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虚构的野蛮人
查尔斯·拉瓦尔如此热爱保罗·高更，他情愿追随高更下地狱。1887年4月，他就这样做了。拉瓦尔躺在黑奴棚屋里一张用海草做成的床垫上，浑身发热，处于谵妄状态，身不由己地在汗水里打战，却从未怀疑过自己跟随他的朋友和总管保罗·高更来到马提尼克的决定。
他们前一年夏天在气候寒冷、礁石嶙峋的布列塔尼海边认识——同一个夏天，文森特把自己关在勒皮克路公寓的房间里画花卉，高更则像从附近的湾流刮来的热带季风那样漂泊到艺术家的常去之地阿旺桥。年轻画家——多半是英国人、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急于搞清楚巴黎画坛剧变的原委，全都聚集在他的身边。他则在莫奈、雷诺阿等印象派大师的身边画过画，早在独立艺术家沙龙展期间就向他们展示过自己的作品，数月之前的5月，又在第八届也是最后一届印象派画展上展出过作品。在那个展览上，高更的作品与修拉的《大碗岛上的星期天下午》——一幅令人震惊的巨作——挂在同一面墙上。穿着华丽、有异域背景、神秘矜持的38岁的高更似乎握有解开艺术界一切秘密的钥匙。阿旺桥的年轻艺术家们渴望赢得他的赏识，为他支付差旅费，宴请他，在格洛阿内克酒馆的夜饮客人中心醉神迷地听他的高论。
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人比拉瓦尔的心情更热切，听得比他更着迷。拉瓦尔戴着一副唯美主义者的夹鼻眼镜，留着一部苦行者的小胡须。25岁的他结合了父亲（一位巴黎建筑师）敏锐的感受力，及俄国籍的母亲对心灵自由的渴望。他在印象派诞生的时候刚好进入志学之年，与图鲁斯—劳特累克一起学画，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沙龙展上展出了作品。拉瓦尔在经济上有保障，但在精神上却有强烈的渴望，八岁丧父的他作为高更最忠诚的信徒，在阿旺桥的年轻画家中脱颖而出。
因此，来年冬天拉瓦尔立刻接受导师的邀请，一起前往加勒比海寻找只有原始文化里才有的色情特许和艺术真实，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高更画了一幅魅力无法抗拒的作品，描绘了那片“自由而又丰饶”的土地，那里“气候宜人，人们可以靠免费奉送的鱼类和水果为生”。这种景象直接来自洛蒂在《洛蒂的婚事》中对塔希提岛之行不可思议的描绘。查尔斯·拉瓦尔就像所有被洛蒂的人间天堂景象迷住的、前程迷茫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对此根本不可能拒绝。
事实上，拉瓦尔有足够的理由信奉高更对于美洲天堂的诱人描绘。正如格洛阿内克酒馆的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高更将他的祖先追溯到秘鲁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而他本人则在秘鲁度过了童年。有时他甚至暗示自己的祖先乃是更早、更原始的新大陆最伟大的土著统治者之一，可能包括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玛——他黝黑的皮肤和五官分明的脸孔似乎就是证据。他谈及那时仍然生活在利马的家境富裕的亲戚，在利马他享受着被热带熏风吹拂和被中国仆役围绕的童年生活。
有了这样的故事作铺垫，高更将他们前往加勒比海地区的旅行，视为一种胜利的回归，而不是一次单纯的冒险。他选择了他们的目的地——一个被称为塔波加的小岛，因为此地距离他的内兄很近，他的内兄是一位哥伦比亚的成功商人，近期刚回到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北部有一道名叫巴拿马的狭窄地峡，法国公司在此开始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程：开凿一条将大西洋与太平洋贯通起来的运河。金钱与物质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遥远的地区，他的内兄一定会从中赚得大钱，一定会资助他们到达天堂塔波加，高更这样向他年轻的门徒保证。
拉瓦尔也有一位亲戚在巴拿马的法国公司中工作，不过他对金钱或商业一无所知。在这些事务上，他尤其信任高更。毕竟，高更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前，曾在股票交易所工作了好多年。作为一个证券经纪人和“公司资产清理人”，他曾使一笔神秘而可观的遗产大大增值，从而过上了香车宝马的上流社会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了一个家，包括妻子和五个孩子，尽管他的工作方式对循规蹈矩的拉瓦尔来说肯定是一个谜。与高更一起居住在巴黎的儿子克洛维，一直被稳稳当当地安置在寄宿学校，对其父的长期外出好像一点也没有构成障碍；其他孩子则与他的丹麦妻子梅特一起生活在遥远的哥本哈根。高更很少提起他们，拉瓦尔也不敢多问。与其非同寻常的祖先一样（西班牙语是他学会的第一门语言），来源不明的财产和不明确的血统，都属“保罗·高更之谜”。
他的艺术只会增强他的神秘感。从他的祖母与德拉克洛瓦的友谊，到他本人与象征主义者的调情，他的艺术似乎总在变化中。他在世界各地写生，有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从一个艺术世界漂流至另一个艺术世界，就像他的祖先（及其本人）自由自在地穿越热带一样。作为一个证券经纪人，他曾经购买过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在他四处观光时，他接过了他们的画笔，并在毕沙罗的指导下，掌握了那种柔和欢快的画风。1882年，当他在那一年的股市大崩盘中丢掉了股票经纪人的工作时，他自信地认为他可以将他的业余爱好转变成职业追求。使他那位极其敏感的妻子——她立刻离开了他，回到了丹麦——大为震惊的是，他居然过起了艺术家的“前卫生活”，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付于艺术市场。在无法引起批评家或赞助人的注意时（他承认自己“像一个妓女那样寻找市场，却找不到一个恩主”），他被迫从一个柏油帆布制造商手中接受了一份销售工作，然后重返他妻子在哥本哈根的家。但是，仅仅六个月之后，他又抛弃了妻儿，回到了巴黎，比以往更坚定地要在艺术世界出人头地。他只带了梅特最喜爱的儿子克洛维在身边，有些人据此认为高更心存恶意。在一个既没有充足的食物，也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这个年仅六岁的孩子立刻出天花病倒了。
与此同时，高更的艺术开始从印象主义转向象征主义。他为新的绘画起草了野心勃勃的宣言——“一种灵性的、谜一样的、神秘的和暗示的艺术”，打起了新领袖塞尚的旗帜。但是，在他能够创作出与这样的新艺术相匹配的作品之前，他脚下的基础又开始移动了。1886年，修拉的《大碗岛上的星期天下午》迅速走红。高更的画作迷失在最新的“丑闻式成功”的浪潮之中，他的言论被“新”印象派的轰天巨响所淹没。几乎同时，他立刻精心制订了取悦新艺术的英雄修拉的计划，高更的许多同伴，特别是毕沙罗，都团结在修拉的旗帜之下。不过，由于1886年6月坏脾气的修拉的一个无法解释的“意外事件”，使得这个同盟立刻完结了。不久之后，高更与他长期的赞助人毕沙罗也开始交恶。高更谴责新印象派是“小点子挂毯”的制作者，并诅咒“那些该死的点子”。毕沙罗则指责高更“举止粗鲁”，并贬损他的艺术是“水手的艺术，东捞一点，西取一把”。“就其本性而言，他是反艺术的，”毕沙罗这样总结他的前友人说，“他就知道拼拼凑凑。”德加则称高更为“海盗”。
不过，高更立刻就反扑了。到拉瓦尔数月后在格洛阿内克酒馆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导师——菲利克斯·布拉克蒙，向另一种媒介转移——陶器，塑造了一个新形象——一个“来自秘鲁的野蛮人”。他自吹有“印第安人”的血统，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形式和象征主义混合起来，制作了泥塑的性意象：险恶的蛇以及拥有阳具般脖子的天鹅。他在这些东西上留下了签名PGo——法文中“阴茎”的隐语。他还把自己塑造成一头郁闷、虚弱、异化的“野兽”，被困在法国人的客厅和画室里。他系统地毁灭了资产阶级的业余画家、证券经纪人和印象派绘画的奉迎者的形象，留起了长发，穿起了歌剧风格的华服（有时穿得乱七八糟，有时则披着耀武扬威的披风，经常装饰着惹人眼目的珠宝）。朋友们担心他那奇特的装束和戏剧性的腔调。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患上了夸大狂症。他开始酝酿谣言（始于与修拉的口角），让大家相信他是一个反应迅捷、狂热好战的人，尽管他仍然充满爱意和魅力。“你必须记住，我内心有两种天性，”他不祥地解释说，“印第安人和敏感的人。那个敏感的人开始消失，印第安人冲在了前头。”
这就是拉瓦尔遇到的、热爱的并且奉献了他的一生的高更：一个不为惯例和名声所羁绊的人；一个既开明又神秘，既文明又野蛮的人；一个“身处社会的种种限制之外”的人，正如高更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有时候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有时候又喜欢欺凌弱小、争强好胜，一会儿嬉笑怒骂，一会儿又沉默寡言。在他那清澈的绿眼里，一些人看到了“温柔热情”，一些人看到了“冷嘲热讽”，还有一些人则看到了“重重感性”。
在一个以阴柔为特征的职业中，在一个反讽和虚弱的年代里，高更四处出击，并不回避身体冲突——这一名声令他的崇拜者们兴奋，使他的敌对者们害怕。尽管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他也只能算是个小个子（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他却很结实，体格强壮。对某些人来说，他散发出一种“刚刚抑制住的邪恶力量”。他们认为他“狡猾”。“大多数人却很怕他，”1886年阿旺桥的一个英国画家这样写道，“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他被视为一个应该安抚，而不是可以冒犯的人。”对那些他无法恐吓的人，他就引诱他们。根据高更的说法，男人和女人都能感受到他的魅力，而拉瓦尔绝不是这一断言的唯一证据。高更本人尽管有大量恋爱故事，却似乎过着一种对性事很超脱的生活。他以“不要碰女人”的布道词来要求拉瓦尔之类的门徒，并将雌雄同体视为最具性诱惑的形式。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高更赢得了拉瓦尔等人的心。“所有的艺术家都害怕我，爱我，”他在阿旺桥吹嘘道，“没有人敢质疑我的理论……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担心我的批评，却从不挑战我做的任何事。”
然而，巴黎却继续拒绝接纳他。等到1886年秋天他重回巴黎时，与毕沙罗和修拉的反目业已演变成互不信任和互相揭丑。没有人会购买或出售他的作品，甚至没有人会展出他的作品。疏离、身份不明、贫困、长期的恶意，以及彻底从绘画转向陶器，所有这一切使他被清除出了前卫派的艺术世界。到1887年1月，毕沙罗终于松了一口气说：“高更走了……彻底消失了。”一个冬天的夜晚，在他那除了窑炉什么也没有的公寓里，在愤怒和拉瓦尔等门徒的奉承中，高更提出了使他重回公众视野的惊人计划。“我要去巴拿马，”他宣布道，“要像一个野蛮人那样生活。”
漫长而又悲惨的海上航行遭遇了狂风暴雨的袭击，高更和众人在三等舱“像牲口一样挤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恐怖。但是，拉瓦尔却只看到他的导师神态自若，在横渡大洋时表现出了超人的水手般的技艺。以前他曾多次横渡大洋，因此这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在为期两年的海上贸易商人的生涯里，高更不仅获得了强壮的腿脚，更拥有了在船上讲故事的才能。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吹嘘自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说谎者”），他尤其会杜撰。在他们的海上航行中，拉瓦尔也许是第一次听到高更讲憨弟德式的故事：有关地震和沉船，有关皇家祖先和被拴在童年家里屋顶上的疯子，有关六岁时的性觉醒和每个港口的妓女，有关普法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和军事法庭对不服从的审判，有关推翻西班牙国王的流产计划中的阴谋等等。在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故事里，高更与另一位多产的吹牛大师朱利安·维奥——一个穿着见习军官制服的性趣模糊的同伴艺术家——不期而遇。他们邂逅十年之后，维奥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以他为太平洋的奇幻之旅所虚构的角色的名字为笔名：皮埃尔·洛蒂。
但是，无论是水手传说，还是洛蒂，都没能为拉瓦尔的巴拿马之行和他在巨大的运河之城科龙的发现，作好充分的准备。这是一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巨型棚户区：两万人拥挤在这片伸向大海的沼泽地里。猛烈的暴雨、粗糙的食物以及可怜的灌溉设施，已经使得这个地势低洼的小镇（数年之内膨胀至十倍）转变为一个泥泞和悲惨的地狱——一个“疟疾肆虐的地方”（高更这样称呼它）。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和污物，随着每一次倾盆大雨或洪水泛滥，散发出熏天的恶臭。有人写道，在这个人口过于密集、没有警察的小城里，“一种肮脏的、腐败的无政府主义”主宰着一切。本地居民对抗外来者或在工人当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在狭窄的街道上和摇摇欲坠的棚户里层出不穷。死神出没在空气里。蚊子携带着疟疾和黄热病毒，云集于这座泥泞不堪的半岛的上空，使半数居民感染上了疾病。在运河工地上，四分之三的工人——几乎都是从西印度群岛上召来的黑人——在传染性疾病中死去。在科龙唯一的医院里，死亡率在急剧攀升。
高更的工作计划与他对天堂的许诺一样不可靠。他那位巴拿马城（位于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的内兄的“贸易公司”，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杂货店，高更在那里既无法找到工作，也得不到金钱或者同情。他与拉瓦尔被迫回到科龙，根据当地报纸的说法，“受过教育的人在大街上挨饿”在那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通过拉瓦尔的关系，他们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两份职员的工作，但只工作了两周。打那之后，拉瓦尔试图通过画肖像画来赚钱。高更则溜到乡下，尝试用他们剩下的很少的钱从当地的印第安人那里购买土地。这个计划失败后，他说服拉瓦尔前往他们原先的目的地塔波加。然而，与未遭破坏的香格里拉正好相反，塔波加是一个旅行者的陷阱——由一群盛装的当地人、周末出游者和旅行团组成的骗局。狡猾的岛民对任何东西，尤其是他们的土地都提出过高的价格。愤怒的高更立刻制订计划前往马提尼克，马提尼克位于东加勒比地区“友好而快乐”的法国殖民地上，他们的轮船曾在那里短暂停靠。“我们早就应该去那里，”高更怒气冲冲地说，“那里生活便宜，人民友好。”在忠心耿耿的拉瓦尔的陪伴下，他离开了那个臭烘烘的地峡小城，相信“令人着迷的生活”正在1000英里之外的航行目的地马提尼克等着他们。
在拉瓦尔被黄热病击到之前，他们刚刚来得及在俯瞰圣皮埃尔港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供奴隶居住的小房间。这种疾病发病突然，在一天之间就能将一个健康人变成一个遭受剧痛、浑身颤抖、发热、不断呕吐的病人。病毒扩散到全身所有器官，损害肝脏、肾脏和肺部。病人浑身汗透、上吐下泻、头晕目眩、出现幻觉和陷入谵妄状态，皮肤与眼睛出现胆黄症。在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信里，高更只字不提拉瓦尔的剧痛（“结果好则一切都好。”他写道）。当拉瓦尔躺在汗水湿透的床上时，高更则在探索芒果园，观察黑人搬运工头顶着果筐穿行在山间小道中。他在信中提到他画了“一些上好的画……人物比我在阿旺桥时画得好得多”。拉瓦尔最终康复了，可以和他一起外出作画，至少能够在他们小小的住所周围作画。
7月，高更自己也病了，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在书信里提及。一个月之后，当来自巴黎的书信提到有一个收藏家对他的陶器感兴趣时，一切都变了。突然间，一座新的宝山开始召唤他。“我必须离开这里，”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否则我会像一条狗那样死去。”在一阵书信往来中（不禁让人怀疑他本人是否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虚弱），高更请求对方寄钱给他让他回家。“我瘦得皮包骨头，”他哭喊着，“我的大脑非常虚弱，我只在神志清醒时还有一点点力气。我几乎每天都处于神经危机和可怕的尖叫之中，就好像我的胸膛正在爆裂。我恳求你……竭尽所能立刻寄给我250或300法郎。”在一个大胆的谎言里，他声称他在运河的堑壕里干活（“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6点，在热带的太阳底下挖地球”），神经已经被“毒害”。他描绘了自己的“肚痛”及“剧痛”。“我的大脑开始晕头转向，”他写道，“我满脸汗水，后腰颤抖。”每天夜里他都“作好了死的准备”，只有回到法国才能将他从死亡或终生的“生病和发烧”中拯救出来。
高更真的病得如此，还是他从他朋友的病痛折磨中编织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以此来要钱？尽管生病的过程不太长，但康复（要是还能康复的话）却需要数月。10月，当高更终于讨到回法国的钱时，拉瓦尔仍然虚弱得无法远行。高更急于回家，撇下他的朋友自己照顾自己，采用的借口与六个月前抛弃他在巴黎的儿子克洛维时的口吻一模一样：“我只有够一人旅行的旅费……我的心已经硬得足以面对一切痛苦。”
差不多正好是从马提尼克回来后的一年，保罗·高更敲开了黄屋子的大门。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没有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巴黎的艺术世界也没有拜倒在他的脚下（如今他标榜自己为“来自热带的人”）。是的，他确实曾将三幅在马提尼克创作的作品卖给了新人提奥·梵高（他发现，提奥的夹层画廊在他离开巴黎期间已经成为了“印象派画家的中心”），但并未带来什么改变。他曾经渴望从富有异国情调的冒险中胜利回到巴黎——“让每个人大开眼界”，就像修拉的《大碗岛上的星期天下午》一样。相反，他只发现了提奥谨慎的乐观，以及他那奇怪的哥哥令人窒息的热情。“我从热带带回来的东西引起了极大的艳羡，”他在1887年11月不悦地写道，“但是，我并没有获得成功。”
与其在巴黎默默无闻，高更觉得还不如回到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成功的地方——阿旺桥，几乎与文森特动身前往南方同时：1888年2月。在那里，他无休无止地工作，以确立自己的新身份：一个具有野蛮人性情和原始人本质的艺术家。他无休无止地谈论他在马提尼克的“关键”经验，并教导他那些重新聚集在一起的门徒：“要是人们想知道我是谁……那他们就必须在我从那里带回的作品中去寻找。”他在布列塔尼与马提尼克之间找出了共同点，称这两处都是“黑暗而又原始”的地方，那里的本地人身负“原始时代”的标记。他还借鉴了洛蒂另一部幻想作品《我的兄弟伊夫》中的描述，穿戴水手的运动衫和贝雷帽，打扮得像一个布列塔尼的船长——令人想起他所有充满异国情调的游历，以及洛蒂在每一个“居住在大海中的原始世界里”的人身上发现的“隐蔽的野蛮性”。
在这种伪装下，高更再现了两年前的成功经历。他一方面用“亲爱的先生”开头的谦卑的书信“感谢”提奥的支持，另一方面用“立刻动身的姿态”不断地推迟前往阿尔，同时又穿行于阿旺桥纷至沓来的假日旅客中，在年轻画家面前扮演大师的角色，他认为这些年轻画家会将他在阿旺桥的名声带回巴黎。他甚至重新获得了年轻的拉瓦尔的崇拜，拉瓦尔于1888年7月费力地回到了家乡，那已经是高更抛下他八个月之后。在爱弥尔·贝尔纳（那个富有魔力的圈子里的新成员）的帮助下，高更发展出了一种艺术来适应他的新形象——一种拥有原始的“残酷性”和精神张力的艺术。安克坦分离主义的大胆的形式和色彩，以及贝尔纳重新加以诠释的神秘的天主教教义，都完美地吻合了高更将自己打扮成野蛮人的需要。（他送给文森特的自画像中有一张“火爆的、血脉贲张的脸”，以及“火山熔岩般的眼睛”。）高更不仅主宰着年轻的反叛者贝尔纳（尽管两人将在争夺新艺术的发明者时分道扬镳），而且还通过引诱贝尔纳年仅17岁的妹妹玛德琳来强化其原始野蛮人的特征。
不出意料的是，他尽可能拖延去阿尔的日期。只有在其他所有人，包括贝尔纳和玛德琳都离开之后，只有在他不名一文之时，只有在提奥购进了他的一些陶器，提出将在夹层画廊展出他在阿旺桥创作的作品，并最后支付了他50法郎以后，高更才勉为其难地登上火车，开始了前往阿尔的漫长旅程。当文森特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圆满的兄弟情义时（人影未到，行李先至），高更却冷静地赞扬了提奥——而不是文森特——的未来计划：“不管梵高如何热爱我，他也不会因为我那漂亮的眼睛而屈尊到在南方伺候我。”他在出发前一天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已经作了全面的盘算，就像一个小心翼翼的荷兰人那样，而且有意想要将他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这一次，我终于可以脚踏实地了。”
高更全神贯注于他与巴黎的关系，而且直到最后一刻态度还模棱两可，因此他竟忘了告诉文森特到达阿尔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当他搭乘的火车于1888年10月23日早晨5点刚过到达阿尔车站时，天还没有亮——对于打扰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人来说也太早了。因此，他走进了附近一家还在营业的咖啡馆——加雷咖啡馆——等待天亮。“是你啊，”经理惊叫起来，让他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原来，文森特在兴奋地期待高更的到来时，曾将高更的自画像拿来给咖啡馆老板观看。
稍后，文森特终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敲门声，他立刻向大门冲去。
作为一个进攻和避让的专家，高更懂得应该让对手不知所措。“等待第一个向前的时刻。”他有一次在拳击学校这样告诫一个学生说（他曾经在那里执教）。作出选择后，他就会小心翼翼地作出计划，毅然决然地开始行动。他意识到对方有一丝虚弱时，就会发动攻击。但是，与文森特在一起的冒险，充满了未知数，因此高更喜欢有所保留，直到他更多地了解对手以后再作打算。
文森特看到的是兄弟情义，高更看到的是对手之间的竞争。“我有斗争的冲动，”他在到达阿尔之前这样宣布，用了一个法语词la lutte来形容在每一次交手中所看到的意志的竞争，不管是在剑术、拳击，还是在语言或绘画中的竞争。“我针锋相对地开辟领地。”为了强调他的预备措施，他送给文森特一幅油画的素描稿。它以一种强烈的、搏斗的姿态，刻画了两个布列塔尼的年轻人。他将它描述为一幅作殊死斗争的图画，“是一个秘鲁的野蛮人眼中所看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