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扣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一服 ,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一爱一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我根本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的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一交一 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一流 韵事显然毫无所闻。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说这话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姑且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没有罪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一妈一家里吧,”他加了一句,显然想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讨厌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一胡一 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倒不能这样说。只有一点说来奇怪,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对谢列宁仔细瞧瞧。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不仅忧郁,而且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了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一爱一的人,经过这番简短的一交一 谈,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如果不说变成对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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