽没有往往被指责的那样厉害，确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的那种方法而能减少这种不均，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虽然算术提醒我们，把一切所得提高到超过特别富有的技工家庭业已达到的那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到该水平的应加以提高，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该水平以上的所得，自然是合算的。
第十二节 续前。
对那些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赚一整日工资的“社会残渣”（它的人数很多，虽然现在有不断减少的征兆），需要采取迅速措施。这个阶层，除了那些绝对“不能就业的”人以外，也许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人。但那是一个需要特殊处理的阶层。经济自由制度对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论从道德或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许是最理想的制度。但是那些社会残渣却不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如果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教育儿童，则盎格罗撒克逊的自由通过他们势必贻害后代。把他们置于像德国所流行的那种家长制纪律之下，对他们有利，而对国家更有利。
要解决的祸害是如此紧急，以致迫切地需要一种反祸害的有力措施。这样一个建议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即：政府当局给男工和女工都规定一种最低工资，在这种工资以下，他或她都可以拒绝工作。如果行之有效，则它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会欣然接受，而不顾它会引起某些副作用，和在某些毫无理由的场合下把它用作要求严格的虚拟工资标准的手段。虽然最低工资计划的细节，最近，尤其是近二、三年以来，曾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它的基本困难似乎还没有得到正视。除了澳大利西亚的经验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在那里，每个居民都是大地产的部分所有者，近年来，有许多年青力壮的男男女女都移居到那里。而这种经验对我国人民来说也用处不大，因为他们的活力曾为过去的济贫法和谷物条例所伤，为工厂制度（当不理解它的危险时）的滥用所害。任何实用可行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对那些赚不到最低工资，从而不得不请求国家补助的人的人数统计上面；特别要查明其中有多少人大体上可以维持生活，如果可能听其工作并在许多场合下以家庭而不以个人来调节最低工资的话。
第十三节 续前。
讲到那些身心相当健康的工人，大致可以作这样的估计。
只能胜任非熟练劳动的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适宜于低级熟练劳动，而不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又不能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行动迅速自如的，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世纪以前在英国进行同样的估计，则比例会截然不同。除普通的农业工作外，不适宜于任何熟练劳动的，也许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适宜于高级熟练劳动或责任重大的工作的，也许还不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因为那时并不把人民教育当作国家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一种经济。如果这是唯一的变动，那末，非熟练劳动的迫切需求势必迫使雇主对它支付几乎和对熟练劳动一样的工资。熟练劳动的工资会略有下降，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会上升，直至这两种工资大致相等为止。
尽管如此，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资，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资还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练劳动的工作没有被自动机器和其他机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作还要快，那末，这种工资平均化运动也许会进行得更快些。因此，现在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些。的确，有几种历来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地，所谓“非熟练”工人现在往往所须操纵的工具是这样的精巧昂贵，以致不便为一世纪以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应用。
这样看来，机械进步是各种劳动报酬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严重的控诉，其实不然。如果机械进步慢得多，即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资比现在要低些，而不会高些。因为国民收入的增长会受到如此大的限制，以致甚至熟练工人也不得不对一小时工作的所得还不及伦敦瓦工六便士的实际购买力而感到满足，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当然还会更低一些。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倘生活上的幸福取决于物质条件，则收入足以提供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之时，可以说是幸福开始之日。此后，收入增加一定的百分比，将增加大约等量的幸福，不论收入何似。这种粗浅的假设导致这一结论：贫苦阶级中实际工人的工资（比方说）增加四分之一，对总幸福的增益，比其他阶级中相同人数的收入增加四分之一要大些。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阻止了绝对的痛苦，消除了堕落的积极因素，并通向幸福之路，而这是收入的其他比例增加所不及的。从这点来看，贫苦阶级从机械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进步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们的工资统计数字所代表的要大些。但是力求用这样低的成本来进一步增加福利仍是社会的当务之急。
可见，我们必须力求使机械的进步大力向前发展，并减少不能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的劳动供给，以便使全国的平均收入增加得甚至比过去还要快些，使每个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份额增加得更快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向近几年来的那种方向迈进，但须更加努力。教育必须更加普及。学校教师必须懂得他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因为几先令买来的报刊上的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就容纳不了。他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个性、能力和才干；因此甚至那些轻率的父母们的子女也有机会被培养成下一代的审慎的父母。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大量使用公款，而这种公款必须用来提供新鲜的空气和场所，以供工人阶级住宅区的儿童作有益的游戏。
这样看来，国家似乎需要对贫苦的工人阶级本身无法举办的那种福利要大力资助，同时要坚持室内必须清洁，适于日后成为强壮而有责任感的公民居住之用。每人应有若干立方呎空气的强迫标准必须加以稳步提高，这和不准建造房前房后没有适当空地的高楼的规定结合起来，将加速工人阶级从大城市的中心市区移向可能有较空旷场所的那些地方。同时国家对医药卫生的补助和管理将在另一方面减轻贫苦阶级的儿童迄今所受的压迫。
非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培养得能够赚取熟练劳动的工资；而熟练工人的子女有必要用同样的方法培养得能够担任更加负责的工作。挤入中下阶级，对他们不但不利，而确实有害。因为，如所指出的，只会书写和记帐实际上属于比熟练手工劳动还要低一级的劳动，它过去之所以高于熟练手工劳动，只是由于普及教育曾被忽视。
任何一级的儿童挤入高于他们的那一级，对社会往往既有利，而又有害。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最贫困的阶级的存在确是一种罪恶，促进该阶级人数增加的事，不应当做，而应当帮助不幸生而为该阶级的那些儿童来摆脱这个阶级。
在上层技工中有广阔的天地；而在上层中产阶级中对后进者也有广阔的天地。正是由于这个阶级的卓越人物的创造和智慧，才出现了大多数的发明和改良，而这些发明和改良使今天的工人有可能拥有几代以前最富的人也不常有的那些安逸品和奢侈品。没有它们，英国甚至不能给她现在的人口提供充分的普通食物。如任何一个阶级的子女厕身于那些从事新发明并把这种发明应用在实际建设上的一小群人之中，那确是一种纯粹的巨大收获。他们的利益有时很大，但是他们为世界赚得的也许比为自己多一百倍以上。
的确，许多巨大的财富是由投机，而不是由真正建设性的劳动得来的。这种投机大多是和反社会的策略，甚至和对一般投资者所凭恃的那些消息的蒙蔽分不开的。补救的方法不易，也许永不会完善。用简单的法令来控制投机的那种草率的作法，结果不是无效，就是有害。但这是经济研究的那种日益壮大的力量有希望在本世纪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的问题之一。
在许多其他方面，祸害可以通过对社会在经济上的慷慨捐输的广泛认识而有所减轻。富人对社会福利的热心，可以大大有助于收税人尽量利用富人的资金来为穷人谋福利，并可以消除贫困之害。
第十四节 续前。
上面讨论了财富的不均和贫苦阶级的微薄收入，特别提到了它们使人不能满足需要和阻碍自然发育的种种影响。但是这里如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不得不提请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正确地使用一个家庭的收入和利用它所拥有的机会的那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财富，是各阶级极其罕见的一种财富。甚至英国各劳动阶级每年用得不当钱约有一亿镑，其他阶级约有四亿镑。虽然缩短劳动时间在许多场合下的确会减少国民收入，降低工资；但是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也许更加理想，如果所引起的物质收入的损失可以全由各阶级抛弃那种最无谓的消费方法来补偿，如果他们能学会善于利用自己的闲暇。
但遗憾的是，人性的改善很慢，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比在学会善于利用闲暇这方面慢了。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里，懂得善于工作的人比懂得善于利用闲暇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利用闲暇的自由，人们才能学会善于利用闲暇。没有一个缺乏闲暇的体力劳动者阶级，能够具有高度的自尊并成为完全的公民。在使人精力疲竭而无教育意义的工作之后，有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个场合，像在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正是青年人的能力和才干对于道德家和经济学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一代最迫切的任务是给青年人提供发展其所长并使其成为有效率的生产者的各种机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条件是长期免于机械劳动的自由；和有上学与进行各种有助于个性发展的游戏的充分时间。
即使我们只考虑到那些因生活在父母都过着不幸生活的家庭而使青年所受的损害，对他们加以适当的体恤对社会也会是有利的。能干的工人和优秀的公民多半不是来自那些母亲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或父亲不到半夜不回家的家庭。因此，社会即使与限制那些守矿车者和工作本身并不繁重的其他人员的过长的值班时间，一般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十五节 续前。
在讨论使各种不同工业技巧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的困难时，曾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适应不会完全准确，因为工业方法的变动很快，而工人的技巧在他掌握以后还要用四十年，甚或五十年。上述困难的关键多半在于生活习惯和思想情感的持久性。如果我们的股份公司、铁路或运河的组织有缺点，我们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在几世纪以来的战争、暴力和卑鄙下流的放荡行为中形成的那些人性因素，用一代的时间也是不能大大加以改变的。
现在像往常一样，那些高尚而热心的社会改造家们曾给他们的想像所便于虚构的那种制度下的生活描绘了美丽的图景。但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像，其所以不负责任，就在于它从这一虚伪的假设出发，即在新制度下人性将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一世纪内，甚至在有利的条件下也是不可企求的。
如果人性可以得到这样理想的改造，那末，即使在现存私有财产制度下，经济上的慷慨捐输也会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源于人类天性的那种私有财产就成为无害的了，同时也成为不必要的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提防那种夸大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并忽视以往更严重的类似灾难的诱惑；尽管某些夸张在短时间内可以刺激我们和其他的人更加坚决地要求立即消除现有的这种灾难。但蒙蔽正义事业的真相和蒙蔽利己勾当的真相同样有害，而往往更加愚蠢。悲观主义者对我们时代的描绘，再加上对过去幸福的那种浪漫的夸张，必然有助于抛弃那些工作虽缓但是踏实的进步方法，有助于轻率地采纳许下更大诺言的其他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像江湖医生的烈性药一样，在立见微效的同时，却播下了长期到处腐烂的种子。这种不耐的虚伪为害之大仅次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麻痹，即在我们现代资源和知识的条件下，对不断毁坏无数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处之泰然，并以我们时代的灾难总不及过去这种感想来安慰我们。
现在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这部分研究。我们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很少，因为在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以前，一般有必要来考察它的经济全貌，更不用说它那伦理方面和其他方面了。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经济问题多少直接地取决于信用，对外贸易和垄断组织的现代发展的错综作用和反作用。但是我们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在某些方面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困难的问题，懂得它们就可以研究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