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于大胆地相信，正确地观察人们的一性一格是一种罕见的才能（或一习一惯）。根据我的经验，我甚至发现，即使是正确地观察人们的面孔也决不是人们普遍都具有的才能（或一习一惯）。人们在判断中，两个极为寻常发生的错误就是把羞怯与自大混同——这确实是个很寻常的错误——，以及不了解固执的一性一格是在与它自身永远不断的斗争中存在的；这两种错误我想都是由于缺乏前一种才能（或一习一惯）所产生的。
不论是在这本书中，还 是在实际生活中，董贝先生都没有发生激烈的变化。他在心中一直感觉到自己是不公正的。他愈抑制这种感觉，他就必然愈不公正。内心的羞耻感或外部的境遇可以在一个星期或一天中结束这种斗争；但它是穷年累月的斗争，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较量才能决定胜负。
我在日内瓦湖畔开始写这本书，在法国又写了几个月，然后才到英国继续完成它。写作与写作地点的联系在我的心中是这么奇妙地强烈，因此直到今天，虽然在我的想像中，我熟悉小海军军官候补生家中的每一个梯级，我也能向弗洛伦斯结婚的教堂中的每一个条凳式座位或向布林伯博士的学校中每一位年轻的先生的一床一架发誓，我了解它们；但我却仍然混淆地想象卡特尔船长是隐居到瑞士的群山中与麦克斯廷杰太太隔绝的。同样，当我由于什么机会想起海一浪一老是在说着什么话的时候，我的记忆就会追溯到在巴黎街道上漫步了整整一个冬夜的情形，正像我写完我的小朋友与我离别的那一章的那个夜里，我曾经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烦乱不宁地确实那样走过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