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午夜前后被人送进来；整整一宿，顺着走廊人人都听到那个俄国人的叫声。
“他给打在哪儿啦？”弗雷泽先生问夜班护士。
“在大腿上，我想。”
“另一个人怎么样？”
“啊，我怕他快要死了。”
“他给打在哪儿啦？”
“肚子上中了两枪。他们只找到一颗子弹。”
他们都是种甜菜的工人，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俄国人；他们坐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喝咖啡，有一个人走进门来，向那个墨西哥人开枪。墨西哥人倒在地板上，肚子上中了两枪，俄国人爬到桌子底下去的时候，挨了一颗流弹，那本是对墨西哥人射击的。报上是这么说的。
墨西哥人对警察说，他不知道谁开枪打他。他认为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一个偶然的事故，他却向你开了八枪，打中你两枪，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那个墨西哥人说，他叫卡耶塔诺·鲁伊斯。
“他向我开枪只是一起偶然的事故，那个混蛋，”他对那个译员说。 ［1］
“他说什么？”那个警官问，望着床对面的译员。
“他说那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告诉他讲实话，他快要死了，”警官说。
“死不了，”卡耶塔诺说，“不过告诉他，我感到很难受，不想多说。”
“他说，他讲的是实话，”译员说。接着，自信地对警官说；“他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伤他的。他们从他的背后开枪打他。”
“是啊，”警官说，“这我知道，可子弹为什么都是从前面打进去的呢？”
“也许他在胡扯，”译员说。
“听着，”警官说，他的手指头几乎在卡耶塔诺的鼻子前摇晃，那个蜡黄的鼻子突出在死人样的脸上，眼睛却跟鹰眼一样灵活。“我才不在乎谁开枪打你，不过我不得不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你不要打伤你的那个人受到惩罚吗？把这话告诉他，”他对译员说。
“他说把打伤你的人讲出来。”
“见鬼去吧，”卡耶塔诺说，他乏得很。
“他说他压根儿没有看到那个人，”译员说，“我毫不含糊地跟你说，他们从他背后开枪打他。”
“问他是谁打伤了那个俄国人。”
“可怜的俄国人，”卡耶塔诺说，“他趴在地板上，胳膊抱着头。他们开枪打中他的时候，他就叫起来，一直叫到现在。可怜的俄国人。”
“他说是个他不认识的人。也许就是那个开枪打中他的人。”
“听着，”警官说，“这儿不是芝加哥。你不是一个黑社会里的歹徒。你用不到像演电影似的。把打伤你的人讲出来，没有错。人人都会讲出打伤他们的人。这么做，没有错。说不准你不讲出那个人是谁，他还会去开枪打伤别人哪。说不准他去开枪打伤女人或是孩子。你不能让他干了这种事溜掉。你跟他说，”他对弗雷泽先生说。“我不信任那个该死的译员。”
“我非常靠得住，”译员说。卡耶塔诺望着弗雷泽先生。
“听着，朋友，”弗雷泽先生说，“警察说，咱们不是在芝加哥，而是在蒙大拿州的海利 ［2］ 。你不是强盗，也跟演电影毫不相干。”
“我相信他的话，”卡耶塔诺轻轻地说，“我相信他的话。”
“揭发伤害自己的人并不丢脸。在这儿人人这么做，他说。他说，要是那个人开枪打伤了你，又去打伤女人和孩子，那怎么办？”
“我没有结过婚，”卡耶塔诺说。
“他是泛指任何女人、任何孩子。”
“那个人又不是疯子，”卡耶塔诺说。
“他说，你应该揭发他，”弗雷泽先生说完了。
“谢谢你，”卡耶塔诺说，“你是个高明的翻译。我能讲英语，不过讲得很糟。我听可都听得懂。你的腿是怎么弄断的？”
“从马上摔下来。”
“运气多不好。我很难受。痛得厉害吗？”
“现在不厉害了。起初，痛得可厉害。”
“听着，朋友，”卡耶塔诺开始说，“我很虚弱。你会原谅我的。再说，我很痛，痛得够受。很可能我会没命。请把这个警察打发走，因为我乏得很。”他做出像要翻身侧睡的样子，接着就不做声了。
“我把你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他；他说，告诉你他确实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伤他的，还说他虚弱得很，希望你以后再问他，”弗雷泽先生说。
“他以后也许就死了。”
“这很可能。”
“所以我要现在问他。”
“我告诉过你，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他，”那个译员说。
“啊，天知道，”警官说，把笔记本放进口袋。
警官同译员站在外面走廊里弗雷泽先生的轮椅旁。
“我想你也认为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伤他的吧？”
“是啊，”弗雷泽说，“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伤他。你认为怎么样？”
“别恼火，”警官说，“我希望自己能讲西班牙语。”
“你干吗不学？”
“你用不着恼火。我问了那个墨西哥人许多问题，得不到一点叫人高兴的东西。我要是能讲西班牙语，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你不用讲西班牙语，”那个译员说，“我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译员。”
“啊，天知道，”警官说。“好吧，再见，我会来看你的。”
“谢谢。我总是在这儿。”
“我想你现在挺不错了。当时确实遇到了坏运气。运气坏得很。”
“他的骨头既然已经接了起来，运气就变好了。”
“可不是，不过时间很长。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别让哪一个在背后朝你开枪。”
“说得对，”他说，“说得对。唔，你没有恼火，我真高兴。”
“再见，”弗雷泽先生说。
弗雷泽有好久没有再看到卡耶塔诺，但是天天早晨赛西莉亚修女带来他的消息。她说，他从来不叹一声苦，眼下情况很糟。他害上腹膜炎；他们认为他活不长了。可怜的卡耶塔诺，她说。他有一双这么美的手和一张这么漂亮的脸，而且他从来不叹苦。眼下，伤口的气味真叫人受不了。他会用一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微笑着摇摇头，她说。他讨厌那股味儿。他感到很窘，赛西莉亚修女说。啊，他是个多好的病人啊。他老是微笑。他不愿去向神父忏悔，但是答应做祷告；他被送进来以后，没有一个墨西哥人来看过他。那个俄国人在本星期末要出院了。我一点也没法关心那个俄国人的事情，赛西莉亚修女说。可怜的人，他也吃了苦。那是一颗涂了油的、肮脏的子弹，伤口感染了，但是他叫得太凶了，再说我一直喜欢坏人。那个卡耶塔诺，他是个坏人。啊，他一定真的是个坏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长得这么匀称和文雅，从来没有用手干过活儿。他不是个种甜菜的工人。我知道他不是个种甜菜的工人。他的手很光滑，没有一点茧皮。我知道他一定算得上是个坏人。我现在下楼去为他祈祷。可怜的卡耶塔诺，他的伤势这么严重，他一声也不哼。他们干吗非打伤他不可？啊，这个可怜的卡耶塔诺！我马上下楼去为他祈祷。
她马上下楼去为他祈祷了。
在这所医院里，收音机的音响效果在黄昏以前一直不大好。他们说，那是因为地下有许多矿石的关系，要不，就跟那一座座高山有关，不过反正在外面开始天黑以前，它的效果一直不好；但是整个夜晚，它的效果却好极了，而且一个电台结束广播以后，你可以再向西捻，收听另一个电台。你可以收到的最后一个电台是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由于时差关系，他们在早晨四点停止广播，这时候，医院里是早晨五点；而在六点钟你可以听到明尼阿波利斯 ［3］ 那些早晨的演奏狂烈的音乐。这也是由于时差关系；弗雷泽先生经常喜欢想那些演奏者到播音室去的情形，想象他们一大早，天还没亮，带着乐器从电车上下来，是一副什么模样。也许想得不对，他们是把乐器放在他们演奏音乐的地方的，但是他一直想象他们随身带着乐器。他从来没有到过明尼阿波利斯，而且认为他可能永远不会到那里去了，但是他知道那座城市一大清早是什么模样。
从医院的窗口，你可以看到一片长着野苋的雪地，还有一座光秃秃的土山。有一天早晨，医生要让弗雷泽先生看那里雪地上有两只野鸡，把他的床拉到窗口去，铁床架上那盏看书用的灯掉下来，正好打在弗雷泽先生的头上。现在这件事听起来不怎么滑稽了，但是当时是非常滑稽的。人人望着窗外；那个医生是个呱呱叫的医生，他一边指着野鸡，一边把床拉到窗口去，接着像是在滑稽连环画上那样，弗雷泽先生被那盏灯的铅底座打中头顶，昏过去了。这听起来正好同治病救人截然相反，或者说，这正同医院里的人所做的事情截然相反，所以人人认为很滑稽，是对弗雷泽先生和对那个医生开了一个玩笑。样样事情在医院里都比较简单，连开玩笑也是这样。
如果把床掉一个头，从另一个窗口，你可以看到那座城市，城市的上空有一片淡淡的烟雾，还有峰峦起伏的道森山 ［4］ ，在冬雪覆盖下看上去像是真正的高山。既然事实证明坐轮椅还太早，那就只能看这两个景致了。你要是住在医院里，说真的，最好是卧床；因为从一间温度由你控制的房间里，有充分的时间看两个景致，比从那些炎热的空房间里看几分钟景致要好得多——尽管从那些空房间里可以看到许多景致——何况你还得坐着轮椅在那些等着病人搬进来或者病人刚搬走的空房间里进进出出。要是你在一个房间里待久了，不管什么景致都有重大的价值，变得很重要，你不会去改变它，连改变一个角度也不成。就像听收音机那样，有些东西你已经喜欢了，你就高兴听，对那些新东西你就讨厌。那年冬天，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曲子是《唱一件简单的事情》、《歌女》和《没有恶意的小小的谎话》。弗雷泽先生觉得，其他的曲子就没有那么叫人满意。《女同学贝蒂》也是一支好曲子，但是那些不可避免地传到弗雷泽先生脑子里去的、滑稽的模拟歌词，总是越来越叫人讨厌，以致没有一个人会欣赏它，他终于不听这支歌，重新收听橄榄球比赛。
约摸早晨九点钟，他们开始使用X光机，这时候收音机只能收听海利的广播，变得毫无用处。许多有收音机的海利人抗议医院里的X光机破坏了他们早晨的节目，但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许多人认为医院偏要在人们听收音机的时候使用X光机，真是太不像话。
到了必须关收音机的时候，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来。
“卡耶塔诺的情况怎么样，赛西莉亚嬷嬷？”弗雷泽先生问。
“啊，他的情况很糟糕。”
“他神志模糊了吗？”
“倒还没有，可是我怕他快要死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很为他担心；你知道吗，压根儿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所有的墨西哥人都不管，让他像一条狗那样死去。他们真可怕。”
“你今天下午想上楼来听橄榄球比赛吗？”
“啊，不来了，”她说，“我会太激动的。我要待在教堂里祈祷。”
“咱们应该可以听得很清楚，”弗雷泽先生说，“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比赛；由于时差关系，比赛的时间在这儿已经相当晚了，所以咱们能够听得很清楚。”
“啊，不成。我不能来听。上回世界垒球锦标赛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运动员队 ［5］ 击球的时候，我马上大声祈祷：‘啊，主啊，指引他们击球的眼光吧！啊，主啊，但愿他击中得分！啊，主啊，但愿他有把握击中！’后来，他们在第三局跑到第四垒，你记得吧，我简直受不了啦。‘啊，主啊，但愿他把球打出场地！啊，主啊，但愿他把球一下子打过围墙！’后来，你知道该红雀队击球了，这简直可怕。‘啊，主啊，但愿他们看不见球！啊，主啊，让他们压根儿看不见球！啊，主啊，但愿他们打空！’而这次比赛更事关重大了。是Norte Dame ［6］ 。圣母队。不成，我得待在教堂里。为圣母队祈祷。他们将要为圣母比赛。我希望你哪一天为圣母写一点东西。你写得出的。你知道自己写得出的，弗雷泽先生。”
“我不知道自己能写什么关于她的东西。大多数已经写出来了，”弗雷泽先生说。“你不会喜欢我写作的那种方式的。她也不会在意的。”
“你早晚会写出关于她的东西来，”赛西莉亚修女说，“我知道你会的。你一定要写关于圣母的东西。”
“你还是上楼来听比赛好。”
“这我会受不了。不成，我得待在教堂里做我做得到的事情。”
那天下午，比赛约摸开始了五分钟光景，一个见习护士走进房间，说：“赛西莉亚嬷嬷想要知道比赛进行得怎么样？”
“告诉她，他们已经有一次持球触底得分。”
一转眼，那个见习护士又走进房间。
“告诉她，他们把对方打得手忙脚乱了，”弗雷泽先生说。
过了一会，他按铃叫病房的值班护士。“麻烦你亲自下楼到教堂里去一下，告诉赛西莉亚嬷嬷，或是托人转告她，在第一个四分之一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圣母队以十四比零领先，这太好了。她可以停止祈祷了。”
几分钟以后，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房间。她非常激动。“十四比零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这种比赛。在垒球比赛中，这是稳赢的压倒优势。可我一点也不懂橄榄球。也许这算不了什么。我马上下楼回到教堂里去祈祷，直到比赛结束。”
“他们已经把对方打败了，”弗雷泽说，“我向你保证。待在这儿，跟我一起听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她说，“我马上下楼到教堂里去祈祷。”
圣母队每次得分，弗雷泽就把消息托人传到楼下去，最后，他托人转告比赛结果，这时天已经黑了好久。
“赛西莉亚嬷嬷怎么样？”
“她们都在教堂里，”她说。
第二天早晨，赛西莉亚修女进来。她非常高兴，信心十足。
“我知道他们不能够打败圣母队，”她说，“他们不能够。卡耶塔诺也好一点了。他好得多了。他快要有人来看望他了。他眼下还不能看到他们，可是他们快要来了，这会使他好受一些，让他知道他还没有被自己人忘掉。我刚才下楼去，遇到警察总局那个小伙子奥布赖恩，告诉他该找几个墨西哥人来看看可怜的卡耶塔诺。他今天下午会叫几个来。那么，这个可怜人会好受一些。老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太恶劣了。”
当天下午约摸五点钟光景，三个墨西哥人走进房间来。
“能喝一杯吗？”个子最大的那一个问，他嘴唇很厚，人相当胖。
“这还用说？”弗雷泽先生回答，“坐吧，各位先生。你们都喝一点吗？”
“非常感谢，”大个子说。
“谢谢，”皮肤最黑、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谢谢，我不喝，”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他拍拍脑袋。
护士拿来几个玻璃杯。“请把酒瓶递给他们，”弗雷泽说。“这是从‘红人棚屋’买来的，”他说明。
“‘红人棚屋’的酒最好，”大个子说，“比‘大栅栏’的好得多。”
“这是明摆着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价钱也比较贵。”
“‘红人棚屋’里的酒是名贵的，”大个子说。
“这收音机是几管的？”不喝酒的那一个问。
“七管。”
“真美，”他说，“这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弗雷泽先生说，“是租来的。”
“你们各位是卡耶塔诺的朋友吗？”
“不是，”大个子说，“我们是打伤他的那个人的朋友。”
“是警察叫我们上这儿来的，”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们有点小地位，”大个子说，“他和我，”指指那个不喝酒的。“他也有点小地位，”指指黑皮肤的小个子。“警察告诉我们得上这儿来——所以我们就来了。”
“你们来，我很高兴。”
“我们也高兴，”大个子说。
“你们再来一小杯吗？”
“那敢情好，”大个子说。
“承蒙你招待，”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不成，”那个瘦子说，“喝了头晕。”
“酒很好，”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干吗不试一点，”弗雷泽先生问那个瘦子。“不妨有点头晕。”
“接下来会头痛，”瘦子说。
“你没法叫几个卡耶塔诺的朋友来看他吗？”弗雷泽问。
“他没有朋友。”
“人人都有朋友。”
“这个人，没有。”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牌手。”
“他纸牌玩得精明吗？”
“我认为是精明的。”
“从我这儿，”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他赢了一百八十块。一百八十块就此无影无踪。”
“从我这儿，”瘦子说，“他赢了二百十一块。你想想这个数目。”
“我从来没有跟他玩过纸牌，”那个胖子说。
“他一定很有钱，”弗雷泽先生提出看法。
“他比我们穷，”那个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说，“除了身上那件衬衫，他什么也没有。”
“那件衬衫现在也不值钱了，”弗雷泽先生说，“已经有了窟窿。”
“确实是这样。”
“开枪打伤他的那个人是个牌手吗？”
“不是，他是个甜菜工人。他已经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了。”
“你想想这件事吧，”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在这个城里，原来数他吉他弹得最好、弹得最出色。”
“真遗憾。”
“确实是这样，”个子最大的那一个说，“他吉他弹得多精彩啊。”
“城里吉他弹得好的人没有了吗？”
“勉强能弹弹吉他的人也一个没有。”
“有一个人手风琴还拉得不坏，”瘦子说。
“还有几个玩玩各种乐器的人，”大个子说，“你喜欢音乐吗？”
“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我们哪一天晚上来演奏点音乐，好不？你想那个修女会允许吗？她看上去挺和气。”
“只要卡耶塔诺能听到，我包管她会同意的。”
“她有一点疯疯癫癫吗？”瘦子问。
“谁？”
“那个修女。”
“一点也不，”弗雷泽先生说，“她是一个既聪明又有同情心的好人。”
“我对一切教士、僧侣和修女都不信任，”瘦子说。
“他年轻的时候有过不幸的经历，”个子最小的那一个说。
“我当过神父的助手，”瘦子骄傲地说，“现在我什么都不信。我也不去望弥撒。”
“为什么？去了要头晕吗？”
“不是，”瘦子说，“喝了酒，我才头晕。宗教是穷人的鸦片。”
“我原以为大麻是穷人的鸦片，”弗雷泽说。
“你抽过鸦片吗？”大个子问。
“没有。”
“我也没有，”他说，“那玩意儿看起来就像是很坏的东西。一抽上就甩不掉。是一种害人的东西。”
“就像宗教，”瘦子说。
“这个人，”身材最矮小的那个墨西哥人说，“激烈地反对宗教。”
“有必要激烈地反对某一种东西，”弗雷泽先生有礼貌地说。
“我尊重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尽管他们是无知的，”瘦子说。
“说得好，”弗雷泽先生说。
“我们能给你带些什么来吗？”大个子墨西哥人说，“你缺少什么？”
“我想买一点啤酒，要是有好啤酒的话。”
“我们会带啤酒来的。”
“临走前再来一小杯？”
“这敢情好。”
“让你破费了。”
“我不能喝。喝了头晕。接下来我会头痛，胃里也会不舒服。”
“再见，各位先生。”
“再见，谢谢。”
他们走了，他吃罢晚饭，就听收音机，把收音机的声音尽可能调低，然而低得仍然可以听到，而各地的电台终于按照这个次序停止广播： 丹佛、盐湖城、洛杉矶和西雅图。弗雷泽先生从收音机里得不到丹佛的景象。他可以从《丹佛邮报》上看到丹佛，从《落基山新闻》上校正他看到的景象。凭着他听到的一些描述，他一点也想象不出盐湖城或者洛杉矶是什么模样。他对盐湖城的唯一感觉是清洁而沉闷；至于洛杉矶，他听说那里太多的大旅馆里有太多的舞厅，使他无从想象那里的景象。他没法凭舞厅去想象。但是西雅图他终于知道得挺清楚，出租汽车公司里停着白色大汽车（每辆汽车里都有收音机），他天天夜晚坐着出租汽车到加拿大境内的那家小客店去，他在那里根据他们打电话点的音乐追随一个个晚会的进程。他每天晚上，从两点钟起，生活在西雅图，听着各种各样的人点的曲子，西雅图同明尼阿波利斯一样真实，在明尼阿波利斯音乐演奏者天天一大早起床赶到广播室去。弗雷泽先生越来越喜欢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那三个墨西哥人来了，而且带来了啤酒，不过不是好啤酒。弗雷泽先生会见了他们，但是他不想多说话。他们后来走了，他知道他们不会再来。他的神经已经变得会突然支撑不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见人。经过了五个礼拜，他的神经变得不行了；尽管他为神经能撑这么久感到高兴，然而他已经知道试验的结果，就不愿被迫做一次同样的试验了。弗雷泽先生早就做过这种事情了。只有一件事情对他是新鲜的，就是听收音机。他整整一宿收听着，尽可能把声音调低，低得刚能听到，他在学不动脑筋地收听。
那天早晨约摸十点钟光景，赛西莉亚修女走进房间，带来了信件。她很漂亮，弗雷泽先生喜欢看到她，听她讲话，但是信件被认为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显得更重要。然而，信上丝毫没有引起人兴趣的东西。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说，“你不久就会出院的。”
“可不是，”弗雷泽先生说，“今天早晨，你看上去很快活。”
“啊，我是快活。今天早晨我感到自己好像可能会成为一个圣徒。”
弗雷泽一听这话，微微愣了一下。
“不错，”赛西莉亚修女接着说，“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当个圣徒。从我还是个小女孩子起，我就想成为圣徒。我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出家进修道院的话，就会成为圣徒。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这就是我认为非要做到不可的。我指望自己会成为圣徒。我当初就完全拿得稳我会做到的。一会儿以前，我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圣徒了。我是多么幸福啊，而这看来多么简单和容易。过去我早晨一醒来，就指望自己会成为圣徒，可我不是。我从来没有变成圣徒。我是多么想望啊。我想要的就是成为圣徒。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今天早晨，我感到自己好像可能会成为圣徒了。啊，我希望自己终于能做到。”
“你会成为圣徒的。人人都会得到他们想望的东西。这就是他们老是告诉我的话。”
“我现在拿不准了。我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圣徒。等我发现一下子办不到以后，我才认为需要有段时间。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了。”
“我认为，你是大有可能的。”
“你真的这么想吗？不行，我可不要别人给我打气。别给我打气。我要成为圣徒。我多么想要成为圣徒。”
“你当然会成为圣徒的，”弗雷泽先生说。
“不见得，我可能成不了。不过，啊，我要是能成为圣徒，那有多好！我会感到无比幸福。”
“三比一打赌，你会成为圣徒的！”
“不行，别给我打气。不过，啊，我要是能成为圣徒，那有多好！我要是能成为圣徒，那有多好！”
“你的朋友卡耶塔诺怎么样？”
“他在好起来，可是瘫痪了。有一颗子弹打中了通向大腿的大神经，他一条腿瘫痪了。他们等到他伤势好转，可以移动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情况的。”
“也许神经会再生。”
“我一直在祈祷，但愿会再生，”赛西莉亚修女说，“你应该见见他。”
“我不想见任何人。”
“你知道，你喜欢见他。他们会用轮椅把他送到这儿来的。”
“好吧。”
他们用轮椅把他送来，他身材瘦小，皮肤透明，黑头发长得该理了，眼睛里充满笑意，微笑起来就露出坏牙。
“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弗雷泽先生说。“你呢？”
“保全了性命，可一条腿瘫痪了。”
“真糟，”弗雷泽先生说，“不过神经是能够再生的，不但能再生，而且能一样好。”
“他们也跟我这么讲。”
“痛得厉害吗？”
“现在不厉害了。有一段时间，我肚子里痛得没命。当时我想，光是这么痛，就会把我痛死。”
赛西莉亚修女快活地打量着他们。
“她告诉我，你从来不哼一声，”弗雷泽先生说。
“病房里人很多，”那个墨西哥人不以为然地说。“你痛得厉害吗？”
“相当厉害。当然没有你那么糟。护士不在的时候，我叫上一两个钟头。我叫一阵，感到舒服一些。我的神经现在不行了。”
“你有收音机。我要是一个人有间房间，还有一个收音机的话，就会整宿大叫大嚷。”
“我不信。”
“伙计，会叫的。叫叫人舒服得多。可是跟这么许多人待在一起，你不能这么做。”
“至少，”弗雷泽先生说，“你一双手还是好的。他们告诉我，你是靠手吃饭的。”
“还靠脑袋，”他一边说，一边拍拍脑门，“不过脑袋的价值及不上手。”
“你有三个同胞上这儿来过。”
“警察叫他们来看我的。”
“他们带来了一点啤酒。”
“可能很差。”
“是很差。”
“今天晚上，警察叫他们来演奏曲子给我听。”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拍拍肚子。“我还不能笑。他们当音乐师可是糟得要命。”
“那个开枪打伤你的人呢？”
“也是个蠢货。我赌纸牌赢了他三十八块。这根本不必杀人嘛。”
“那三个人告诉我，你赢了许多钱。”
“可还是比别人穷。”
“怎么回事？”
“我是一个可怜的理想主义者。我是幻觉的受害者。”他笑起来，接着咧开了嘴，拍拍肚子。“我是个职业赌徒，可是我喜欢赌钱。真正地赌。小规模的赌博都是凭欺骗手段的。可真正地赌博，你需要凭运气。我没有运气。”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我一点运气也没有。唉，就说不久前开枪打伤我的那个混蛋吧。他会开枪吗？不会。第一枪他打空了。第二枪打在一个可怜的俄国人身上。看起来我似乎运气还不坏。结果呢？他在我肚子上打了两枪。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没有运气。他要是踩着马镫，连马也踢不到。全凭运气。”
“我原以为他先打中你，后打中那个俄国人。”
“不对，先打中俄国人，后打中我。报上报道得不对。”
“你干吗不开枪打他？”
“我从来不带枪。我运气这么不好，要是带了枪，一年里会被绞死十回。我是一个糟糕的牌手，就是这样。”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下去：“我弄到一笔钱，就赌；我一赌就输。有一回我在骰子上输掉了三千块，还是扔不出六点。用的是好骰子。还不止这么一回。”
“干吗还要赌呢？”
“要是我活得够长，运气会变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交了十五年坏运了。要是我有一天交上好运，我就会发财。”他咧开嘴笑了。“我是个好赌徒，我真的会享受发财的乐趣的。”
“你不管赌什么运气都不好吗？”
“不管赌什么，还有跟女人打交道，运气都不好。”他又微笑了，露出坏牙。
“真的吗？”
“真的。”
“那有什么办法吗？”
“慢腾腾地继续干，等时来运转。”
“可是跟女人打交道呢？”
“没有一个赌徒跟女人打交道是幸运的。做赌徒的思想太集中了。还得在夜晚干。夜晚他是该跟女人待在一起的嘛。没有一个在夜晚干活的人能跟一个女人始终保持关系，要是那个女人有点身份的话。”
“你是一个哲学家。”
“不是的，伙计。是个小城市里的赌徒。到一个小城，接着到另一个，又换一个，然后到一个大城市，然后又出发。”
“然后肚子上挨了两枪。”
“这可是第一回，”他说，“这可只有一回。”
“我跟你说话，让你累了吧？”弗雷泽先生提醒他。
“没有，”他说，“准是我让你累了。”
“那条腿怎么样？”
“那条腿我没有多大用处。有没有那条腿，我都行。反正我会有办法流动的。”
“我真心地，而且全心全意地希望你交好运，”弗雷泽先生说。
“我也同样希望你，”他说，“还希望你不痛。”
“当然不会一直痛下去。会停止的。这没什么大不了。”
“希望你很快就不痛。”
“我也同样希望你。”
那天夜晚，墨西哥人在病房里演奏手风琴和其他乐器；一片欢乐的气氛；闹洋洋的手风琴开合声、铃声、打击乐器声和鼓声顺着走廊传来。在那个病房里，有一个飞车走壁的摩托车驾驶员，他在一个灰尘蒙蒙的炎热的下午，在“午夜游艺场”表演的时候，当着大量观众的面从斜坡道上摔下来，摔断了脊骨，等他的伤好得可以出院，今后只得改行，学做皮革制品和藤椅了。还有一个木工，他是同脚手架一起摔倒的，手腕和脚踝都摔断了。他像猫那样落到地上，但是没有猫的弹力。他们能够把他的骨头都接好，使他能重新工作，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一个从农场来的小伙子，约摸十六岁光景，他那条断腿接坏了，得重新弄断。还有卡耶塔诺·鲁伊斯，一个小城市里的赌徒，一条腿瘫痪了。顺着走廊，弗雷泽先生能够听到，警察叫来的那些墨西哥人演奏的音乐逗得他们兴高采烈哈哈大笑的声音。那伙墨西哥人玩得挺愉快。他们非常兴奋地进来看弗雷泽先生，想要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曲子要他们演奏；后来，他们主动在晚上又来演奏了两回。
他们最后一回演奏的时候，弗雷泽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门开着，听着热闹而拙劣的音乐，忍不住思索起来。当他们来问他希望听什么曲子的时候，他点了“柯卡拉恰” ［7］ ，这种舞曲包含着许多人喜欢得没命的轻快和活泼的曲调。他们奏得热闹而有感情。在弗雷泽先生心目中这支曲子比大多数这一类曲子好得多，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尽管情绪受到感染，弗雷泽先生继续在思索。他通常尽一切可能避免思索，除非他在写作，但是现在他在思索那些演奏音乐的人和那个瘦子说过的话。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相信这话，那个阴郁的小饭馆掌柜。是啊，音乐是人民的鸦片。这位喝了酒会头晕的老兄可没有想到。现在经济问题是人民的鸦片；在意大利和德国，这种人民的鸦片同爱国主义这种人民的鸦片 ［8］ 联系在一起。性生活呢，是不是人民的鸦片？对有些人来说是的。对有些最好的人来说是的。但是喝酒是人民最好的鸦片，啊，呱呱叫的鸦片。尽管有些人情愿听收音机，另一种人民的鸦片，他在采用的一种廉价的鸦片。赌博也得同这些算在一起，一种人民的鸦片，最古老的一种，要是真的有什么人民的鸦片的话。还有抱负，也是人民的鸦片，同这种抱负在一起的是对任何一种新形式的统治产生的信念。你想要的是最低限度的统治，始终是较少的统治。自由，这是我们所信仰的，眼下是麦克法登 ［9］ 的一本出版物的名字。我们信仰这玩意儿，尽管他们还没有给它找到一个新名字。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什么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人民的鸦片呢？他知道得很清楚。它已经溜到他脑子里那个亮堂部分的角落附近，他在黄昏喝了两三杯以后，它就在那里；他知道，它在那里（当然它不是真的在那里）。那是什么？他知道得很清楚。那是什么？当然喽，面包是人民的鸦片。他会记住这个吗？在白天这会有什么意义呢？面包是人民的鸦片。
“劳驾，”护士进来的时候，弗雷泽先生对她说，“请你去把那个瘦小的墨西哥人找来，好不？”
“你喜欢这支曲子吗？”那个墨西哥人在门口说。
“很喜欢。”
“这是一支有历史意义的曲子，”那个墨西哥人说，“是支真正的革命曲子。”
“请问，”弗雷泽先生说，“干吗不用麻醉剂就给人民动手术？”
“我不懂。”
“干吗所有的人民的鸦片并不都是好的。你想要把人民怎么样？”
“他们应该从无知中被拯救出来。”
“别胡扯。教育是一种人民的鸦片。你应该知道这一点。你受过一点教育嘛。”
“你不相信教育？”
“不信，”弗雷泽先生说，“知识嘛，我信。”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有许多回，我乐于不同意自己的意见。”
“你下回还要听‘柯卡拉恰’吗？”那个墨西哥人担心地问。
“要听，”弗雷泽先生说，“下回再奏。柯卡拉恰’。它比收音机好。”
弗雷泽先生想，革命不是鸦片。革命是一种感情的净化，是一种只能被暴政延长的欣喜。鸦片是用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他想得真好，有点太好了。
一会儿以后，他们就会走了，他想，他们就会把“柯卡拉恰”带走了。接着他就会喝一点烈酒，开收音机，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低，使得你自己刚能听到。
鹿 金 译
* * *
［1］ 墨西哥人对译员是用西班牙语说的，所以下文警官问他说什么。
［2］ 此处恐系作者笔误。海利不在蒙大拿州，而是毗邻蒙大拿州的爱达荷州的一个城市。
［3］ 美国一城市，在明尼苏达州。
［4］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东南部。
［5］ 运动员队是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垒球队。红雀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垒球队。
［6］ 法语，意即圣母。
［7］ 西班牙语，意为蟑螂，此处是指墨西哥的一种流行舞曲。
［8］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利用意大利和德国的经济萧条，煽动人民的沙文主义而得以登台的。
［9］ 麦克法登（1868—1945），美国出版商，他出版的《自由》杂志销数很大，非常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