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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异国

发布时间:2023-03-14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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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异国

升洲和祖鞠每前进一步都免不了会有绊脚石或意料不到的沟坎。升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人生坎坷多于平坦。其实,我们并不是处处不顺,而是预先没有作周密的考虑才到处碰钉子的。可如果把困难和“钉子”想得太多,又会缩手缩脚,畏葸不前,干不了大事。虽说未雨绸缪才能有备无患,才会少跌跤,撞南墙的事也不会多。但是,这种瞻前顾后、四平八稳的人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平平淡淡的日子中尝不到生活的乐趣,体会不到人生的真正价值。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神,敢闯敢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放在眼里的人,人生中多的是冒险故事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行为,但也不乏失败之谈。假如没有了这种勇夫,这个世界恐怕会变得平淡无奇,没有生气。可要跟着这帮人去闯天下,难免要遭受一番难以忍受的折磨。

我随着这帮人来到了这块举目无亲的土地——地球的另一半,在那儿所发生的丢人败兴的事是一件接一件。刚到圣保罗机场,祖鞠的第一句话就是“应当让那些大鼻子给我们照张相”。可照相机用英语怎么说,谁也不知道。从机场出来,我们被领进倭人街的老式饭店,一进门就是一股难闻的霉味。从窗户往外一看,到处都是晾着的旧衣服。显然,这里是个贫民区。看着这一道道令人不快的风景线,我们心里犯开了嘀咕。崔先生赶忙上去把饭店的窗户

关上,还自我解嘲地说,这个地方是专为韩国人准备的特级饭店。

后来,升洲花钱包了个被称为“白马”的白人女和一个被称为“黑马”的黑人女,一起在恋宾馆过夜,喝得醉醺醺的,三个人折腾了一宿,也算给他解了解馋,如愿以偿。第二天早晨,升洲一只手拉着“白马”,另一只手牵着“黑马”,一起到免费提供早餐的宾馆餐厅去吃饭,结果看到听到的都是鄙视的目光和“哼”、“呸”的唾骂声。本来几个人约好要到里约热卢去,可为了芝麻大点小事——他们争论什么东西最能壮,有人说是大蒜,有人说是银杏,有人说是枸杞子,有人说是蜗牛——争得连上飞机的时间都误了。几个人风风火火跑到机场一看,离起飞还有四五个小时呢。于是,就说起了风凉话:“慢子的巴西人真有意思,飞机连个钟表都不安,几点走连个准点儿都没有。”结果,这句话犯了“众怒”,不少巴西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吓得我们直吐舌头,不由得发出了“哎哟,我的呀”的感叹。

走到哪儿都留名的祖鞠,游览两棵树瀑布的时候,在一块石头上写下了“天上地下,惟我独尊,1992,11,祖鞠到此一游”几个大字,原本想显示自己才华不凡,却遭到了游客们的斥责。

令人笑掉大牙的是,几个人跑去看脱衣舞,不知从哪儿响起了声,吓得他们就像鸵鸟钻沙子,撅起屁股钻到了桌子底下。

起初,几个人以为无论哪个西方国家说的都是英语,所以祖鞠就着半生不熟的洋泾浜英语四处搭讪,巴西人以为他不是地球那边来的贵宾就是外星人,对祖鞠十分尊敬。实际上,这几个人都是第一次去国外吃洋面包的乡巴佬。

有一天,他们在饭店里煮方便面吃,打扫房间的进来了,把他们几个吓了一大跳,赶忙用床单去包泡菜,不料泡菜汤把床单弄成了大花脸。几个人为赔款——究竟谁该出多少钱——还发生了争执。第二天,他们又在屋子里烧下酒菜——烤乌贼,结果,隔壁房间的人向饭店举报说有人在焚烧体。饭店保安跑来追查,祖鞠抬起了两条说,是自己的脚臭味儿太大,不是在烧什么东西。保安听信了他的话,蒙混过关了等等……讲起我们在巴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要说我们在巴西干的“公事”嘛,倒也有那么几件。

有一天,我们被请到了崔先生的双马汽车发动机进口专卖店。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几位侨民联合会的负责人和侨民餐厅的老板。就像让我们到巴西航空公司公关部去访问一样,这次去发动机专卖店也并不知道要干什么,只能跟着崔先生的屁股打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崔先生在这些人面前把我们几个人吹得天花乱坠,说升洲是韩国最大的广告及赛事企划公司董事,祖鞠是电视制片人,说我是蜚声文坛的作家、笔杆子很硬的记者。后来崔先生才跟我们说,之所以这么介绍,是出自工作需要,希望大家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清楚他这么胡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祖鞠倒是很高兴,打那以后,如果谁叫他的名字时不在后面加上“总监”两个字,他就装没听见,不予理睬。看,祖鞠到国外不是“出息”多了吗?

祖鞠对侨民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也和当地报纸一起搞了个座谈。后来,他又在崔先生的斡旋下,和一位创办了一份四开版隔周发行的侨民报纸的报社社长见了面(报社成员就他一人)。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社长的谈话是在一间韩国餐厅进行的。祖鞠向老社长建议,找一个可容纳四千人的剧场,外带餐厅,把驻巴西使馆的人、侨民公司的经理、侨民体负责人、演艺界人士等组织起来,搞一场高尔夫比赛。而且既然大家已经到巴西来了,自然少不了来场足球赛。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唤起巴西五万侨民的国心,让韩国侨民第二代对祖鞠产生一种自豪感。祖鞠越说越激动,最后站起来,举起了两个紧攥着的拳头嗷嗷地叫。手心攥着的写有“四千座位”、“五万侨民”字样的字条都被汗水洇模糊了。老社长似乎也被祖鞠讲演般的谈话所打动,坐在那儿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

“祖鞠,听了你的高谈阔论,我真有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老社长用著名韩国作家李河写的随笔《新绿礼赞》中的词句,对祖鞠的宏图大志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评价。

通过和老社长谈话才知道,三十年前,这位同胞为了摆脱贫困,不顾晕船呕吐的折磨,吃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巴西,经过多方周折,终于站住了脚。其实,移居巴西的韩国侨民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犯了见不得人的事,为了逃避惩罚才跑到这儿来的。这里的侨民为了向韩国乡亲炫耀,只要听说从韩国来了人,必定弄一辆名牌小轿车接送。几年前,他们一定会领着韩国来人去参观自己的水马桶,以示生活比在韩国还要优越。可这位老社长听了祖鞠“宏伟”的计划倒有些动心了,他从祖鞠非凡的谈吐气质里看到了祖鞠飞速发展的辉煌前景,从而,这个祖鞠的形象也就成了自己祖国的象征。最后社长激动得抓住祖鞠的手,让他一定把李美子和罗勋雅请过来。祖鞠这下可来劲了,满面春风,得意洋洋,认为自己的市场调查算是成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计划,那就是要选定一个“韩国日”并正式宣布。为此得和圣保罗市市长见一次面,后来市长实在挤不出时间,这项日程就取消了。在这五天时间里,崔先生忙了个四蹄朝天,不断跑东跑西为我们张罗,领着几个商家到处奔波,就像真的大富豪一样手机成天响个不停,时不时地用熟练的葡萄牙语训斥这个训斥那个。虽然崔先生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他是个大忙人,是个地位比较高的生意人,这一点印象是很深刻的。

临回国的时候,崔先生到机场送我们,从脸上的表情看,他和我们难分难舍。崔先生问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祖鞠说:“在巴西英语并不是通用语,所以很难交流思想,至于其他方面嘛,我还是十分满意的。”他拍着崔先生的肩膀,着洋泾浜英语说:“祝你成功!”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祖鞠和升洲成了侨胞心目中的大人物,在乘机入口处,我说:“足球明星贝利还得再联系一下。”崔先生回答得很干脆,“这个问题不大。”一听这话,我的心也就放到肚子里去了。

“贝利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儿童节这一天请他出来一下怎么样?”崔先生说:“那就试试看吧!”祖鞠一听,又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

在以后的二十个小时里,我们只想伸伸腰,或者平躺一会儿,因为经济舱的活动空间很窄小,人站起来刚够伸直脖子。老那么一个姿势坐上二十个小时,真够受的。可我们一到汉城的金浦机场,祖鞠和升洲就一人一句地说开了:“我真有点怀念巴西了。”祖鞠还说:“如果能再到巴西去,我就算把老婆卖了也得凑够这个钱。”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升洲却说:“你小子本来心思就不在老婆身上,而在‘鸡’身上,卖老婆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升洲这样不咸不淡地顶了一句,祖鞠再也不说话了。

崔先生的“打猎”战术的确产生了特殊效果,从此以后祖鞠和升洲就被拴在崔先生的战车上了。

回国以后,他们首先和那些演艺界人士进行交涉,这两个人心里念念不忘的不光是巴西的自然景观,还有比自然景观更漂亮的野鸡小姐。每想到这一点,他们就激动不已。可是,此时国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不是别的,而是总统选举。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什么违法选举呀,犯法无人究啊,模拟投票啊等等的话都出来了。有人说,军政统治实在太长了,他们只关心杆子、刀把子,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平头百姓简直活不下去了。一天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时间看报纸。还有人说,选谁当总统,与我有什么关系,无论谁上台,对老百姓都一个吊样。街谈巷议,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总而言之,不过问政治者占大多数,政治朝哪个方向发展似乎都是政治家的事,与自己无关。对各个派的总统候选人众人也是各执一词,说法各异,有些人因为候选人是自己的同乡、同学,或是同龄人、朋友而十分感兴趣。因为如果他当上了总统,自己也就能谋上个一官半职。有的人则十分重视候选人的外表,看他长得帅不帅,读的书多不多,言谈举止像不像回事,甚至连候选人的领带打的是单结还是双结,笑的时候露出来几颗牙齿都注意到了。有的人对某位候选人有了感情,看他什么都顺眼,有的人讨厌某位候选人,就看哪儿都不舒服,死了都恨不得再给他补上两刀子。

选举智囊专门招募擅长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为候选人大造舆论,摇旗呐喊:“我就认他,不认别人。”正因为如此,各个候选人都动员了不少演艺界人士为自己搞宣传,东跑西颠地进行游说。被动员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为了挣“红包儿”;有的想和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候选人套近乎,将来好跟着他沾点光;有的则抱着政治野心,或者说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所支持的人一旦得道,自己就可以鸡犬升天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从心深处想支持某位候选人的。

怎么乱,也一定要把巴西侨民联合会的会长请到移民三十周年大会上来,名歌手太宇也一定要请来捧一捧这位老先生。对这位会长来说,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走上政治舞台的各国政治家都各有高招儿,好莱坞的演员里根当上了美国总统,日本的职业摔跤手安藤当上了众议院的议员,意大利演员鲍尔诺当上了国会议员。北欧在野中的议员,类似情况者比比皆是。当然,他们都持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演艺界人士的舞台形象给人们的好感却是不可忽视的,就平民百姓而言,不管是张三李四,首先得对他有个印象,才肯投他的票。歌手太宇在人际交往中所取得的成功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在歌坛上红得发紫的他意识到不久就得退出歌坛。他才不想将来作为一个歌坛老将去参加什么“歌曲半世纪”节目的演出以度余生,而是开始走从政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有时间和我们见面呢?事关重大,我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金富式。金富式冷笑了一下:“现在的孩子甚至连爸爸的话都不听,那些演艺界的少爷、小姐们又能听谁的呢?”

虽说金富式的报纸就是靠“卖”这些演艺界的少爷和小姐来维持生计的,但不难听出,他对这些人品的评价却并不怎么高。

说罢,金富式就提起笔来,刷刷刷一气呵成一篇报道文章。文章说,某歌手单方面撕毁了赴巴西侨民会馆演唱的合同,使企划公司陷入了空前的经营危机。这一举措不仅使我们国家在国际娱乐业威信下降,而且招致了种种非议。据悉,他之所以要单方面撕毁合同,是因为他要为某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去大唱赞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向上爬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不道德行为。金富式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支持这位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游说是多么的无信誉。对这位候选人,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具不具备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素质和资格?

看到这篇报道,祖鞠和升洲高兴地嘴都合不上了。祖鞠一只手高高地举起这张报纸,另一只手就像在部队参加跆拳道训练一样,一拳就把报纸打烂了,口里还不住地狂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升洲说:“看来,这一回太宇不去巴西也不成了。”

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地夸起金富式来:“小个子兵可真有两下子。”

酒后开车被金富式救过驾的祖鞠先开了腔。升洲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补了一句:“我在朴正熙时代说什么来着?她好像说过,辣椒还是小的辣,朴正熙,不就是个小个子吗……”

“唉,真的是辣椒越小越辣吗?”

“辣椒这个东西,它的生长是有个过程的,开始长‘骨头’,而后越长越大,‘骨头’变成了皮,变成了肉,这些皮和肉就没有骨头那么辣了,所以辣椒小的时候才最辣嘛。”

“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

祖鞠和升洲突然换了个话题,互相看着对方的腰,瞄瞄对方的身体是朝左侧歪还是朝右侧歪。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我,问:“亨俊,你是倾向哪一边的,倒一点看不出来哟。”

“看不出来我的倾向?左倾。”我应了一句。说着,把身子故意向左侧一歪。

“有话直说,别卖关子!你不就是想知道我站在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立场上吗?”

说罢,三个人心有灵犀地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实是严酷的,并不像祖鞠和升洲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凡事都讲道理,我们这些小人物——“小辣椒”,想辣也辣不起来。就这篇报道而言,也是金富式出于敏感的政治嗅觉写出来,作为巴结报社社长的礼品。因为社长作为舆论界保守派人士出马参加总统竞选,他被吹鼓手们捧为当然的第一号候选人。报社对这位一号人物的宣传,不光停留在政治版面上,几乎所有的版面都在大鸣大放,为社长呐喊助威,就连体育版都不例外。金富式正想找个机会为这位第一号人物效劳,将来好有个出头之日。这一天终于等到了,祖鞠他们提供了一颗打击二号候选人的重磅炸弹。于是,金富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提笔写成了这篇杰作。驱使金富式这么做的动机既不是对社会的责任感,也不是想看看到底谁最辣,而是出自不可告人的投机欲。这也是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欲望,是权力欲的本能表现。最终目的无非想出人头地,做一方领袖。

金富式一个电话就和演艺人足球队队长顺顺当当地见了面。下面,就是印刷广告宣传品的问题了。我们找到了位于汉城独山洞的一个小厂子。这个印刷厂三角债太多,经营很不景气,也就和祖鞠的青石沟出版公司挂上了钩,作为公司的印刷基地被固定了下来。我们到厂子里头的时候,厂长有事不在,值班经理小姐一个人坐在火炉旁翻阅一本妇女杂志。不说我们也猜得着,因为我们是欠账印刷,所以,厂长故意躲开,不想和我们打照面。后来,我们又到印刷厂比较集中的地方一家一家地找,把那一带的印刷厂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一家愿意接这个活儿的。最后,在一家卡车来回穿梭的印刷厂对面找到了个专门卖灌肠的饭馆,我们横下一条心,就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等厂长,不见黄河心不死,一定要把这件事落实下来。不一会儿,天就黑了。

饭馆的厕所在门面外边。上完厕所回来的路上,我看见印刷厂大楼前边围了黑鸦鸦一大片人。这些人又分成了两拨儿,你拉我拽地争吵着什么。不一会儿,两家打了起来。有几个穿着藏蓝工作服的人在中间劝架,无疑就是对面那个厂子的工人了。站在远处瞧,打骂声越来越大,弄不好一场混战就不可避免了。站在人最里边的那个人的激动劲,就像谁挖了他家八辈子祖坟似的。好一会儿,我才听出来他们是在为总统候选人的事吵架,这些人认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好,应该上台;那些人又认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最合适,当仁不让是未来的总统。争着争着就吵了起来,双方都动了拳头。我本来想多看会儿热闹,但天太冷,就进饭馆去了。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见车开了过来。本以为还要乱一阵子,但不大一会儿就风平静了。接着,一些人走进了饭馆。我一看,真巧,有一个是我的大学校友。前些日子,他还为旅美韩人联合会会刊的事找过我呢。

1988年开完奥运会以后,专为奥运会服务的工作没有了,这位老同学的饭碗也就砸了。他把本来就债台高筑、在赤字中挣扎的企划公司清理完以后,又到妇女杂志社混饭去了。我走到他跟前,装作很熟的样子主动和他打招呼。他看到我,感到很高兴,不久就收起笑容向我诉起苦来:“现在办杂志很难,就拿我们那个妇女杂志来说,早几天或晚几天出差别可太大了,弄不好就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接着,他又说:“这回的第12期为什么在11月中旬出呢,也是为了抢12月份总统选举这个时间。这本杂志,从一开始交印就展开了时间争夺战。我们这回开印晚了,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就是按时出,这一期还有个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问题呢,别说现在这样了。因为临近大选,推出的各种刊物实在太多,根本就印不过来。为了让出版日期和销售时间吻合,我们还有意把截稿日期向后拖了呢。你看,这下不又完了吗?”

他咽了口唾沫,又絮叨开了:“刚才车开过来,你看到了吧。双方你推我搡,不是打起来了吗?有人指责对方的宣传品诬蔑了自己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是一种黑宣传,所以不让印刷厂印。”

“那么,这个宣传品就印刷不了了吗?”我禁不住问了一句。

“印宣传品那是在做买卖,哪能让候选人出钱雇的打手给搅黄呢。把武叫来打跑也就算了。一谈到政治,大家都恶心得想吐。拿了人家几个臭钱就跑到印刷厂门口闹事,那像话吗?都这么弄,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人,不就连饭碗都没有了吗?”

我回到祖鞠和升洲坐的地方,给他们讲了我刚才见到的“西洋景”,他们两个感到很遗憾,那么热闹的场面自己竟然没有看上。

“那个校友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咳,那小子是运动专家,不知已经是二进宫还是三进宫了呢。”

“从他那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劲头看,至今对政治还是很热衷呢。”

“那么,他和斗焕是一个专业了。”

“专业?”

“从三年级开始,他们两个人的专业就分开了,那小子的水平只相当于低年级。这样说起来,他和斗焕可以算是一个行列里的人物了。”

“刚才印刷厂值班经理小姐不在看一本妇女杂志吗?这小子就在这个杂志社当记者。”

“那和他一起喝酒的那个女的也是记者了?”

“看样子是吧。你想过去和她套套近乎?”

“看样子,她今天不顺心,心情很不好。”

“所以才让你去套近乎嘛。”

“我又不是什么安慰专家。”

“你过去就说,有什么事我这个当哥哥的给你做主。”

“你知道我见了女的说什么话吗?我只说,像我这样能把女孩子给弄舒服的男人是没有的。”

“哼,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见了女孩子不就知道把她摁倒,往身上趴吗?”

“是啊,趴在人家身上,一会儿还不给弄舒服了。”

“看那女的,我像在哪儿瞧过她似的。是不是前几天在电视里瞅过的那个女的?”

我一句话没说,把酒杯里剩下的那点烧酒一口灌了下去。就连给祖鞠指出那不是“瞅过”而是“见过”的心情都没有了。虽然大家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但每个人却各怀心事,这也可以叫同床异梦吧。

我想起了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老训斥我的口头语。在他的惯用语中有一句老挂在嘴边的话,那就是“人分为两种”。根据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人有两类,一类是智人,另一类是虽愚笨但可以得到公司信任的人。”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像别人一样要冷面,而是要了一碗排骨汤。他就对我说,“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另一种是不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这种不成其为理论的理论虽然难以接受,但还是有借鉴价值的,我借他这句“名言”也打了个比喻:“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关心政治的人,另一种是不关心政治的人。”在这里我只是借用他的两分句式而已,其容却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凡人,有时可能脑袋瓜很清楚,称之为“智”,但有时又会犯糊涂,称之为“愚”,有时“智”和“愚”兼而有之。一个人也许在吃冷面的时候,突然又会对排骨汤产生食欲,因此,对人不能绝对化。只要是人且有国籍,他就不可能脱离政治。有人表面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但那只能说明他不懂政治,并不等于他不关心政治。

不久,从崔先生那儿来了个传真,是关于贝利的事。那张传真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这种开头语是我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常用的套话,一般给人不好的预感。可这次却挺走运,“坏消息”并不是噩耗,贝利目前不住在巴西而是住在美国——这就是所谓的“坏消息”。好消息是说他的秘书马上要给我打电话,听说贝利对韩国的兴趣还是蛮大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富式,他乐得一口气跑到乐园打糕店楼上祖鞠的办公室来找我们。祖鞠见金富式来了,就没给他买廉价的切糕,而是买来了顶好吃的南瓜糕。金富式连瞧都没有瞧一下,一把抓起那张传真纸就跑了。

金富式走后,升洲对我们说:“小个子兵这小子,不知怎么的,个子好像比以前大点儿了,从前他的个子就齐我的这么高。为什么他脸上皱纹会那么多呢?没有皱纹他的脸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么多皱纹就没法看了。”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同学中他还算是最有出息的。”

“唉,社会就是这样,有出息没出息,不在本事大小,而在机遇,运气好就冒出头了,运气不好就像我们这样,凤凰落架不如鸡了。还记得吗,二班有一个说话慢吞吞、专跑到老师面前告吊状的小子,他爸爸好像是牙科大夫什么的。听说,这小子现在当上广播员了。还有,那个乌贼眼,蔫得没一点儿火气,说假话,办假事的,现在当上什么国会议员还是市议员了。那个有名的烧饼脸,尖嘴猴腮,每天就知道拿着铅笔在那儿玩,那会儿是我们班的班长,现在在一家大医院当上科长了。”

“嘿,还有那个三角脸呢,他那会儿每次考试成绩都还不错,现在成了半导体博士了。”

“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大眼镜,那会儿大家都叫他眼镜蛇。听说,现在当上哪个大企业的咨询顾问了呢。”

“其实这几个小子,在学校的时候谁敢在我面前哼一声?就是敢过句话,我用鼻子哼一下,他都得吓趴下。”升洲说了句大话。

“那几个小子什么时候跟你过过话来着,你是谁,他们连认都不认识。”

升洲对我的话装没听见,又接着吹开了:“咳,你们想起那个锅底脸了没有,就是脸黑得像锅底,长满疙瘩的那位。不知什么时候办了个儿童杂志,挺赚钱,听说现在肥得流油呢。”

“这些事你们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为什么现在说这些废话?”我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心里有些不快。

“不久前,不是开了高中毕业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吗?难道你们没有收到邀请信?那里边不就附了一张校友会的名单吗?”

“老婆怕出校友会会费,所以信来了也不让我看,我还是后来从升洲那儿看到的。亨俊,你也收到过吧?”

“嗯,收到过。”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不去参加校友聚会不为别的,只怕又会遇到我不愿意见到的场面,把气氛搞得让人很不愉快。所以,我就把邀请信往斗里一塞,让它睡大觉去了。

“人家不是大腕儿就是大款,聚在一起不是吹权就是吹钱,我跑去凑什么热闹呀。”

虽然升洲说的有点道理,但从祖鞠的眼神看,总觉得有点遗憾。

“你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去拉点赞助,好用这个钱给学校买几台电脑,借此提高祖鞠的身价——拍着脯说:你们看我多棒,想干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直到现在,祖鞠还认为高中的国际笔会展览办得空前绝后地成功。他光记着从邮电部得奖的事,而把从女同学手里抢邮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最近我见到了崔炳道,他对祖鞠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中文艺班的崔炳道摇身一变,成了小说家,正在金富式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情小说呢。有一次,我找到他的工作室。他见我进来,很亲热把我让到了电脑前面那把惟一的座椅上,赶忙端来了一杯热茶。这种茶因为喝起来味道柔和,大家都叫它“柔柔茶”。当时,他正在用电脑,屏幕上调出来的文件还历历在目,“保存”、“打开”、“文件”等字样也看得清清楚楚。我问他:“写小说的素材你是怎么搜集来的?”

他摇摇头,淡淡地一笑,说:“我老在外边跟女孩子搞多角恋,自然会有一封封的情书了。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存进电脑,用的时候调出来,换上名字,中间再添枝加叶地编些情节,就是一部情小说了。”

我猜想,电脑上的“文件”是他写小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一定是打印了。这样一来,一部业余作家的情小说不就出笼了吗?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作家有业余的,总经理也有业余的。金太星人不在公司,可总摘不掉那个总经理的头衔,不是业余的又是什么呢?好长时间和这位业余总经理——金太星没有联系了,最着急的是祖鞠:他是不是被困在亚马逊密林深处了呢?是不是断粮断水了呢?是不是正在接雨水充饥,点着篝火等待救援呢?不管祖鞠心里有多乱,业余总经理还是见不着人影,我们只能翘首以待,静候佳音了。因为录制电视节目的事,单靠金富式的力量是难以落实下来的。

这几天,讨债的人都快把门槛踢断了,被巴西之行鼓舞起来的值班经理——金小姐说话底气十足,她就像泼妇骂街一样,把这些讨债鬼一个一个给赶了出去。但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想赶也赶不走,他就是这座楼的房主。还不到两天时间,房主已经催过三次债了,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连马路对面广开土房地产的总经理也带来了,向金小姐下了“最后通牒”:本周再不交清已经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就赶快滚蛋,他马上让新客户入住。广开土房地产总经理也在旁敲边鼓说,你们把房子空出来,房主马上就加房租,等着租这个房子的人正排着长队呢。

这事儿可让祖鞠他们作难了,金太星临走前留下的一点点零用钱已经花光了,能借钱的地方总经理都借过,借的钱他一股脑儿塞进自己腰包带走了,现在想借都没地方借去。如今办法只有一个:让崔先生出血。祖鞠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一个自称是崔先生秘书的人回了个很简短的传真,说,崔先生到美国出差去了,回来后会马上把款汇过去的。祖鞠高兴得简直都要发疯了:“我说崔先生够哥们儿嘛,你们看他不就来传真了吗?”

祖鞠一边说着一边把传真收了起来。

可是,交房租的最后期限是这个周末呀。大家抓耳挠腮,冥思苦想,最后升洲打起了我退职金的主意,我说:“把我的退职金搭进去不是不可以,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件重要事哟。”

“现在不是重要不重要,而是急不急的事,得先把这个口子堵上。围棋手不是有一句话,叫‘哪儿吃紧先堵哪儿’嘛,你是围棋业余选手,应该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吧。”升洲顶了我一句。

升洲这么说是在对我报复。前两天我跟他下围棋,他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他要悔棋我没让,最后他输得很惨。很明显,升洲是话里有话的。

“崔先生不是下星期就寄钱来了吗?就这么几天为什么不能通融。你也见过崔先生,你看他是那种骗人的人吗?”

“你看,就连小个子兵也来帮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咱们这几个哥们儿往哪儿容身呀。亨俊,不管怎么说咱们几个也好了一场,你哪能见死不救呢,就帮帮忙吧。小个子兵也想让你把积蓄拿出来,你就别抠门了。”

“你都不想投资,还想干什么大事?!”

我一听火了:“那你们又投什么了?”

“我们投的是力和时间!叫我们投钱,我们哪儿来的钱啊。我们倾其所有,把我们的全副身心,全部人生都投进去了。说实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几个人里就数你还强点,喝的墨水比我们多,老婆也还有点背景。我们这几个要什么没什么,不仰仗你还去仰仗谁?”

正因为有这段对话,所以,尽管云聪把那个存折看得比大韩民国陆军总部还要严,我仍然把一部分退职金取出来充当了房租。

那一年的12月17日是平山娱乐公司最为得意的日子。这一天,金富式爆了个大冷门,将我们的策划做了一个整版,整个版面都设计成黑的,上面有几个斗大的白字:贝利要来韩国。这一“壮举”使升洲和祖鞠兴奋不已,脑袋扎进报纸好半天没有抬起来。他们过读边笑,越读越高兴。这篇报道大致容是这样的:贝利明年春天准备访问韩国。他是受平山娱乐公司金亨俊、祖鞠、裴升洲等三位董事的邀请到韩国来的,这一协议是三位董事在巴西访问期间达成的。一直对韩国有着特别好感的贝利通过多次传真联系,和平山娱乐公司定下了具体日程……这篇报道写得很长,但好多话都是弯弯绕,来回重复,基本容也就是上边说的这些。金富式的笔杆子的确很硬,能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祖鞠对写有自己名字的那一部分格外感兴趣,反复读了好几遍,后来干脆就大声念了起来。

“哎,这张报也向海外发行吗?斗焕小子,我们也见报了,你看到了吗?”

“咦,不对呀,这儿是不是写错了?”突然,升洲指着一行字说。

“为什么把亨俊的名字写到我们两个人名字前边去了,这是不是主办单位搞的鬼呢?”

说到这儿,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实,我们几个人谁都不相信贝利会访问韩国,金富式的报道也就谈不上写没写错的问题。上一次,通过写太宇的报道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记者报道的东西是真的。那么,记者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否相信自个儿写的东西呢?

这一天,我们几个忙得很。虽然日子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却陶醉在了自我欣赏的欢乐之中。后来还来了几个祝贺电话,但比祖鞠预计的要少得多,祖鞠一连问了好几次金小姐,电话听筒放好了没有。我们当然少不了要到酒馆去灌一顿猫尿。这样,也就提前下班了。

我们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来了一份传真,是发给平山娱乐公司总经理的。要不是我们几个雷厉风行的作风,要不是这张传真与我们最挂念的电视台有关,我们肯定会推到明天再处理的,因为我们不想让其他繁杂事扫了兴致。不然,这条报道所引起的兴奋至少会延长到第二天。

我们三个人轮流读了好几遍传真,但谁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传真的容是这样的:我们电视台已经做完了巴西移民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全部企划工作,离出发时间只剩下三个星期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有关邀请贝利来韩访问的报道,我们想请平山娱乐公司协助,帮我们在巴西和贝利搞一个电视谈话节目。现在想了解一下贝利目前的情况,请尽快把资料提供给我们。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和去巴西演唱的歌手联系过,那企划工作已经完成,是什么意思呢?三个星期以后出发,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我们和电视台一起去?是不是电视台把那边的事都已经弄好了?琢磨不透!”

“他们替我们弄好,那可能吗?但他们又说企划工作都已经完成,难道我们叫人给涮了?”

“什么话!那个活动一开始就是我们弄的,是我们往前推进的。”

“那会不会是电视台从中间插了一杠子呢?”

“怎么会呢?电视台又不是万能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有我们的说法,电视台有电视台的说法,两边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啊。这个活动计划究竟是谁告诉电视台的呢,明年是不是韩国人移民巴西三十周年,一般人谁会知道?韩国人移民到哪个国家多少周年,难道电视台都有详细记录不成?”

升洲和祖鞠大惑不解,又十分气愤,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个人闷着头连了三支烟。完第三支,把传真拿过来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看清下边的落款,发送传真的不是电视台,而是电视台特别工作部。这个特别工作部在电视台负责搞开发,利用本单位的人力、设备和牌子捞钱,组织演出等等,为电视台职工弄点奖金,也为台里弄点活钱。虽然这些人也都在电视台工作,但并不是主要工作部门。

后来我们一打听,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扶持我们的恩人金富式把这事给出去的。

在金富式的报道中寡廉鲜耻的歌手太宇属于具有法人地位的某一体。他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所熟悉的电视台节目制片人。太宇和企划公司一向不和,一说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对这次巴西之行,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就把自己的苦水都倒给了这个制片人。制片人认为这次赴巴西演出有利可图,所以又把这件事讲给了电视台特别工作部的朋友。工作部毕竟是个专业企划部门,由乌合之众凑起来的平山娱乐公司的工作效率跟它没法比,计划书、与演艺界人士的协议,就连节目单等,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都拿出来了。他们还以电视台的名义和巴西侨民联合会取得了联系,让那边把演出场地等落实下来。这一连串的工作目前都已经基本就绪。在赴巴西艺人的名单中有演艺协会会长、歌曲分科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义演及友情出演人,等等,不少都是演出体的正式职工。这一套组织工作相当到位。更令人吃惊的是,金富式报社的编辑部长也堂而皇之地上了后援单位的名单。

升洲并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我们所联络的歌手已经拿到签证了,就连文件、护照都弄好了,那该怎么办呢?”

“电视台组织的这帮歌手比我们联络的歌手更有人气,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如果是其他人组织这场演出,巴西侨民联合会是不会买他们账的,我们去可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跟他们谈得来,很容易搞到一块。我们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难道不是这样?”

“净瞎说!我们在巴西能联系上的不就是一个办双周刊侨民报的老社长吗?再说,我们身无分文,在社会上又没有关系,算得上什么真正的出品人,真正的出品人是进了名单的那小子。说不定,侨民联合会的人还正在骂我们是骗子呢。”

“让金富式再写一篇报道行不行呢,这煮熟的鸭子眼看就飞了,报社有责任对这种现象进行抨击呀。”

“谁会为你效这个劳呀?报社?!傻瓜一个!你要是报社社长也许会去做这种蠢事,因为你本身就是个不称职的骗子。”

“哎,如果我们弄砸了,写这篇报道的金富式不也要受牵连吗?他为什么先支持我们,后来又去支持别人了呢,他不是跟太宇掰了吗?”

“不管谁主办这次活动,他的那位部长都可以去巴西,金富式在乎什么呀。我猜想,电视台特别工作部对这事有兴趣,也八成是太宇透露给金富式的。”

“这几个龟孙子,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哪。”

“有便是嘛,这么一弄对金富式不是更好吗?要是把这事托付给特别工作部,不但心里踏实,写出来的报道也会更有力度。说老实话,如果把接待部长的事交给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弄呢。”

虽然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很矛盾,我当记者的梦就像吹到半空中的肥皂泡儿一样,破灭了,心里能舒服吗?越想越憋气,嘴也就像刀子一样,逮谁伤谁。这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本能反应呢,我不知道。总之,我每次一开口说话,升洲就眯缝起眼睛瞅着我。

“你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呢?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自命清高?!不管是高中还是现在,自命清高的人都一个吊样,事情出了娄子他就退避三舍,添油加醋地说一大堆理由。看样子,你认为我们几个都是社会上的混混儿,根本办不成大事是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也是给公司掏腰包垫了钱的呀!”

“我们赶紧和崔先生联系一下吧。”

祖鞠看来很着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催促着大家。

现在,我们信得过的人只有讲义气的崔先生了。我们盼着他赶快从美国回来收拾残局,最低限度能把商定的赞助款的一部分先寄给我们。我这个人是外松紧 。其实,这个时候我比谁都着急,我不能做亏本买卖呀,得先把垫进去的房租拿回来。但是,我的脸上却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

崔先生这个神秘人物的真面目不久便大白于天下了。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对在巴西举行纪念活动的事没有兴趣,赞助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之所以邀请我们去,是想借金太星总经理和双马汽车公司董事长的特殊关系,让双马汽车公司为自己进口汽车提供更多的优惠。他找航空公司联系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想混熟了以后好把航空公司也拉进自己的客户圈子。说到底,他是想借我们大做宣传,为自己的活动铺平道路。崔先生在航空公司说我们是某某大报的记者,又是多么多么有名的出品人,他自己的目的一实现,我们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给我们的机票当然也是巴西航空公司赞助的。

知道自己上了崔先生的当以后,祖鞠气得要死,让他赔偿损失,可崔先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是想从我这儿弄到赞助,答应让这个活动上电视吗?怎么样,这下没办法了吧。你们这种行为不是欺诈又是什么呢。不是我要赔偿你们的损失,而是你们要赔偿我的机票钱和观光费用。”

祖鞠气得啪地一声放下了电话听筒。他也不敢再往下纠缠了,因为通话时间越长国际话费就越高,公司连支付高额话费的钱也没有啊。

“别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去向国际刑组织报案,把崔龟孙子抓回来不就得了。能不能给我弄一张国际机票呢?我马上飞到巴西去,揪住他的脖领把那小子拖回韩国来。”

气得直喘粗气的祖鞠给金富式挂了个电话,想向他兴师问罪。接通以后祖鞠突然把电话听筒递给了我,因为金富式给我们上起了“政治课”。他说,强者吃弱者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这类事是屡见不鲜的。不难听出,邀请贝利的事他一开始就知道成不了,至于那篇报道嘛,是早就留出了版面,等待时机成熟来个一鸣惊人。如果贝利来不了,再在报纸上发条特大新闻,说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未能成行,不就又是一条爆炸消息了吗?他还说,这种炒作方式是自己的一大“发明”……

第二天是临时公休日。但是,那天下午我们都到办公室来了。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谁都是无约比约还准时”。大家不约而同到公司来的理由嘛,自然是各有难念的经了。

升洲是被夫人金护士给拽来的。金护士一直嚷嚷着这次要随丈夫自费到巴西去一趟,为了去巴西她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了,那里女孩子最喜欢的超短裙是什么颜的啦,迷你裙又是什么款式的啦,问了个遍,今天她一进公司门就没停嘴。我本来想跟她说事情已经黄了,但金护士嘴巴的节奏快得简直让人插不进话去,我急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就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一气之下我就出来了。

我知道给公司垫的房钱是讨不回来了,所以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故意做给云聪看。云聪向来心思十分深沉,看不穿,不透,遇事总打持久战,因此在家里打嘴仗时她总是占领着“制高点”。可是有两句话一直对她刺激很大,那就是“做人老婆的都这样”和“女人怎么能理解男人的神世界”。她总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是非凡的女子,这些人怎么能把所有“老婆”、“女人”都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去呢?这种话显然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天早晨,我也装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样子,一支接一支地烟,一副实在承受不了的苦恼的表情,把提溜在手里的外衣重重地甩到肩膀上,出门到公司来了。

祖鞠则和别人不同,老婆回家,第二天才能回来,自己在家待不住,就到公司来了,用他的话说,那就是“老记挂着公司的事,加班来了”。

三个人又凑到了一起,当然免不了要喝几盅。我们找了一家小酒馆,和祖鞠的家紧挨着。一进门,我们就像高中时几个人偷着出去喝酒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回想那会儿,我们悄悄藏在大人不在的某人家,或像做贼一样偷偷溜进炸酱面馆,或者躲到国际笔会支部的活动室里,头顶就像被庞然大物压着似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种情景,那个时代。连酒菜也和当初四兄弟第一次一起喝酒时一样,一盘煎饺子,一碗热汤面和几瓶老白干。这天,我们喝了个通宵。

祖鞠家靠墙有一个晾衣架,上面挂着几条女衩和袜子,祖鞠的子也在上面搭着,可那条子很短,比我们想的要短得多。祖鞠是不是个“外星生物”我不知道。但他上半身结实而下肢很不发达,两条实在是太短了。最先对他的体形感到意外的是其夫人朴小姐,祖鞠脸盘大,肩膀宽,坐在地炕上显得格外壮实,所以谈恋的时候朴小姐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畸形人。婚后的一天下午,朴小姐把衣服晾好后就去喝咖啡、听音乐。她是一个很容易受周围气氛感染的人。从音乐里她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被这种力量所陶醉,感到自己上祖鞠是一种幸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想着想着,她进入了梦乡,醒时,睁开眼一看,瞧见了晾衣架上的子。朴小姐想,那么短的子,究竟是谁的呢?噢,她想起来了,那是自己这个白雪公主心上人——小矮人的子。想到这儿,她不禁打了个冷战,难道自己所的男人就是这么个不够尺寸的“半残废”?但婚姻已经成了事实,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从此以后她总觉得生活中少点什么,无论是叠子还是熨子时,老有一种缺憾感。在日常生活上嘛,也总觉得欠缺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祖鞠已经失去了挺拔的身姿,但她总还觉得丈夫和韩国一般男子在身高上没有多少差距,——因为她很不情愿让这种欠缺感老留在自己心灵深处。

今天祖鞠又喝多了,他半醉半醒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我们不能光把事情闷在心里,自己折磨自己,还是写个东西送到电视台去示示威,也好出出这口恶气啊。”

从现在开始,祖鞠才认为这是政治事件。

“难道不是吗?要不是总统大选,联络太宇也不会变得那么麻烦,小个子兵也不会写这么一篇政的报道使事情复杂化。这不管怎么说也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我们是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所以我才说嘛,巴西之行黄了,都是大选候选人之间的角逐造成的。为什么呢,几个候选人之间勾心斗角,才让替自己说话的舆论机关互相拆台,把我们几个无辜者给赔进去了。”

“能这样分析吗?”

“这么说,电视台就更可恶了。”

我把升洲说的这番话换了个方式,文绉绉地回敬了一句:“其实,这是一种经济运作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子公司进行部交易,后来又在同行之间展开竞争,甚至无视职业道德用自己所控制的资本去垄断市场,实际上这是一场不正当的竞争。你们说对不对呀?”

祖鞠和升洲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两个人一齐把矛头转向了金富式:“不管怎么说,小个子兵也是怪可怜的,他在报道里说了贝利要来。我们也知道,贝利根本就来不了。你说小个子兵该怎么办呢?”

一向讨厌金富式的祖鞠断定,这句话一出口定会招来是非的,听得出他是在等待大家反诘式的发言。

“可怜,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说贝利要来,是爆炸新闻。再写贝利不来,又是一条足以引起舆论大哗的爆炸新闻。这就是记者们说的‘如实报道’啊。”

“这可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们没交一分钱学费倒长了不少见识,可不是桩亏本买卖哟。”

“亏本?咱们本来就没有本,去巴西溜达一趟也是干赚的嘛。”

可能是这二位又想起了在巴西那花花世界的“冒险”经历了吧,说着说着,两个人偷偷乐了。这时,祖鞠又怀念起斗焕来:“在巴西要能和斗焕联系上就好了,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至今连一封信都没见过,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不大对劲,可能他的处境也很困难吧。”

祖鞠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从冰箱里拿出煎明太鱼烤了一下,升洲正要拿筷子夹鱼头,被祖鞠用筷子给挡住了。其实,在餐桌上为争鱼头展开唇舌剑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祖鞠最用一句四字成语,那就是“鱼头畜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鱼的头和牛猪等家畜的尾巴最好吃。如果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就变成“鱼头大战”了。祖鞠还对人说,在中国古代,几个朋友为了争吃鱼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争,“鱼头大战”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种胡诌听着都十分可笑,可他还说得那么认真,煞有介事。

看得出,大家都是在苦中作乐,寻寻开心,自个儿安慰自个儿罢了。

附近公寓大楼好像也对我们寄予了某种同情似的,好多人家都亮着灯,陪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从窗口透出来的微弱灯光看,他们好像都是在以电视机为伴来抚慰自己的悲苦人生。此时此刻,又能有几户人家的遭遇及心情和我们不一样呢?

就这样,我们在吵嚷和碰杯声中把一瓶又一瓶的老白干儿灌进了自己的肚子,真正自我陶醉了。大家酒劲都上来的时候,我昏睡过去,只有这时我才能享受到一时的快慰。

醒来一看天已经大亮,我推开祖鞠的两条短站了起来。瞥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升洲,把大衣披在身上,穿好了鞋。今天的晨报已经塞进门缝里了,我顺手抄上出了门。报纸把新总统的头像满满当当登了一大版,吵吵着说什么文人政府终于诞生了。另一角则是一条十分沉痛的下野宣言。我走到街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呼出的热气应时凝成一缕缕的白雾,天变冷了。

清晨的风格外凉。一辆清洁车开到我的面前停下。在车后面脚踏板上站着的几个清洁工——环境美容师一齐跳了下来,把一个个装满垃圾的塑料袋使劲搬上车,这些垃圾袋沉重地散发着恶臭味,他们新的一天劳作就这样开始了。清洁工跳上车,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动作迟缓的清洁工,看样子是个新手,他想上去的时候,脚踏板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只能使劲插进一只脚,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随着车走了。远看过去,就像跳高跳到半空中时咔嚓一声拍下的照片,人的两脚叉开停留在半空中。由于重心不稳,车一颠,这个清洁工就跟着“前仰后合”。他两只手紧紧抓着车帮,生怕掉下来,嘴里不住往外呼着白气……不管哪个总统上台,老百姓的日子不都是这样吗?

清洁车过去了,可留下了让人恶心的臭味。后来,我蹲在那儿呕吐起来,一不小心,手里拿着的报纸滑落到了地上,吐出来的酸水把总统的头像给弄了个满脸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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