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
蝗灾是个预兆。
雨季一开始，蝗虫席卷了阿库雷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大多数地方。这些长着翅膀、大小跟棕色丛林苍蝇差不多的昆虫从地上的孔洞里蜂拥而出，朝着有光的地方集结——光像磁铁吸铁一样吸引着它们。阿库雷人因蝗虫的到来而欣喜。因为旱季阳光猛烈，哈麦丹风助纣为虐，大地备受煎熬，雨水拯救了大地。小孩子们会打开电灯泡或者点亮灯笼，在附近放好盛着水的碗，一等蝗虫飞来就把它们拍到碗里，要么就等它们翅膀脱落淹死在水里。人们聚集在一起享用烤蝗虫大餐，庆祝雨季的降临。通常在蝗虫出现后第二天，雨水就会光顾。但这一次来的是暴风雨，掀翻了屋顶，推倒了房子，淹死了许多人，把好多城市变成了水乡泽国。蝗虫从吉兆变成了凶兆。波贾头部受伤之后第二个星期，厄运降临到了阿库雷居民、尼日利亚人民和我们家人头上。
就在八月的那个星期，尼日利亚“梦之队”打进了奥运会男子足球决赛。此前连续好几个星期，各处的市场、学校和办公室都在显眼的地方打出了齐奥玛·阿君瓦的名字，因为他为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赢得了金牌。紧接着，我们的男子足球队又在半决赛中击败了巴西队，即将同阿根廷队争夺金牌。全国上下沸腾了。现场观众在遥远的亚特兰大的夏日骄阳下挥舞着尼日利亚国旗，与此同时，阿库雷一点点沉入水中。尼日利亚“梦之队”同阿根廷队决赛的前夜，阿库雷狂风暴雨，全城断电。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比赛的当天——八月三日。锌皮和石棉做的屋顶被雨点砸得砰砰作响。日落时分，暴风雨终于弱下来，最后云收雨散。那一天，我们谁都没出门。伊肯纳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默不作声，除了有时会跟着那台便携式收录机唱唱歌。那段时间，那台收录机是他的主要伴侣。到那个星期，他同我们完全隔绝了。
母亲质问过他为什么要打伤波贾，他回嘴说他没错，是波贾先威胁他的。“他那样的小男孩也敢威胁我，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语气强硬。母亲请求他在客厅坐下来好好谈谈，但他仍旧站在卧室的门槛上。说完那句话后，他突然哭了起来。也许他觉得这样有点儿丢脸，就跑回房间，关上了房门。就在那天，母亲说她确信伊肯纳神志不清，要求我们在父亲回来让他清醒过来之前离他远点儿。那时我对伊肯纳的恐惧已经越来越强烈。就连发誓不再让人欺负的波贾也乖乖听从母亲的话，避开伊肯纳。他的伤口愈合了，不再贴膏药，缝合过的地方有道凹痕。
那天晚上，球赛快要开始的时候，雨停了。就在比赛前，伊肯纳不见了。我们翘首盼望电力供应能够恢复，让我们看上这场重要的比赛，但直到晚上八点，电还是没来。那一整天，奥班比和我都坐在客厅里，借着昏暗的天光看书。我看的是一本内容奇特的平装书，书里的动物会说话，有着人的名字，而且都是家畜——狗啦，猪啦，母鸡啦，山羊啦，诸如此类。书里没有我喜欢的野生动物，但我还是读了下去，像人一样说话和思考的动物把我迷住了。波贾起初安安静静地坐着，后来突然告诉母亲，他想去“美好房间”看比赛，当时我正沉浸在书里，母亲则坐在客厅里陪戴维和恩肯玩。
“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你一定要看比赛吗？”母亲说。
“不晚，我想去；现在还不太晚——”
她想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们说：“好吧，小心点儿。”
我们从母亲房间拿了手电筒，走出家门，来到夜色渐深的街道上。周围有些人家用自备的发电机发电，嘈杂的嗡嗡声充斥着整个街区。人们普遍相信，阿库雷的有钱人贿赂了国家电力局阿库雷分局，让它在遇到像今天这样的重大赛事时断电，好让他们设立临时观赛中心，发一笔横财。“美好房间”是我们那一区最现代化的旅馆：四层楼，围着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头断了电，从旅馆墙壁内侧探出来的明亮的日光灯还是把周围的街道都照亮了。那天晚上，“美好房间”按惯例把大堂变成了临时观赛中心。为了吸引观众，旅馆门外大大的告示牌上贴着一张印有奥运会标志和“亚特兰大1996”字样的五颜六色的海报。果然，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堂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每个角落里都站着人，站姿各不相同，都是为了更好地看到放在相对而立的两张高台上的两台14英寸电视机上的图像。早到的观众占据了离电视机最近的塑料椅，后来的人则一层一层地站在他们身后。
波贾发现了一个能瞥见电视机的地方，就丢下我和奥班比，从两个男人中间挤了过去。不过我们俩终于也找到一块地方，只要往左侧那两个鞋子臭得像烂猪肉的男人中间歪一歪，就能不时看一眼电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奥班比和我被淹没在人海里，闻着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有个男人身上一股蜡烛味，另一个是旧衣服味，还有一个身上一股动物血肉的味道，再有一个是干掉的油漆味，还有汽油味、金属味，等等。我手捂鼻子捂得累了，凑过去对奥班比说我想回家。
“为什么？”他看起来很惊讶，但他也很怕他后面那个头很大的男人，可能也想离开。那个男人长着一对斗鸡眼，我们这里叫“四点一刻”眼。更叫奥班比害怕的是，这个长相吓人的男人还朝他吼过，要他“站有站相”，用脏手粗鲁地推搡他的脑袋。这男人就是只蝙蝠：又丑又可怕。
“我们不能走；伊肯纳和波贾都在。”他一边对我耳语，一边从眼角偷看那个男人。
“在哪儿？”我低声问。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慢慢地把头往后倾斜，直到凑近我的耳朵：“他坐在前面，刚才我看见——”一阵突如其来的喝彩声打断了他。“进球了！”大堂里的观众沸腾了，欢呼声震耳欲聋。那个蝙蝠一样的男人的同伴又是叫嚷又是挥舞双臂，胳膊肘打到了奥班比的头。奥班比大叫一声，但很快就被欢呼声盖过去了，旁人只会以为他也欣喜若狂。他痛得一缩，歪倒在我身上。那个打到他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依旧在那儿嚷嚷。
“咱们回家吧。这地方糟透了。”在说了十几遍“抱歉，奥贝”之后，我建议道。我感觉这个理由不太有说服力，就引用了母亲在我们坚持要出去看足球赛时常说的话：“我们没必要看这场比赛。反正就算赢了，球员们也不会把奖金分给我们。”
这话奏效了。他忍住了眼泪，点头表示接受。我奋力挤到前面，拍了拍夹在两个大男孩中间的波贾的肩膀。
“怎么了？”他急急问道。
“我们要走了。”
“为什么？”
我没说话。
“为什么？”他又问了一遍，眼睛迫不及待地想转向电视屏幕。
“没什么。”我说。
“好吧，一会儿见。”他立即把注意力转向电视。
奥班比跟波贾要手电筒，但波贾没听见。
“我们用不着手电筒。”我被两个高大的男人挤得东倒西歪。“我们走慢一点儿。上帝会指引我们安全到家的。”
我们离开了旅馆。奥班比用手去摸被那个男人用胳膊肘打到的地方，大概是想感觉一下有没有肿块。天很黑。要不是路上间或有汽车和摩托车经过，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过，车的确很少，因为人人似乎都找到了地方观看奥运比赛。
“那个男的就是没教养的动物，连对不起都不会说。”我想哭，但拼命忍住了。奥班比的痛，我似乎能感同身受。最终，我还是哭了出来。
“嘘。”奥班比突然说。
他把我拉到一个木头亭子旁边的角落里。一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渐渐地，我也分辨出他看到的情形了。疯子阿布鲁就站在我们家院门外的棕榈树下。这太突然了，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我们在奥米-阿拉河边遭遇他之后，我再没见过他。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尽管并未出现，或者离得远远的，他那给人招来灾祸的身影还是逐渐填满了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听说过有关他的故事，被告诫不许靠近他，也祈祷过让他受天谴，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下意识里，我一直在等他，甚至盼望见到他。现在，他来了，就站在我们家院门外，全神贯注地盯着院子里面，但似乎并不想进去。奥班比和我躲在角落里，看他手舞足蹈，好似在同只有他才看得见的人对话。突然，他转身朝我们走来，一边走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他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的我们听到他咕哝了一句。我想奥班比也听得很清楚，因为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拽离了那疯子要经过的路线。我喘着粗气看着他走远，湮没在黑暗里。邻居的卡车开过来，头灯在地上投下他的影子，但卡车立刻就过去了，影子消失了。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一看不见他，奥班比就问道。
我摇摇头。
“你没听见？”他呼吸声很重。
我刚要回答，一个男人蹒跚而过，肩膀上骑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在唱儿歌：
雨儿，雨儿，走开
改天再来
小孩要去玩……
等他们走远了，奥班比又问了我一遍。
我摇头表示我没听见，但其实我撒了谎。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晰，但我在他经过的时候的确听到他在反复念叨一个词。他打破我们宁静生活的那天开口说的也是这个词：“伊可纳。”
一股可疑的喜悦席卷了尼日利亚，从夜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就像蝗虫在夜间肆虐，日出时销声匿迹，只留下一地断翅那样。奥班比、波贾和我狂欢到深夜，因为波贾回来后给我们口头回放了一遍比赛。我们都知道了杰伊-杰伊·奥科查怎样像超人营救被绑架的受害者那样运球避开了对手，伊曼纽尔·阿蒙奈克又怎样像金刚战士一样飞脚射门。到了半夜，母亲不得不出手叫停，命令我们上床睡觉。我好不容易才睡着，做了好多好多梦，直到早上被奥班比叫醒。他一边使劲拍我，一边尖叫：“醒醒！快醒醒，本——他们在打架！”
“谁？什么？”我稀里糊涂地问。
“他们在打架。”他嚷嚷道，“伊肯纳和波贾。是真打。快来。”阳光从窗口泻进来，急得团团转的他就像一只迷失了方向的飞蛾。他转头看见我还在床上，大叫起来：“听着，听好了——他们打得很厉害。快来！”
比奥班比叫醒我早得多的时候，波贾就醒了，嘴里骂骂咧咧。
我们隔壁阿巴提家那辆破卡车发动起来了，不时传来轰隆声，撕破了梦境和无意识世界之间的薄膜。虽然是卡车把波贾吵醒的，但他本来就想早点儿起床，好和教会的其他男孩一起练鼓。母亲已经带着戴维和恩肯去市场了。他洗了澡，吃了他那份面包和黄油，这是母亲走之前为我们准备的，接下来就只能干等着，因为他得换上干净的衬衫和裤子——虽然他不再跟伊肯纳同睡一个房间，他的东西仍然放在那个房间的衣橱里。母亲，我们的驯鹰人，屡次恳求他搬到我和奥班比的房间。她说：“让恶魔独占他的巢穴吧。”但波贾不答应。他抗议说卧室是他和伊肯纳共有的，他绝不搬走。由于伊肯纳和他互不理睬，波贾常常要等到伊肯纳醒来打开房门才能进去拿东西，否则他就得出声叫伊肯纳开门。不承想，伊肯纳深更半夜还在街头参加席卷整个尼日利亚的庆祝活动，回来后一直睡到大中午。很久以后，奥班比告诉我，伊肯纳回到家时醉醺醺的。他说，因为母亲在半夜时锁上了屋门和院门，奥班比打开百叶窗把伊肯纳放进来，闻到了他身上浓浓的酒精味。
波贾等得坐立不安，怒火上涌。到了快十一点的时候，他失去了耐心，开始敲门，起初还算温和，后来越敲越大声。奥班比说，备受挫折的波贾像站在陌生人家门口那样用耳朵贴着门，然后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猛地转身对他说：“我听不到里面有动静。你确定伊肯纳还活着吗？”
奥班比说，波贾问得很真诚，生怕伊肯纳遭遇不测的样子。接着，波贾又贴耳过去，然后再敲门，这次敲得更响了，还高声叫伊肯纳的名字，要他开门。
门那边还是没有反应。波贾火了，开始用身体撞门。后来他不撞了，往后退了一步，眼神里既有如释重负，又有之前没有的恐惧。
“他在里面。”他从门边走开，向奥班比嘟哝道，“我刚才听见里面有动静——他还有气儿。”
“哪个疯子吵得我不得安宁？”伊肯纳在房间里厉声问道。
波贾一开始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才叫道：“伊肯纳，你才是疯子。我没疯。你最好现在就把门打开；这房间也有我一半。”
屋里响起一阵迅捷的脚步声，伊肯纳眨眼就出了房间。他的速度实在太快，波贾甚至没看见他出拳就倒在了地上。
“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伊肯纳对挣扎着起身的波贾说，“我都听见了——你说我死了，没气了。你，波贾，枉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希望我死掉，对吗？还有，你还叫我疯子。我是疯子？今天我要让你看看清楚——”
他话音还没落，波贾闪电般击中了他的双腿。他撞到了房门，倒在房间里面，脸因为吃痛而扭曲，嘴里咒骂着。波贾跳了起来。
“我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波贾站在主屋的门槛上说，“如果你想打架，就到后院空地上来。这样就不会弄坏家里的东西，妈妈也不会知道我们打过架。”
话音刚落，他就奔去了有水井和花园的后院。伊肯纳紧随其后。
等我和奥班比赶到后院，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波贾试图躲开伊肯纳的拳头，但没能躲开，拳头落在他胸口，他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不等他站稳，伊肯纳伸脚一绊，把他绊倒在地。紧接着，伊肯纳扑了上去。他们俩像赤手空拳的角斗士一样相互撕扯。难以名状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奥班比和我呆立在门口，迈不动步子，只能恳求他们别打了。
但没人听我们的，他们出拳狠厉，出脚像野兽一样快，扭成了一团。我们很快就顾不上恳求了。要是有谁挨了拳头，奥班比会尖叫。要是有谁吃痛怒吼，奥班比会倒吸一口凉气。我看不下去了。有时候，他们中哪一个快要击中对方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等这一下过去了再睁开，心怦怦乱跳。波贾的右眼上方裂了个口子，鲜血直流。奥班比再次出声恳求，却遭到了伊肯纳的斥责。
“闭嘴，”他咆哮道，往地上吐了口唾沫，“要是你不马上闭嘴，我会连你们两个一起揍。白痴。他用那种态度跟我讲话，你们难道没看见吗？这事不怪我。是他挑衅的——”
波贾在他背上猛捶了一拳，接着箍住了他的腰，伊肯纳的话被打断了。两人一起倒地，扬起一团尘土。他们厮打的激烈程度在他们那个年纪的兄弟之间很少见。当年有个在伊索罗市场卖鸡的男孩因为我们母亲在圣诞节时不肯买他的鸡而叫她“妓女”，被伊肯纳揍过。而这次，伊肯纳出拳的力度犹有过之。那一次，我们都站在他旁边为他加油，连憎恶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母亲也说——在那个男孩爬起来，拎着拉菲亚树叶编的鸡笼逃跑之后——那男孩活该。这次，伊肯纳下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狠，都重。波贾也一样，左刺右踢，胆子比跟某个星期六在奥米-阿拉河边阻拦我们钓鱼的那些男孩打架时还要大。这场架前所未有。好像有某种力量在操纵他们的双手，这种力量占据了他们每一块血肉，甚至每一滴血浆。也许正是这种力量而非他们自身的意识让他们对彼此痛下狠手。看着他们，我生出一种预感：这一架之后，一切都会不同。我害怕他们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无所顾忌、无法遏制和逆转的破坏力。这些感受抓住了我，我的脑子里像是刮起了旋风，各种疯狂的念头飞速旋转，其中压倒一切的是个奇特而陌生的想法：死亡。
伊肯纳打断了波贾的鼻梁骨。鲜血喷涌而出，从他下巴上流到了地上。波贾痛苦地瘫在地上，啜泣着用撕烂的衬衫擦鼻子。奥班比和我的目光一落到他血迹斑斑的鼻子上就惊叫起来。我知道，这一架还远远没打完。波贾一定会报复，因为他从来都不是懦夫。他朝花园方向爬去，试图站起来。我有了个主意。我转向奥班比，告诉他我们应该去找个大人来拉开他们。
“对。”他同意。眼泪顺着他的腮帮往下流。
我们立即奔到邻居家，只看见铁将军把门。我们忘了，这家人两天前就出城了，要到那天晚上才回来。我们匆忙离开时，正好看见我们教会的柯林斯牧师开着厢式车经过。我们拼命朝他挥手，但他没注意到，也没有放慢车速，他的脑袋随车载音响播放的音乐的节奏晃动着。我们沿着露天下水道走，想找到别的大人。下水道里躺着一条死蛇，体量接近蟒蛇，是被石头砸死的。
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大人，是汽车修理工博德先生，他住在离我们家三个街区的一排既没上涂料也没刷清漆的平房里。那房子还没有完工，旁边堆着木头和沙子。博德先生颇有军人之风：身材高大，肱二头肌发达，脸像绿柄桑坑坑洼洼的树皮一样粗硬。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好从汽修铺回来上厕所。这个厕所是他和这排平房另外五个房间的房客共用的。他哼着小曲在靠墙的一个立式水龙头下面洗手，外裤没系好，平角裤倒是拉到了腰部。
“下午好，先生。”奥班比跟他打招呼。
“孩子们，”他应了一声，抬头看我们，“你们好吗？”
“很好，先生。”我们齐声说。
“有事吗，孩子们？”他一边问一边在被污垢和机油染黑的裤子上擦手。
“是的，先生，”奥班比回答，“我们的两个哥哥在打架，我们，我们——”
“他们流血了，好多血。”既然奥班比说不下去，那就我来，“请跟我们过去，帮帮我们吧。”
他端详着我们涕泪纵横的脸，五官像中风般皱成一团。“怎么回事？”他说着甩了甩手上的水珠，“他们为什么打架？”
“我们不知道，先生。”奥班比不愿多说，“请跟我们过去，帮帮我们吧。”
“行，走吧。”博德先生说。
他快步往房子的方向走了几步，似乎要去拿点儿什么东西，但中途停下，做了个向前的手势：“走吧。”奥班比和我跑了一段，把博德先生落在了后面，我们只好停下来等他。
“我们得快点儿啊，先生。”我乞求道。
博德先生于是光脚跑了起来。快到家的时候，有两个女人靠人行道边缘站着，挡住了我们的路。她们穿着廉价的满是污垢的长袍，每人头上都顶着一袋玉米。奥班比从其中一个身边挤过去，两个小玉米棒子从袋子的破洞里漏了出来。我们不管不顾地往前冲，那女人冲我们的背影咒骂。
跑到我们家院子那儿，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邻居家怀孕的山羊，肚子鼓鼓的，乳房下垂。它蜷伏在我们家院门边，咩咩地叫着，舌头从嘴巴里耷拉下来，就像被扯下来的胶带。它笨拙黑臭的躯体表面沾满了自己的黑屎豆，有的压成了浓稠的糊糊，还有的两颗、三颗或更多颗黏结在一起。从院子那边传来的只有山羊粗浊的呼吸声。我们奔到后院，只看到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沾着血迹的泥土和满地的脚印。他们不可能在没人调解的情况下自己就不打了。他们去哪儿了？有谁来过？
“你们说他们在哪儿打架来着？”博德先生困惑地问。
“就在这儿。”奥班比指着泥地回答，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你确定吗？”
“是的，先生，”奥班比说，“这儿，我们走开的时候他们就在这儿。这儿。”博德先生看着我。我说：“这儿，他们就在这儿打架。您看有血。”我指着一块沾有血迹的泥，紧接着又找到一个形似半闭的眼睛的湿漉漉的、圆圆黑黑的斑点。
博德先生迷惑地端详了半晌后说：“那么，他们去哪儿了呢？”他再次环顾四周。我借机擦了擦眼睛，朝地上擤了鼻涕。一只低飞的鸟儿，是只鸽子，停在我右手边的篱笆上，急急地扑扇着翅膀。接着，它像是受了惊吓似的飞起来，滑过水井，朝另一边的篱笆飞去。我抬头想看看伊巴夫的外祖父是不是还坐在那儿。哥哥们打架时他在。可这会儿他也不见了。他不久前坐过的椅子上放着一个塑料杯。
“好吧，我们到屋子里去看看。”我听到博德先生说，“这样才好，咱们走。说不定他们不打了，回屋了。”
奥班比点点头，在前面带路。我留在后院。山羊咩咩叫着朝我走过来。我动了动，想阻止它，但它只是站住了，抬起长角的脑袋，咩咩地叫了起来。这头不会说话的动物在目击了可怕的一幕之后，集中全身的力量，想要给出一番能被理解的报道。
然而，不管多努力，它发出来的只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咩”。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定是山羊语里的恳求。
我没理睬那只山羊，往花园走去。奥班比和博德先生进了屋，嘴里喊着两个哥哥的名字。在八月轻柔的雨水的浇灌下，花园里的玉米苗长势喜人。我走得小心翼翼，尽量不踩到它们。快走出玉米地，来到堆着旧石棉瓦的墙角的时候，我听到厨房那边传来一声惊呼。我马上飞奔过去，发现厨房里乱作一团。
橱柜上层的门大开着，里面放着一个空的好立克10罐、一罐黄奶油冻和几个摞在一起的空咖啡罐。母亲在厨房里坐的塑料椅倒在门边，扶手断了，黑乎乎的椅脚朝天戳着。堆满脏盘子的水池旁边的案板上积了一摊微红的棕榈油，正沿着案板边缘滴落到地板上。装油用的蓝玻璃瓶侧躺在地上，里面有黑乎乎的渣滓和少量油。一把叉子像死鱼一样静静地躺在那摊红色的油里。
厨房里不止奥班比一个人。博德先生站在他旁边，咬着牙，双手抱头。然而，厨房里还有第三个人，只是他比我们在奥米-阿拉河里抓来的鱼和蝌蚪还缺乏生气。这个人脸朝冰箱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很大，定定地看着某个地方。很显然，这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舌头耷拉在嘴唇外面，嘴里渗出的白沫已经在地板上积成了一摊。他的双臂像被钉在一个隐形十字架上，张得很开。他的肚子上插着母亲的菜刀，只露出了木柄，锋利的刀刃完全埋进了肉里。地板上满是他的血：一股有活力的、流动的鲜血正缓缓从冰箱下面流过，同棕榈油汇合，颜色变成诡异的淡红，跟泥土路上的小坑里的泥浆的颜色差不多。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一情形就像尼日尔河跟贝努埃河在洛科贾汇合，催生了一个四分五裂、乱七八糟的国家。这摊怪异的混合物弄得奥班比像被唠叨鬼附身似的，抖着嘴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红河，红河，红河……”
他还能做什么呢？老鹰已经借着一股常人无法触及的热气流飞上高空，地上的人只能尖叫，哀号。我跟奥班比一样，被眼前这一幕吓呆了。我喊着那个名字，但我的声音被阿布鲁的声音取代了。那个名字被污染了，砍伤了，抽空了，死去了，消逝了：伊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