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定于午夜时分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远洋客轮上，正呈现着解缆起航前惯有的繁忙景象。岸上来送客的人挤来挤去给远航的朋友送行；电报局的投递员歪戴制帽，在各个休息室里大声呼喊着旅客的姓名；有人拿着行李和鲜花匆匆而过；孩子们好奇地沿着梯子上下奔忙，在甲板上演出的船上乐队一直不停地在演奏着。我和我的朋友避开这吵吵嚷嚷拥挤不堪的人群，站在供散步用的甲板上聊天。忽然，在我们近旁，镁光灯闪了两三下：大概在旅客中有什么名人，记者在起航前最后一刻还赶来采访，给他拍照。我的朋友向那边看了一眼，微笑着说：
“您这船上可有个罕见的怪物——琴多维奇。”
我听了他这句话，脸上显然露出一副相当莫名其妙的神情，他就接着解释了几句：
“米尔柯·琴多维奇，象棋世界冠军。他刚在一连串的比赛中从东到西征服了整个美国，现在乘船到阿根廷去夺取新的胜利。”
他一说，我果然想到了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以及他平步青云、一举成名的一些细节。我的朋友读报纸比我仔细，他说了好些关于此人的轶事趣闻，作为补充。
大约一年以前，琴多维奇一下子就成功地进入了棋坛名手阿廖欣、卡帕布兰卡、塔尔塔柯威尔、拉斯克、博戈留勃夫的行列。自从一九二二年纽约循环赛上七岁神童雷舍夫斯基初露头角以来，一个默默无闻的新手闯入棋坛群星的光荣队伍，还从来没有引起过这么大的轰动。因为琴多维奇的智力根本没有预示他会有如此灿烂的前程。不久，一个秘密透露出来：这位世界冠军无论用哪一种文字书写，哪怕只写一句话，也不可能不出错，而且，像他恼怒的对手之一所刻薄地指出的，“他在任何领域都惊人的无知”。
他父亲是多瑙河上一名极其贫苦的南斯拉夫族的船夫，他的小船一天夜里被一艘运粮食的货船撞沉了。父亲死后，他们那个偏僻小村的神父出于恻隐之心，收养了这个十二岁的孤儿。有位好心的神父千方百计地在家里给这个前额宽阔、不爱说话、有点迟钝的孩子补课，想教给他那些他在乡村学校里没能学会的知识。
但是神父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米尔柯直愣愣地瞪着字母，虽说都已经给他解释了上百次，他还是觉得非常陌生；课堂上讲解的最简单的东西，他那迟钝的脑子也记不住。十四岁上，他还扳着指头算数。都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了，读书看报还特别费劲。但是，不能说米尔柯脾气乖僻或者犟头倔脑。吩咐他干啥他就乖乖地干啥：担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他办事可靠，托付他的事情，他一定完成，尽管慢得叫人生气。但是最让好心的神父恼火的，却是这个冥顽不灵的少年对世上的一切全都漠不关心。要是没有人特意要他干啥，他就整天什么也不干。他从来不提问题，从来不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只要不明确告诉他该做什么活，他是从来不给自己找活儿干的。做完家务事以后，米尔柯就坐在屋里发呆，两只眼睛茫然无神，活像在草地上吃草的绵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无动于衷。每天晚上，神父吸着乡下长烟袋，总要和警察局的巡官下三盘象棋，这个淡黄头发的小伙子老是一声不吭地蹲在旁边，低垂着沉重的眼皮，似睡非睡地、漫不经心地看着画有格子的棋盘。
一个冬天的晚上，两个朋友正沉湎于他们日常的棋戏中，这时从街上传来了雪橇的铃声。一辆雪橇沿着村街飞快地驶近，越来越快。一个农民戴着满是雪花的帽子急急忙忙地跑进屋来，恳求神父尽快地去给他垂危的母亲举行临终涂油礼。神父毫不迟疑，立即跟他走了。这时，巡官还没喝完他杯里的啤酒。他又点燃了一袋烟，准备回家。他正在穿高统毛皮靴的时候，忽然发现，米尔柯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上那副未下完的残局。
“怎么，你想下完这盘棋吗？”巡官开玩笑地问道。他完全相信，这个瞌睡懵懂的孩子甚至连棋子怎么走也不知道。孩子怯生生地抬头看了看他，然后点点头，坐到神父的位子上。走了十四步棋，巡官被杀败了，而且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绝不是什么偶然失误的结果。第二盘的结局也是这样。
“巴兰的驴子说话了！”神父回家以后惊奇得叫了起来。他向不大熟悉《圣经》的巡官解释，早在两千年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奇迹，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说起话来，话里充满了智慧。神父不顾时间已晚，抵挡不住心里的诱惑，硬要同他半文盲的学生杀上一盘。米尔柯同样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米尔柯下得缓慢、顽强、坚定不移，他那前额宽阔的脑袋始终不从棋盘上抬起来。但他下棋下得很稳，毫无破绽。以后接连几天，无论神父还是巡官都没能胜过他一盘。神父比谁都了解他这个弟子在其他方面的智力是何等低下，现在他可真想知道：这种单方面的古怪天才能不能经受得起更加严峻的考验。他让乡村理发师把米尔柯浅黄色的蓬乱头发修剪一番，把他打扮得稍微像样一点，然后用雪橇把他带到邻近的小城。神父知道，该城主要广场的咖啡馆里经常聚集着当地的象棋迷，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这些人要比他高明得多。神父把这个黄头发、红脸膛的十五岁少年推进咖啡馆，使那里的常客们大为惊讶。这个少年身穿毛皮向里翻的羊皮大衣，脚踏一双沉重的高统皮靴。进了咖啡馆以后，他怯生生地低垂双眼盯着地面，一直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后来人家叫他到一张棋桌跟前去。第一盘米尔柯给打败了，因为他和好心的神父下棋时，从来没有领教过所谓的西西里开棋法。下一盘他便和城里最好的棋手下成和局。从第三盘、第四盘起米尔柯挨个儿打败了所有的棋手。
在南斯拉夫的外省小城市里，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很少发生的。因此，乡村冠军的初露锋芒对于聚集在咖啡馆里的那些可敬的公民来说立即成了耸人听闻的事件。当下一致决定，必须让神童在城里呆到明天，以便召集象棋俱乐部其余的成员，尤其要到附近城堡里去通知老伯爵西姆奇茨，此人是个狂热的棋迷。神父这时瞧着自己的养子，心里产生一种新的得意之感。发现了一个天才，他固然满心欢喜，可是责任感提醒他，得回到村里去做主日弥撒。最后他表示同意把米尔柯留在城里接受进一步的考验。棋手们出钱把年轻的琴多维奇安置在旅馆里，这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第二天是星期天，午饭后棋室里挤满了人。一连四个小时，米尔柯一动不动地坐在棋盘边，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看看，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他所有的敌手。最后，有人建议跟他来一次车轮战。人们花了不少工夫才使这个反应迟缓的小伙子弄明白：所谓车轮战就是他将同时跟几个敌手对弈。但是他刚一弄清楚这种下法的惯例，他就立即照人说的去办，他慢慢地拖着沉重的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结果八盘中他赢了七盘。
在这以后，象棋俱乐部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虽然严格说来，这位新冠军并非本城人士，可是本乡本土的民族自豪感已经激起。没准这个在地图上都未必能够查到的小城竟能破天荒第一次获得被称为名人故乡的荣誉。一个名叫柯勒尔的经纪人平时专给军营的歌舞场介绍演唱小曲的歌女和女歌唱家，这时表示，只要有人提供一年的津贴，他准备安排这个少年到维也纳去，跟他熟悉的一个象棋名手去接受象棋棋艺方面的专门训练。老伯爵西姆奇茨六十年来天天下棋，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奇特的敌手，当下立即签发了这笔款项。从这一天起，这个船夫之子惊人的飞黄腾达就开始了。
半年之后米尔柯就洞悉了象棋技术的全部奥秘，当然，他还有一个稀奇的弱点——这一点往后被行家们多次注意到，并且不断遭到他们的讪笑。因为琴多维奇从来也不会单凭脑子记忆来下棋，哪怕下一盘也不行，用行家的话来说，他不会杀盲棋。他完全缺乏在自己想象力的无限空间中再现棋盘的能力。他眼前必须老有一张画了六十四个黑白方格的真正棋盘和三十二个具体的棋子。即使成了世界名人之后，他还老是随身带着一副可以折叠的袖珍象棋，这样，他要是想复制他所需要的典型棋局，或者解决他感兴趣的问题，就随时随地都能以直观的方式在眼前看到棋子的具体位置。虽然这点瑕疵本身无足轻重，然而它显示了想象力的贫乏，并且在象棋爱好者的圈子里引起了纷纷议论。就像在音乐界，卓越的演奏家或指挥如果被人发现光凭记忆不用乐谱就不能演奏或指挥，定要引起人们的闲话一样。不过这一缺点并没有妨碍米尔柯取得惊人的成绩。他十七岁就已获得十多次各种各样的锦标，十八岁成为匈牙利全国冠军，到二十岁终于荣获世界冠军的称号。许多厉害的棋手在智力、想象力和气魄上毫无疑问是大大超过他的，但是碰到他那坚韧冷酷的逻辑，都一一败下阵来，正如拿破仑败在笨重迟钝的库图佐夫手里，汉尼拔敌不过费边·孔克塔托尔一样，根据李维的记载，孔克塔托尔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淡漠和呆笨的特点。象棋手本来集各种截然不同的智力特性于一身，兼有哲学家、数学家的精于计算、富于想象等创造性的特质。这样一来，在象棋名手卓越的行列里破天荒第一次混进来一个十足地道的异己分子——一个行动滞重、沉默寡言的乡村青年。即使最机灵的记者也无法从他嘴里勾出一句能够公开登报发表的话来。琴多维奇没有向报纸提供警句妙语，但这一点却为许多关于他个人的趣事逸闻所补偿：琴多维奇在棋桌旁是个无与伦比的大师，可是一站起来，就无可挽救地变成一个怪里怪气、近乎滑稽可笑的人物。尽管他身穿黑礼服，系着华丽的领带，上面还别了一枚嵌着珍珠的有些刺眼的别针，指甲修剪得十分细致，但是举止仪表显示出他依然是从前那个头脑简单的乡下少年，不久前还在村子里给神父打扫厨房。他利用自己的天才和荣誉，尽可能地多赚钱，表现得十分小气，贪得无厌。他捞起钱来笨手笨脚，简直愚蠢到无耻的地步，这激起了同行的愤慨和嘲笑。他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总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只要给他报酬，他就为任何一个寒伧的象棋俱乐部下棋；他让人在肥皂广告上印制他的肖像，甚至同意人家出钱买他的名字去出版一本叫《象棋哲学》的书，丝毫也不理会他的竞争者对他的嘲笑，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他根本连三个句子也写不下来。这本书实际上是加里西尼亚一个穷大学生为一位精明的出版商撰写的。就像一切性格坚韧的人一样，琴多维奇也不懂什么叫可笑。他当了世界冠军以后，就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了。他认为他也击败了所有这些聪明绝顶、才智出众的演说家和作者，这种意识，尤其是他挣的钱比他们还多这个具体的事实使他从过去的手足无措一变而为冷漠的、往往表现为极其笨拙的目空一切。
“话说回来，这样快地取得荣誉，怎么能不冲昏这个空虚的头脑呢？”我的朋友举了几个典型例子说明琴多维奇带着一种纯粹是孩子气的虚荣心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显赫，然后说道，“一个来自巴拿特的二十一岁的农家青年只要在棋盘上动动棋子，就可以在一星期内赚到一大笔钱，比他全村的人一年内砍伐木材艰苦劳动所得的还多，你说他怎么会不染上虚荣的毛病呢？再说，你的脑子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伦勃朗、贝多芬、但丁和拿破仑，那你不是很容易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吗？这小伙子智力有限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一连好几个月他没有输过一盘棋，而且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世界上除了象棋和金钱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有一切理由去自我陶醉。”
我朋友的这番话自然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即囿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于无限。正是这种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像白蚂蚁一样顽强地用他们特殊的材料建筑着自己稀奇古怪的、然而对他们来说却是独一无二的宇宙缩影似的小天地。因此我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我的意图——要在去里约热内卢的十二天旅程中仔细观察这个智力片面发展的古怪样品。
可是我的朋友提醒我说：“您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能从琴多维奇的嘴里掏到过一丁点有助于心理分析的材料。这个狡猾的农民，看上去智力低下得令人难以置信，暗地里却是绝顶聪明，他从不暴露自己的弱点。他的办法很简单：除了在便宜旅馆里碰到的一些和他出身相仿的同乡之外，琴多维奇避免跟任何人交谈。他一感到他面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就马上像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的贝壳；因此，谁也不能夸口说，曾经听到他说了什么蠢话，或者估量到了他那惊人的无知。”
看来我朋友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在我旅行的最初几天，如果不是死乞白赖地凑上去，是根本不可能接近琴多维奇的。我当然不会那么厚脸皮。有时他到上层甲板上来散步，反背着双手，神情高傲、专心致志地沉思着，活像一幅名画上的拿破仑。另外，他散步时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地冲来冲去，因此，如果我想跟他搭讪，就不得不跟在他屁股后头跑。而他又从来不在休息室、酒吧间和吸烟室露面。我悄悄地向侍者打听消息，据说，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自己舱里一个大棋盘前，研究棋局或重演下过的棋。
三天以后，我可真的生起气来了，琴多维奇的防御策略看来比我想要设法接近他的愿望更为巧妙。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机会去亲自结识一位象棋名手。我现在愈是想了解这一类型的人，我就愈觉得让人的脑子一辈子完全围着一个划成六十四个黑白方格的小块空间转来转去，是不可思议的。根据个人经验，我是深知被称为“国王的游戏”的象棋所具有的神秘诱惑力的，在人们发明的各种游戏中只有这一种游戏，它的胜负不取决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只给智慧戴上桂冠，或者确切些说，它只给智力天赋的一种特殊形式戴上桂冠。但是把下象棋说成是一种“游戏”，这难道不是对它进行了一种侮辱性的限制吗？它不也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吗？一种介乎这二者之间漂浮不定的东西，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材介乎天地之间一样。一种包含着各种矛盾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这种游戏既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颖的；其基础是机械的，但只有靠想象力才能使之发挥作用；它被呆板的几何空间所限制，而同时它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它是不断发展的，可又完全是没有成果的；它是没有结果的思想，没有答案的数学，没有作品的艺术，没有物质的建筑。但是，尽管如此，业已证明，这种游戏比人们的一切书本和作品更好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是惟一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游戏，而且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明把它带到世上来消愁解闷、砥砺心智、振奋人心的。它从哪儿开始？又到哪儿结束？它那简单的规则任何一个孩子也能学会，每一个生手都可以尝试，与此同时，在它那永不改变的狭窄的方格里，产生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无与伦比的能手——只具有一种非凡的象棋才能的人。这是一种独特的天才，在他们身上，想象力、耐心和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作曲家身上一样地发生作用，只不过方式不同、组合相异罢了。过去颅相学研究盛行的时代，有个姓加尔的德国医生也许会把这种象棋大师的头部解剖一下，以便确定这种象棋天才脑子里的灰色物质是否有一种特殊脑纹，是否和常人不同，有某种特别的象棋肌或象棋瘤。琴多维奇这个人会使这样一个颅相学家多么感兴趣啊！在他身上，于智力绝对停滞之中，迸涌出一股特殊的才能，就像一大块矿石之中隐藏着一缕金矿脉一样。我原则上从来就懂得，这种独特的天才游戏必然会产生值得尊敬的斗士，但我总还是感到很难想象，甚至几乎不能想象，一个头脑活跃的人会把自己的天地局限于一小块一小块黑白空间之上，而且能够在前后左右移动三十二颗棋子的活动中找到毕生的事业。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开棋的时候先走马而不是先走卒对他来说是英勇的壮举，而在象棋指南的某个犄角里占上一席可怜见的位置就意味着声名不朽；我不能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能够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维能力都献给一种荒诞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木头棋子王赶到木板棋盘的角落里，而自己却没有发狂成为疯子。
如今，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一个这样古怪的天才，或者这样神秘的笨蛋，他离我非常之近，在同一条船上，仅仅相隔六个船舱，而我这个不幸的人居然想不出办法来和他接近。我素来对于智力方面的各种事情都十分好奇，这种好奇最后往往变成一种强烈的激情。我于是想出种种荒谬绝伦的计策：一会儿打算刺激他的虚荣心，想假装代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对他进行采访，一会儿又指望唤起他的贪心，建议他到苏格兰各地去作一次颇有收益的旅行比赛。最后，我终于想起了猎人屡试不爽的策略：模仿山鸡发情的叫声来引诱山鸡。要想吸引象棋大师的注意力，还有什么比自己装作下象棋更有效的办法呢？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棋艺，理由很简单，我下象棋只是下着玩，纯粹为了消遣。如果说我有时候也下个把小时象棋，那完全不是为了使脑子紧张，相反，是为了在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舒展神经。我完全是本着“游戏”这个词的本义来下象棋的，而真正的棋手下棋却是在“当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下象棋也像谈恋爱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对手，可我当时还不知道船上除了我们以外，是否还有别的象棋爱好者。为了把他们引出洞来，我在吸烟室里设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陷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坐在棋桌旁边来引诱猎物，尽管我妻子比我下得更差。果然，我们走了不到六步棋，我们旁边就有一位旅客停下来，接着第二位请求我们允许他在旁边观局，最后我们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对手，他向我挑战，要我同他下一盘。此人名叫麦克柯诺尔，是一位苏格兰采矿工程师，听说他在加利福尼亚钻探石油，攒了一大笔钱。麦克柯诺尔身材不高，粗壮结实，颌骨方方正正，牙齿坚固有力。他脸上血色很好，红得发紫，大概是由于威士忌喝得太多的缘故，至少这是部分的原因。此人肩膀宽得出奇，简直像竞技者那样孔武有力，可惜在下棋的时候也表现出一副逼人之势。因为麦克柯诺尔先生属于这样一种自以为是、志得意满的人，这种人即使在最无足轻重的比赛中，也把失败看作是降低自己的身份。这位大块头习惯于凭着自己的本事，在生活中死拼硬闯取得成功，他心里充满了特殊的优越感，以致把任何阻力都看成是对自己的极不应该的反抗，几乎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他输了第一盘，就满脸不高兴，并且开始唠唠叨叨，用一种不容辩驳的口气解释说，只是因为他一时疏忽，才输了这盘棋。输了第三盘，他就怪隔壁客厅里太闹。每输一盘他没有不说再来一盘的。起初，他那种好胜劲儿我倒也觉得怪好玩，可是后来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忍受下来，既然我想达到预定的目的，把世界冠军引到我们的桌边来，也就不得不忍受这位先生。
第三天我的计划成功了，可是只成功了一半。也许琴多维奇通过上层甲板的舷窗看见我们在下棋，也许只是一般地想到吸烟室来转一转，总之，当世界冠军发现居然有人胆敢擅自玩他的那行技艺，就情不自禁地走近一步，保持适当的距离，向棋盘投来一瞥考察的眼光。这时正好该麦克柯诺尔走。仅看他走这么一步棋，琴多维奇马上就明白了，我们这种外行的比赛对于他这么一位大师来说，根本不值得再多看一眼。就像我们在书店里看到人家推销的一本蹩脚的侦探小说，连翻都不屑于翻开，就随手撂下一样，这位世界冠军也就离开我们的棋桌，走出了吸烟室。“他掂了一下分量，觉得没啥意思，”我想。他那种冷淡、鄙夷的目光多少有点使我生气。为了发泄一下我的怒气，我对麦克柯诺尔说：
“看来，您这一步棋冠军似乎并不十分欣赏。”
“什么冠军？”
我向他解释说，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并且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们下棋的那位先生，就是世界象棋冠军琴多维奇。我补充说，咱们不会因为他看不起而伤心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对穷人来说，只好粗茶淡饭将就着过穷日子嘛！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随口说出的这些话居然对麦克柯诺尔产生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他立即激动起来，把我们下的这盘棋忘得干干净净。沽名钓誉的念头马上开始在他脑子里活动起来。他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琴多维奇就在船上，那么冠军无论如何得跟他下盘棋。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跟一位世界冠军下过棋，除了有一次同另外四十个人在一起，跟他下过一盘车轮战，就是这次车轮战也是下得够紧张的，他本人差点儿还赢了呢。他问我，是否认识这位冠军，我说不认识。他又问我，愿不愿意跟冠军打打招呼，请他来同我们下盘棋呢？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据我所知，琴多维奇是不大喜欢结识新交的。再说，跟我们这些三流棋手下棋，对世界冠军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
看来对麦克柯诺尔这种自尊心强的人，我是不应该说什么三流棋手之类的话的。他听了以后生气地往椅子背上一靠，粗暴地说，他简直不能相信，琴多维奇会拒绝一位绅士的客气的邀请。他会想办法去邀请的。我应他的请求，给他简单描述了一下冠军的为人。于是麦克柯诺尔便扔下这盘未下完的棋不管，急不可耐地跑到上层甲板上去追琴多维奇。这时，我又一次感到，长着这么宽肩膀的人要是想干什么事，是怎么拦也拦不住的。
我相当紧张地等待着。十分钟以后，麦克柯诺尔回来了，看来他的心情不怎么愉快。
“怎么样？”我问。
“您说得对，”麦克柯诺尔有些气恼地回答，“不是一位很讨人喜欢的先生。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谁，可他连手都不伸给我。我试着向他说明，我们船上所有的旅客都将感到自豪和荣幸，如果他乐于跟我们进行一盘车轮战的话。可是他的态度生硬得不近人情。他回答说，很遗憾，他同他的经纪人订有合同，规定他在旅行期间只能进行有报酬的表演赛，而且每盘酬金最低金额为二百五十美元。”
我笑起来了。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从白方格到黑方格这样动动棋子，竟是如此发财的买卖。我想您也就客客气气地向他告别了吧。”
然而，麦克柯诺尔的样子仍然一本正经。
“比赛定于明天下午三点举行，就在这吸烟室里。我希望我们不至于那么轻易地被他打败。”
“什么？您答应给他二百五十美元啦？！”我十分惊异地叫了起来。
“为什么不呢？C’est son métier。如果我牙疼，而船上碰巧又有一位牙科医生，那我也不能要求他白白地给我拔牙呀。这人做得很对，应该大敲竹杠。哪一行真正的专家也都是最精明的生意人。至于我，我是主张买卖做得越光明磊落越好。我宁可把现钱付给您的琴多维奇，也不愿向他乞求恩典而末了还得向他千恩万谢。再说我在我们俱乐部里一个晚上输过不止二百五十美元，而那还不是同世界冠军下棋呢。‘三流’棋手输给琴多维奇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我真觉得好玩，我这个毫无恶意的“三流棋手”的说法，竟然如此厉害地刺伤了麦克柯诺尔的自尊心。但是，既然他打算为这种昂贵的娱乐付钱，我对他的这种不大合适的虚荣心也就不加非议了。再说，多亏他的虚荣心，我还有机会认识一下我感兴趣的人物。我们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四五个到现在为止自称是象棋爱好者的先生们，并要求他们为这即将举行的比赛不仅预先订下我们的桌子，而且订下所有的邻桌，以便尽可能避免其他过往旅客的干扰。
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我们这伙人都准时到场，一个不落。冠军正对面的桌子当然让给麦克柯诺尔。他心情激动，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烈性雪茄，而且一再焦灼不安地看着手表。然而，世界冠军叫大家足足等了十分钟（想到我朋友讲的那些故事，我早已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这样一来，他的出场就显得分外的隆重。他泰然自若、从容不迫地走到桌旁。他也不向大家作自我介绍——看来，他的无礼似乎是说：“我是谁，你们全都知道，而你们是谁，我却丝毫不感兴趣。”——就马上用一种干巴巴的、例行公事的语气开始作出具体安排。因为船上没有那么多棋盘，没法进行车轮战，所以他建议，我们大家可以一齐同他对弈。他走一着，然后就退到房间另一端的一张桌子旁边，以免影响我们商量。我们下过一着以后，就用茶勺敲敲茶杯，因为遗憾的是手头没有可以摇的铃。如果没有人反对，那他建议每走一步最多考虑十分钟。我们当然像怯生生的小学生一样，接受了他的全部建议。琴多维奇要了黑子；他站着下了一步棋，就立即转过身去，退到他方才建议的等候地点。他懒洋洋地躺在安乐椅里，信手翻阅一份画报。
报道这盘棋没有多大意思。不言而喻，它像预料的那样，以我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而且一共只走了二十四步棋。世界冠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半打平平常常或者十分差劲的棋手，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为奇；但是使我们大家十分反感的是琴多维奇的倨傲态度，他明显地让我们感到，他对付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他每一次走到桌边，都是故意用一种似乎漫不经心的目光向棋盘扫上一眼，而对我们则根本不予理睬，好像我们也是没有生命的木头棋子似的。他的态度就像人们把一块骨头扔给一只癞皮狗，连看也懒得去看它一眼。我觉得他要是稍微周到一点，知道一点儿分寸，他完全可以指出我们的错误，或者说些友好的话来鼓励鼓励我们。可是，即使下完了这盘棋，这个没有人性的象棋机器人也没有吭一声。他说了一声“将死了”，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桌旁，显然是想知道我们还要不要再下一盘。碰到这种迟钝粗鲁的人，你是毫无办法的，我已经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准备用手势示意，至少对我来说这笔美金交易一了结，我们愉快的相识便就此终结。可是，使我恼火的是，就在这一刹那，坐在我旁边的麦克柯诺尔用十分沙哑的声音说道：“再来一盘！”
使我吃惊的是麦克柯诺尔的挑衅口吻，他在这一瞬间的确很像一个准备挥拳出击的拳击家，而不大像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也许是琴多维奇对待我们的那种侮辱人的态度使他感到愤怒，也可能是他病态的自尊心容易受到刺激，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反正麦克柯诺尔完全变了样子。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气势汹汹地往前突出的下巴伸展过去。我不安地注意到，他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这种怒火通常只有赌台旁边的赌徒才有，如果他所需要的牌在成倍成番地加注以后接连六七次都不出现的话。这时我已经明白，这个好胜心强的狂热分子将要一个劲地同琴多维奇下棋，下普通的注或者下成倍的注，一直下到至少赢他一盘为止，即使这样会花去他的全部财产，他也在所不惜。如果琴多维奇坚持干下去，那么麦克柯诺尔就会变成他的真正的金窖，在他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他完全可以从这个金窖里挖出几千美元。
第二盘和第一盘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们这伙人略有增加，因为又来了好几个好奇的观众，而且显得更加活跃。麦克柯诺尔两眼盯着棋盘，好像要以他必胜的意志去感化棋子似的。我感到，为了能向我们冷酷无情的敌手愉快地大喊一声“将死了”，他是非常乐于牺牲一千美元的。奇怪的是，他那种阴郁的激动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们大家。现在每走一着都比先前讨论得更加激烈，我们一直争论到最后一秒钟，才一致同意给琴多维奇发出信号叫到我们桌边来。我们渐渐走到第十七步，使我们惊讶的是，这时出现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把C线上的卒子推进到倒数第二格c2的位置上，现在我们只消把它推进到c1的位置上，我们就要赢第二个后了。这个取胜的良机过于明显，我们当然觉得很不放心，大家都有点怀疑，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夺得的优势，没准是琴多维奇给我们设下的陷阱，他不是比我们能多看好几着棋嘛。但是尽管我们大家一起使劲地研究和讨论，我们仍然看不出他设的圈套是什么。最后，允许的思考时间快要完了，我们决心冒险走一步棋。麦克柯诺尔已经拿起卒子，想把它放在最后一个方格里，忽然，他觉得有人猛地抓住他的胳臂，有个人轻轻地、但是激烈地悄声说道：“千万别那么走！”
我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转过头去。我们身后站着一个约摸四十五岁的男人，他那尖削的瘦脸在我先前散步时就因为它简直像石灰一样奇怪的苍白而引起过我的注意。他大概是几分钟前我们全神贯注地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参加到我们这一伙里来的。他看见我们望着他，便匆匆忙忙地补充了几句：
“您现在如果把卒子变成后，那他就立即用c1位置上的象来把它吃掉，而您再用马把他的象吃掉。在这期间，他就会把他那不受牵制的卒子进到d7位置上，从而威胁您的车。您即使用马将军，这一盘您还是要输的——再走九、十着您就会被将死的。一九二二年阿廖欣在彼斯吉仁循环赛上同博戈留勃夫对弈时几乎完全是同样的阵势。”
麦克柯诺尔大为惊讶，他放下手里的棋子，像我们大家一样，不胜惊奇地两眼直盯着这个似乎是从天而降的守护天使。一个在十来着棋子之前就能算出一副棋的结局的人，想必是个第一流的高明棋手，甚至于说不定是个和琴多维奇旗鼓相当的冠军争夺者，此刻正前去参加同一个比赛。他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突然出现，突然参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件超乎自然、异乎寻常的事。首先清醒过来的是麦克柯诺尔。
“您建议怎么走呢？”他激动地小声问道。
“先别进卒，暂且避开。先把王从危险区撤出来——从g8走到h7。这样，您的对手大概会转而进攻另一翼。不过您可以把车从c8走到c4去抵挡。这一来，他就要多走两步棋，并且失去一个卒子，从而也就失去了整个优势。于是你们双方都有卒子互相对垒。只要您防守得当，这一盘您还能走成和局。别的您也不能再奢望了。”
我们又一次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计算的准确和迅速都使我们大吃一惊。他那样子就像是在照着棋谱一步步地念似的。由于他的参与，我们这盘棋居然能和世界冠军下成和局，这种出人意表的良机毕竟是很诱人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全都退到旁边，以免妨碍他看棋。麦克柯诺尔又问了一遍：
“这么说，把王从g8走到h7？”
“当然，现在最要紧的是避开。”
麦克柯诺尔听从了他的意见，我们敲了敲玻璃杯。
琴多维奇迈着他惯常的随随便便的步伐走到我们桌旁，对我们走的棋只瞥了一眼。然后，他把王翼的卒子从h2移到h4的位置上，就跟我们这位素不相识的帮手所预言的完全一样。而这个人又在激动地低声说话了：
“进车，进车，把它从c8走到c4，那他就不能不去保卒子了。不过这对他也无济于事！不要管他的底线卒子，你出击，把马从C3走到d3，这样均热就恢复了。全力冲过去，不要守了！”
我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于我们来说，他讲的话全是中国话。不过，既然已经着了迷，麦克柯诺尔就不假思考地照他说的走。我们又敲了敲玻璃杯，把琴多维奇叫过来。这时，他第一次不迅速作出决定，而是紧张地看着棋盘。然后他走了一着棋，恰恰就是这位陌生人向我们预告的。琴多维奇都已经转身要走了，可这时发生了一件新奇的、意想不到的事：琴多维奇抬起眼来环顾了一下我们这些人。显然他是想弄清楚，在我们中间究竟是谁忽然对他进行这么顽强有力的抵抗。
从这一瞬间开始，我们的激动增长到难以估量的程度。在这之前，我们跟琴多维奇下棋，并没有真抱什么取胜的希望，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挫伤琴多维奇冷漠的傲慢这一想法，使我们大家顿时热血沸腾、情绪高涨。我们的新朋友又指出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我们可以把琴多维奇请过来了。我便用茶勺敲了敲玻璃杯，手指都有点微微发抖。现在我们初步的胜利已经取得了：琴多维奇在这之前一直是站着下棋的，现在他犹豫再三，终于坐到了棋桌旁。他慢慢地、沉重地坐到椅子上，光这一点就使得我们和他之间原来他对我们那种“居高临下”之势给打破了。我们迫使他和我们处于平等地位，至少在外表上是如此。他考虑了老半天，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棋盘；他那沉重的眼皮耷拉下来，我们几乎都看不见他的眼珠。由于紧张地思考，他的嘴渐渐地张开，这使他的圆脸显出一副蠢相。琴多维奇考虑了几分钟，然后走了一着，就站起身来。我们的朋友立刻低声说道：
“这步棋是拖延时间！想得好！不过不要去理它！逼他拼个子儿。一定要拼！拼过以后就是和局了，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了！”
麦克柯诺尔照他说的走了一步棋。双方棋手（我们大家早已沦为可有可无的配角）下面的走法，对我们来说乃是莫名其妙的棋子的移动。走过七八着以后，琴多维奇思考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对我们说：“和了。”
霎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忽然听见海浪的翻滚声，隔壁客厅里的收音机传来的爵士乐曲声，上层甲板上散步者的每一个脚步声，以及从窗框里透进来的轻微的风声。我们大家都屏住呼吸，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我们大家简直被这难以置信的事情给吓住了：这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竟能迫使世界冠军屈从于他的意志，而且是下的一盘已经输了一半的棋。麦克柯诺尔大声地吁了一口气，往后一靠，嘴里冲出一声得意的“啊”。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琴多维奇。在走最后几步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脸色似乎变得苍白了一些。但是世界冠军善于控制自己。他仍然保持一种似乎无所谓的呆木神气，用一只平稳的手把棋盘上的棋子扒拉到一边，问道：
“想不想下第三盘，先生们？”
他是用一种毫无感情、就事论事的语气提出这个问题的，但奇怪的是，冠军似乎完全没有注意麦克柯诺尔，而是死死地盯住我们的救星的眼睛。就像一匹马从一个骑者比较坚定的骑姿中认出这是个更为高明的新骑士一样，琴多维奇想必也从最后几步棋里看出，实际上他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多维奇的眼光，好奇地凝视着这位陌生人。但是这个人还没来得及思考或者答复，那虚荣心强、十分激动的麦克柯诺尔已经扬扬得意地冲着他喊了起来：
“那还用说！不过这一盘您得单独跟他下。您一个人同琴多维奇对弈！”
可是这时发生了一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位陌生人非常奇怪地一直十分紧张地凝视着空棋盘，他发现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他，并且听到麦克柯诺尔这样热情洋溢地跟他说话，身上不觉一哆嗦。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慌乱。
“绝对不行，先生们，”他结结巴巴地说，显得非常惊慌失措，“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绝对不行……我已经二十年，不，二十五年没下棋了。我现在才发现，未经诸位允许就参与你们的比赛，是多么不恰当的行为。请原谅我的鲁莽。我不愿再继续打扰诸位了。”我们惊异得还没有缓过劲来，他已经转身走出了吸烟室。
“不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啊！”容易激动的麦克柯诺尔用拳头猛敲一下桌子，大声嚷道：“这人说他二十五年没下过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不是在五六着棋之前就已经算出每一步棋和每一个对策了吗！这种事情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啊。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是不是？”
麦克柯诺尔不由自主地向琴多维奇发出上面的问题。但是世界冠军的神情十分冷淡。
“这件事情我无法判断。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位先生下棋下得不很平常，怪有意思；所以我故意给他一个略占上风的机会。”
说着他懒洋洋地站起来，用他惯有的就事论事的语气补充了一句：
“要是这位先生或者诸位先生明天还想再下一盘，那我从三点钟起听候诸位吩咐。”
我们忍不住都微笑起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琴多维奇绝不是因为慷慨成性而给了我们不知名的帮手一个机会的，他的这种说法无非是企图掩盖自己失败的一个愚蠢的遁词。因此我们更加强烈地想要看到这个傲慢者受到屈辱。一下子我们这些生性平和、懒懒散散的旅客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雄心勃勃的战斗欲望。在我们船上，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世界冠军将在我们手下败北，而这一记录将由各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这个想法刺激着我们，使我们陶醉。此外，我们的救星恰好在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前来参战，这事更发出一种神秘的魔力，他那近乎羞怯的谦逊同职业棋手不可动摇的自负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陌生人究竟是谁呢？莫非偶然的机遇使我们眼前又出现了一名至今尚未发现的象棋天才？还是说，由于某种尚未查明的原因，一位大名鼎鼎的象棋大师向我们隐瞒了他的姓名？我们十分激动地讨论着所有这些可能性，甚至最不可思议的假设对我们说来也还不够大胆，他那神秘莫测的胆怯和他出人意料的自白，这一切怎么也不可能和他显而易见的卓越棋艺协调起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绝对不能放弃重新鏖战一场的机会。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帮手在第二天同琴多维奇对弈。麦克柯诺尔答应承担这次比赛物质方面的风险，而我作为陌生人的同胞——我们这时已从侍者那里打听到陌生人是奥地利人——被全权委托向他转达我们的请求。
我没花多少时间就在上层甲板上找到了这个匆匆溜走的陌生人。他躺在躺椅上看书。在我走过去之前，我先利用这个机会，仔细地看了看他。他躺着，把他尖削的脑袋仰卧在枕头上，看上去有些疲劳。我又一次惊异地发现，他那还算年轻的脸，苍白得异乎寻常，两鬓全都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却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一定是突然变老的。我刚刚走近他，他就客气地站起来，进行自我介绍。他所说的姓氏，我一听就很熟悉，这是奥地利一家古老的名门望族。我记得这家的一个成员是舒伯特的至交，另一位是老皇帝的御医。当我向这位B博士表示我们请他接受琴多维奇的挑战时，他显然大为震惊。原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刚才是在同世界冠军下棋，而且下得相当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给予了他强烈的印象。他一再反复问我，我是否确信他的敌手真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锦标获得者。我很快懂得了，这一情况大大减轻了我的使命的艰巨性。但是，我感到我是在同一位非常周到、极有教养的人打交道，所以如果他输了将由麦克柯诺尔承担物质损失一事，我决定还是不提为好。B博士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同意参加比赛，但他请我向我的朋友们事先说清楚，大家对他的才能不要寄予太大的期望。
“因为，”他带着一种梦幻似的微笑补充说，“我确实不知道能不能按照全部规则下棋。请您相信我，我上次说从中学时代起，也就是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动过棋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虚伪的谦逊。而且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棋手而已。”
他说得那么自然，以致我丝毫也不怀疑他的真诚。可是各个大师下过的棋局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我不由得对此表示了我的惊讶。我说，不管怎么说，想必他至少在理论上对棋艺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吧。
B博士的脸上又掠过了一个奇怪的梦幻似的微笑。
“大量研究？天晓得！这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吧。我对象棋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那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一个相当错综复杂的故事，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插曲，用来说明我们这个美妙的伟大时代，要是您能忍耐半个小时的话。”
说着，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把躺椅。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B博士摘下他看书时戴的花镜，搁在一边，开始说道：
“您客气地提到，您作为一个维也纳人记得我们家的姓氏。但是我估计，您未必听说过起初由我父亲和我、后来由我自己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根本不受理报纸上公开议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接受新的当事人的委托。事实上，我们后来根本就不再从事一般的律师业务，而只限于充当法律顾问和管理一些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过去是天主教政党的议员，和这些修道院过从甚密。此外，在帝制已成历史陈迹的今天，下面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妨公开谈论——我们还受托管理皇室某些成员的资产。我们家同皇帝以及教会的联系（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是泽滕希特顿修道院的院长），可以追溯到前两代，我们只要保持这些联系就行了。委托人对我们的信任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而随着他们的信任，那静悄悄的可以说是无声无息的工作也就落到我们身上。这些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严加保密和忠诚可靠，先父充分具有这两种品质。只是由于老练周到，他才成功地在通货膨胀年代和改朝换代以后为我们的委托人保存了可观的财产。后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开始侵吞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由我们经手和国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为的是至少还能挽救一些动产，使之免遭没收。关于皇室和教廷所进行的某些秘密的政治交易，我们两人所知道的远比外界知道得多。可是正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很不惹人注目，我们门上连个牌子也没挂，再加上我们小心谨慎，我父亲和我特意避免和保皇派来往，这使我们免于遭受那些好管闲事之辈的多方询问。事实上，奥地利当局在这些年代里从来没有料到，皇室的秘密信使一直在我们这个坐落在五层楼上的不显眼的事务所里投递或者领取特别重要的信件。
“大家知道，还在国社党党徒武装他们的军队去进攻全世界以前很久，他们就在与德国毗邻的所有国家里开始建立一支由被损害、被轻视和被侮辱的人组成的队伍，一支和他们的军队同样训练有素和极为危险的大军。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企业都有他们所谓的基层组织，他们的间谍和奸细到处都是，包括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的私人府邸在内。就是在我们简陋的事务所里，也坐着他们的暗探，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此人当然只是一个可怜而无能的办事员，是一位神父介绍来的，我们雇用他只是为了使我们的事务所对外像一个正常的办事机构；事实上我们给他干的事，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差、接接电话、整理整理文件，那些文件当然都是无足轻重、没有问题的。邮件是从来不许他拆的。所有重要的信件都由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来，而且只打一份，不留副件。每一份重要的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去，而秘密谈判只在修道院的院长或者我叔叔的御医办公室里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坐探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一件不幸的偶然事件使这个野心勃勃、虚荣心盛的家伙睁开了眼睛，他注意到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可能，当我不在的时候，一位信使不小心说了‘陛下’，而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说‘贝恩男爵’，要不就是这个流氓非法拆看了我们的信件——反正在我怀疑他之前，他就已经从慕尼黑或者柏林得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很久以后，我都已经被捕入狱，我才想起他开头干活如何懒散，后来，在最后几个月里突然变得很卖力气，好几次他巴结得过火，硬要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我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疏忽大意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时代那些最为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人不也是被这帮希特勒匪徒卑鄙地暗算了吗？盖世太保早已虎视眈眈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极为具体的证实。在舒施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已经被党卫军逮捕了。幸亏，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舒施尼格的辞职演说，还能及时地把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全都烧毁，而其余的文件，包括一些修道院和两位大公爵存放在国外的财产的不可缺少的凭据，我都藏在一个装脏衣服的提篮里，由我年老忠实的女管家带到我叔父家里。所有这一切都真正是在希特勒分子闯进我家前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
B博士停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雪茄。火柴一亮，我看见他的右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这点我先前早已注意到了。我发现，这种痉挛，隔几分钟就要重复一次。只是轻微地抽动一下，转瞬即逝，几乎难以觉察，可是使他的脸显得特别不安。
“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以及我在那里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算作另外一种囚犯。我没有同那些不幸的人囚禁在一起，希特勒分子用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把积聚起来的愤懑都发泄在他们身上。我则被列入另外一类人之中，这种人数目很少，国社党徒指望从他们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情报。盖世太保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本身当然毫无兴趣，不过他们大概听说，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的财产委托人、监护人和心腹。他们想从我这儿诈取的，是一些罪证材料，可以用来向修道院提出公诉，证明它们隐瞒财产；他们可以用这些罪证材料来反对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皇室奋斗牺牲的人们。他们估计，而且也并非没有根据，我们经手的大部分基金还隐藏得好好的，他们要想侵占还很难办到。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第一天就把我抓了去，他们指望用他们屡试不爽的方法从我这里获得这些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这一类人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材料，所以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去，而是受到一种特殊的待遇。您大概记得，我们的总理以及罗斯柴尔德男爵（纳粹分子希望从他的亲戚那里诈取几百万元）都没有被投入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却似乎是备受优待，被安置在‘大都会饭店’里，——盖世太保的总部也设在那里——每人住一个单间。连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获得了这种优厚待遇。
“在大旅馆里独自住单间——这话听起来极为人道，不是吗？不过，请您相信我，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要人’塞到二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寒冷的木棚里，而是让我们住在大旅馆还算暖和的单间里，这并不是什么更加人道的待遇，而是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需要的‘材料’，不是采用粗暴的拷打或者肉体的折磨，而是采用更加精致、更加险恶的酷刑，这是想得出来的最恶毒的酷刑——把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一种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关进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关进一间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房间里，不是通过鞭笞和严寒从外部对我们施加压力，而是从内部产生压力，最后迫使我们开口。乍一看来，分给我的房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使人不舒服的地方：房里有门，有床，有张小沙发，有个洗脸盆和一个带栅格的窗户。不过房门日夜都是锁着的；桌上不得有书报，不得有铅笔和纸张；窗外是一堵隔火的砖墙；我周围和我身上全都空空如也。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表给拿走了，免得我知道时间；铅笔拿走了，使我不能写字；小刀拿走了，怕我切断动脉；甚至像香烟这样极小的慰藉也拒绝给我。除了看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张人的脸，就是看守也不许同我说话，不许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人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其他感官都得不到丝毫滋养。我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球里的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可听，没有什么可看。我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你在房里踱来踱去，你的思想也跟着你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直不停。然而，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从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么，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这样等着等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脑袋发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
“这样继续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是置身于时间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过来的。要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的世界仅限于桌子、门、床、洗脸盆、小沙发、窗户和墙壁之间。我老是一个劲地望着同一面墙上的同一张糊墙纸，我盯着它看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致糊墙纸上那种锯齿形图案的每一根线条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脑最深的褶纹里。最后审讯终于开始了。我被突如其来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叫之后，就给带着穿过几条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然后，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张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上放着一叠纸——那是档案，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钻，有的打掩护，有的设圈套；你回答问题时，别人恶毒的手指在翻动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别人恶毒的手在做着记录，而你不知道它在写些什么。不过，对我来说，在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也猜不出，而且也无法料到，关于我的事务所办理的业务，盖世太保究竟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到底还想从我口里掏些什么出来？我已经给您说过，我在最后时刻，已经把一些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通过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审讯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的虚无中去——回到那同一个房间去。那里还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同样的糊墙纸。因为我一旦只身独处，我就设法逐一回想审讯时的情景，思考着我该怎么回答才最聪明，盘算着下一次我得说些什么，才能打消我说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来回考虑，反复思考、仔细检查我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我重新想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试图掂量一下，我说的哪些话可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也不可能猜出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在空房间里开始运转，就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盘旋，一再周而复始，引起各式各样别的联想，连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每次盖世太保审讯之后，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样无情地折磨我，脑子里一再重复盘问、追究、虐待的苦刑。这说不定比审讯之苦还更加残忍，因为在审判官那儿的审讯经过一个小时总是要结束的，但是由于这种孤独的阴险折磨，我脑子里的审讯却永无休止。在我的身边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糊墙纸、窗户。没有任何使人分心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新来的人的脸。没有可以写点什么的铅笔，没有一根可以拿来玩的火柴棒，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现在我才发现，把人单独囚禁在大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在集中营里，你大概得用手推车去推石头，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鞋里的双脚冻坏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里。然而在那儿看得见好多人的脸，那儿有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木，有星星，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瞧瞧。而这儿呢，你身边的东西从来也不改变，绝对不变，那可怕的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象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我渐渐感到，在这一片虚无的可怕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意识到这个危险，我就竭尽全力绷紧我的神经，紧到要绷断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来散散心。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试着在脑子里重现过去背熟的东西，把它们朗诵出来，民歌啊，儿歌啊，中学里学的荷马史诗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条文啊。后来我就试着演算算术题，我在脑子里任意加着和除着数字，但是我的记忆力在一片空虚之中什么也抓不住。我没法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想着想着就会冒出同一个思想，而且老是出现：他们知道什么？昨天我说了什么？下一次我该说些什么？
“这种实在难以描绘的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四个月——写起来容易，不过才三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几个音节。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嘴唇就迅速地发出这些音：四个月！但是谁也没法描绘、衡量，并且说清楚，在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究竟拉得有多么长，这事你向任何人也讲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讲不清楚。你周围空虚一片，一片空虚，成天看见的老是桌子、床、脸盆、糊墙纸，身边老是一片沉默，看见的老是那个看守，他把饭塞进来，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样的一些思想在虚无之中老是在你脑海里盘旋，直到你发疯为止。你向谁也没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溃和毁灭的。我从某些细微的征兆中极为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陷入混乱状态。起初，我被提审时，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回答问题泰然自若，深思熟虑，那种双重的思路还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而现在，就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因为我在招口供的时候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纸上滑来滑去记录口供的那支笔，仿佛我想紧紧跟上我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量渐渐支持不住，我感到这一时刻渐渐逼近：我为了救我自己，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为了逃脱这使人窒息的虚无，我将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的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给我送饭来了，于是我忽然冲着他的背影大叫起来：‘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交代！我要告诉他们文件和钱在哪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幸亏他没有再听我说下去。说不定他也不想听我说。
“就在这极端严重的危急关头，发生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拯救了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拯救了我。这是七月底的一个昏黑阴沉的下雨天。我之所以这样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我被带去受审的时候，路过的走廊里，雨水正打在窗玻璃上。在审讯室的前厅里我得等半天。每次提审都得等，这也是他们的手段的一部分。突然叫你受审，半夜里冷不丁地把你从囚室里带走，先让你神经紧张起来，等你作好受审的思想准备，理智和意志全都振作起来准备进行抵抗了，他们又让你无谓地等着，等了又等，一等就是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使你身体疲惫，心力衰竭。这一天是星期四，七月二十七日，他们让我等的时间特别长。我在前厅里足足站着等了两个小时；我之所以连这日期也记得这么清楚，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因为在这个前厅里我站了两个小时——不言而喻，我是不许坐下的——直站得我腿脚僵直，而在这里恰好挂了一个日历，我没法向你解释，我当时如何如饥似渴地想看到一些印刷的东西，看到一些写的字，所以墙上‘七月二十七日’这短短的一行字，我是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我简直想把它们一口吞下，刻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又等啊等啊，我的眼睛死盯着房门，看它什么时候终于会打开来，同时我又再三考虑，这些审判官这次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而我心里明白，他们问我的问题，将和我准备回答的问题完全不同。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等待和站立的折磨同时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因为这间屋子怎么说也和我住的那间屋子不一样，它比较宽敞，有两扇窗，不像我的房间只有一扇窗，而且没有床，没有脸盆，窗台上也没有那道特别的裂缝，这个裂缝我仔细观看了不下千百万次。门上漆的颜色也不一样，靠墙放着另外一张小沙发，左边是一个档案柜，还有一个装着衣钩的衣架，衣钩上挂着三四件湿漉漉的军大衣，是那些折磨我的家伙们的大衣。这一来我有一点新鲜的东西、另外一些东西可看了，我那如饥似渴的眼睛终于又可以看点别的东西了，它们贪婪地抓住每一个小地方。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大衣上的每一个皱褶，譬如说，我注意到有个水珠，挂在一件大衣的湿领子上，这话您听起来也许觉得非常可笑，可我以一种十分荒唐的激动心情等待着，看这颗水珠最后是否会顺着皱褶流下来，抑或抵抗住了万有引力，还在衣领上多待一会儿——是啊，我一连几分钟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滴水珠，仿佛我的生命就靠它来决定。等到这滴水珠终于滚落下来以后，我又去数大衣上的纽扣，第一件上面是八粒，第二件也是八粒，第三件是十粒；接着，我又把几件大衣的翻领互相比较：我那饿得发慌的眼睛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贪婪抚摩、玩弄，抓住所有这些可笑的、极不重要的琐碎细节。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样东西上面。我发现有一件大衣边上的口袋有点鼓鼓囊囊。我把身子挪近一点，从那鼓鼓囊囊的东西呈现的四四方方的形状看出，这个有点膨胀的口袋里藏的是什么：是一本书！我的双膝开始哆嗦起来：一本书！足足四个多月之久，我手里没有拿过一本书，在一本书里可以看到排成一行行的字，可以看到好多行，好多页，好多张，在一本书里可以读到我所不知道的新鲜的、使人分心解闷的思想，可以追随这些思想的发展，可以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单单设想一下这么一本书，就已经使人为之陶醉，同时又使人浑身酥麻。我的眼睛像着了魔似的死死地盯着那个小鼓包，这是那本书在口袋里构成的形状。我的眼睛望着这个极不显眼的地方，望得眼里都冒出火来了，仿佛它们想在大衣上烧个窟窿似的。最后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欲望；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挨得更近。哪怕能用手隔着呢料去摸一摸这本书也好，单单这个念头，就使我手指一直到指甲的神经都激动起来。我几乎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身体越来越挨近墙壁。幸亏看守没有注意我这肯定是非常古怪的举动；也许他也觉得，一个人直挺挺地站了两个小时之后，想往墙壁上靠一靠，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最后，我离开大衣已经非常之近，我故意把两手放在背后，以便它们能毫不引人注意地摸到大衣。我摸了摸呢料子，透过呢料子，的确感觉到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这东西弯得动，而且轻微地发出窸窸窣窣声——这是一本书！一本书！我脑子里像闪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把这本书偷来！也许能偷到手，那你就可以把它藏在囚室里，慢慢地读啊读啊，终于又能读到书了！这个念头刚进入我的头脑，便像烈性毒药似的立即发生作用：一下子，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我的双手冰凉，都不听使唤了。但是在最初的一阵晕眩过去之后，我就悄悄地、巧妙地更加挨近那件大衣。我一面两眼注视着看守，一面用藏在背后的双手把那本书从下往上托，越托越高。然后，伸手一抓，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往外一抽，突然那本篇幅不是很大的小书便到了我的手里。这时候我才被我自己干的事情吓了一跳。然而我已经没有退路。可是把这书往哪儿搁呢？我把这本书在我背后塞到裤子里系腰带的地方。然后从那儿渐渐地移到腰部，这样我在走路的时候，用军人的姿态把手贴着裤缝，也就可以把书夹住。现在得看看第一次考验能否通过。我把身子从衣架那儿挪开，一步，两步，三步。行，挺顺利。我在走路的时候，可以把书夹住，只要我把手夹紧腰带就行了。
“接着就是审讯。这次审讯要求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付出更大的精力，因为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全部力量其实并没有集中在我的口供上，而是集中在如何夹住这本书而不引起别人注意这件事情上。幸亏这次审讯的时间比较短，我顺顺当当地把书带到了我的房间——我不想说全部细节，免得耽搁您时间太长，因为有一次危险极了，我们刚走到走廊的当中，这本书从裤腰上滑了下来，我只好假装猛烈咳嗽，这样我就弯下腰去，把书又平平安安地塞回到腰带底下。当我带着这本书回到我的地狱，终于独自一人，可是又再也不是孤零零地独自一人的时候，这是多么幸福的一瞬啊！
“您现在大概猜想，我一定马上抓起书来，仔细观看，读了起来。完全不是这样！我首先得充分品味一下身边有了一本书的快乐，我故意延长这种使我的神经奇妙地兴奋起来的喜悦，我心里暗自思忖，这本偷来的书最好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呢？最要紧的是印得密密麻麻，排得很挤，有很多很多字，有很多很多薄薄的书页，以便我能多读一些时间。然后我希望，这是一本使我精神上能够紧张起来的著作，不是浅薄的、轻松的作品，而是可以学习可以背诵的东西，譬如诗歌，最好是——这是何等大胆狂妄的梦想啊！——歌德或者荷马的作品。可是最后，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欲望，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平躺在床上，这样，要是万一看守突然把门打开，他也不会看出破绽，——然后哆哆嗦嗦地把书从我的腰带底下抽了出来。
“我往书上看了第一眼就大失所望，甚至使我恼怒已极。我冒了那么巨大的危险偷来的这本书，我怀着那么热切的期待留到现在才打开的这本书，不是别的，竟是一本棋谱，是一百五十盘名家棋局的集锦。要不是我的窗户关得严严的，而且还加上了铁栅栏，我一怒之下，一定把这书从打开的窗户里扔了出去，因为你叫我拿这无聊的玩意干什么？我拿它有什么用？我少年时代上中学的时候也像大多数别的学生一样，有时候由于无聊也下下棋。可是这本讲象棋理论的玩意我拿它怎么办？下象棋总不能没有对手，更不能没有棋子和棋盘。我十分恼火地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遭，心想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可读的东西，一篇序言啊，阅读指导啊，可是除了画得方方正正的著名棋局的简图之外，我什么也没找到。简图下面是些一上来叫我莫名其妙的符号，什么a2——a3，sf1——g3，等等。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像是一种我找不到解答方法的代数题。后来渐渐地我才弄明白，a、b、c这些字母代表的是竖行，从1到8的数目字代表的是横线，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每一个棋子当时的位置。这样一来，这种纯粹图解式的简图反正也变成了一种语言。我心里思忖，也许我可以在我的囚室里设计出一张棋盘，然后试着，照棋谱把这些棋局下一遍。好像是上天的恩赐，我的床单碰巧是大方格的。要是好好地叠一叠，最后可以弄出六十四个方格来。于是我先把书藏在褥子底下，把书上的第一页撕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省下来的面包瓤来捏王啊、后啊以及其他等等棋子，不言而喻，模样是十分可笑、极不完美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我总算可以在方格的床单上按照棋谱上标明的位置把棋子重新摆起来。我用灰土把一半棋子弄得颜色深一些，以示和另一半棋子有所区别。可是，当我第一次试图把整个一盘棋按照棋谱下一遍时，我完全失败了。开头几天，我老是下着下着就乱套了。我不得不五次、十次、二十次地一再把同一盘棋从头下起。可是世界上有谁像我这个虚无的奴隶这样拥有那么多未加利用同时又毫无用处的时间呢？谁又拥有那么多难以估量的贪欲和耐心呢？六天之后，我已经把这盘棋一步不差地下完了。再过八天，我甚至连床单上都不用摆棋子，就能把棋谱上标的这盘棋的棋子的位置想象出来。再过八天我连床单都用不着了；书上原来的那些抽象的符号a1、a2、c7、c8在我脑子里自动地转化成形象的具体位置。这种转化的过程完全成功了：我把棋盘连同棋子都反射到我的脑子里，单凭符号也能把整个棋局的变化再现在眼前，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只要看一眼总谱，就足以使他听见各个声部的声音以及它们的和声。又过了两个礼拜，我可以毫不费劲地背出书上的每一盘棋——或者像棋手的行话说的那样：杀盲棋。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这大胆的偷窃行为给我带来了多么难以估量的幸福。因为我一下子有活儿可干了——您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活儿，但它毕竟是一种活儿，它把我身边的一片虚无消灭干净。我有了这一百五十盘棋的棋谱，就像有了一件神奇的武器，去抵御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一成不变的空间和时间。为了使这新鲜的活动始终不衰地保持着它的魅力，我从此把每天的时间仔细划分一下：早上下两盘，下午下两盘，晚上再很快地复习一遍。在这之前，我每天过的日子像胶皮冻一样乱七八糟，黏黏糊糊，成天在鬼混。这一来，我每天的时间都排满了。我成天忙碌，但并不感到疲劳。因为下象棋有这样一种奇妙的优点：把全部脑力集中在一个局限得很狭窄的活动范围内，即使拼命用脑思索，也不会使人脑子萎缩，相反，只会使脑子更加灵活，更有活力。起先只不过是机械地模仿名家的棋局，渐渐地我开始对棋艺产生了一种艺术的、愉快的理解。我学会了进攻和防御的微妙之处，学会了其中的计谋和绝招。我领会了在几着棋之前预见棋势发展、早作安排、突然发起反攻的技巧。不久之后，我就准确无误地认出每一个象棋大师下棋时的个人特点，就像读诗人的诗，只消读几行就能断定作者是谁一样。开头的时候，下棋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现在变成一种享受，阿廖欣、拉斯克、博戈留勃夫、塔尔塔柯威尔，这些伟大的棋艺战略家们，都像亲爱的朋友一样，走进我孤独的小天地里。有了这无穷无尽的调剂，我沉寂的囚室每天都变得生气盎然。恰好因为我练习下棋，极有规律，使我原来已经受到剧烈震动的思维能力，又重新恢复正常。我觉得我的脑子又重新振奋起来，通过经常不断的思维训练，甚至比以前更灵活，更机敏。尤其在审讯的时候，证明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更加集中；我无意之中在棋盘上把抵御虚假的威胁和粉碎暗藏的奸计的本领训练得炉火纯青；从这时起，我在受审的时候再也不露任何破绽，我甚至觉得，这些盖世太保渐渐开始带着某种敬意来观察我。说不定他们暗自觉得奇怪：那么多人在他们面前都一一垮了下去，而我是从什么秘密的源泉里汲取力量，来进行这样百折不挠的抵抗的？
“我日复一日地把书上的一百五十盘棋照着棋谱有系统地下了一盘又一盘，这段幸福的时间延续了大概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然后我出乎意料地又达到了一个死点。我突然又重新面临着一片虚无。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再也不使人感到出其不意，它们先前如此使人兴奋、如此使人激动的力量枯竭了。这些棋局我每一步都早就背出来了，再一个劲地把它们下个没完，又有什么意思？我刚走出开局第一步棋，以后的进展便仿佛自动地在我脑子里面展开，再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令人紧张、让人思考的东西。为了使我自己有事可做，为了给我找来那早已变得不可缺少的忙碌和调剂，我实在需要另外一本印着别的棋局的书。可是既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我只有一条路走出这奇怪的迷津，我不得不自己发明一些新的棋局以代替旧的棋局。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把我自己当作对手。
“我不知道，对于进行这种‘游戏中的游戏’的精神状况，您是否曾经设想过。但是只要粗粗一想就足以明白，下棋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游戏，毫无偶然的因素在内，因此，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势必是件绝顶荒谬的事情。象棋的吸引人之处，归根结底不就在于棋局的战略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子里按照不同的思路发展起来的吗？在这场智斗的过程中，黑方根本不知道白方将有什么军事动作，而是一刻不停地设法去猜测并且破坏白方的作战意图，而与此同时，白方也力图抢先一步，对黑方的秘密意图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现在黑方和白方同是一个人，那么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况，那就是说，同一个脑子同时既要知道这件事，又要不知道这件事。这个脑子作为白方在起作用的时候，要能够奉命完全忘记它在一分钟之前作为黑方所想达到的目的和所想做的事情。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那就要求人的脑子像一部机械仪表一样，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或者关上。所以说，想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就像想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的不近情理。
“现在我说得简短些吧，这种荒谬绝伦、不近情理的事情，我在绝望之中竟然尝试了好几个月。为了不至于完全发疯，或者陷入智力完全衰竭的境地，我除了去干这种逆情悖理的事情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我那可怕的处境迫使我至少尝试着把我自己分裂成黑子我和白子我，免得被我身边的一片可怕的虚无所压垮。”
B博士说到这里，朝后往躺椅上一靠，闭上眼睛达一分钟之久。他似乎想要使劲把一种使人不愉快的回忆强压下去。他的左嘴角出现了那个奇怪的抽搐，他没有能把它控制住。然后他在躺椅里又直起身子来。
“好，到现在为止，我希望我已经把一切都跟您解释得相当清楚了。可是遗憾的是，我自己也没握是否能把以后发生的事也同样清楚地说给您听。因为这种新的活动要求脑子无保留地紧张起来，这就使它不能同时进行任何自我控制。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按照我的意见，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这根本是胡闹。但是如果面前真有一个棋盘，那么干这种荒谬绝顶的事至少还有最低限度的一点机会，因为这个棋盘本身总还允许你有一定的距离，产生一种物质上互相隔离的感觉。如果坐在一张真正的棋盘前面，上面摆着真正的棋子，你至少可以安排一些时间来进行思考，你的身体可以一会儿坐在桌子的这一边，一会儿坐在桌子的那一边，以便时而从黑方的立场上，时而从白方的立场上来观察局势。但是，像我这样被迫把这些我自己反对我自己的鏖战，或者您愿意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和我自己进行的鏖战，反射到我脑子里想象的空间中去，我也就被迫在我的脑海里，把六十四个格子里的每一步棋走过之后的棋势清清楚楚地抓住，而且除此之外，不仅把暂时的棋局记住，还要算出双方各自可能要走的其他几步棋，这就是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荒唐——我要双倍、三倍地设想，不，六倍、八倍、十二倍地设想，为了每一个我，即黑子我和白子我，都要事先想出四五步棋来。请您原谅，我竟然向您提出这样的苛求——设想一下这种疯狂的事情。在我的幻想的抽象空间里下这种象棋的时候，我作为白方的棋手必须事先算出四五步棋，同时，作为黑方的棋手，也得这样干。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把随着棋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步步局势事先用两个脑子加以联想，用白方的脑子和黑方的脑子一起联想。但是，即便是这种自我分裂也还不是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试验当中最危险的事情。最危险的是我这样独立无依地想出一些棋局，结果脚底下失去了实地，一下子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要是单单把名家的棋局复演一遍，就像前几个礼拜我一直练习的那样，那么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复制的过程，纯粹是把已有的物质重复一遍，这样做，并不见得比背诵诗歌、默记法律条文更吃力。这是一种有限制的、按部就班的活动，因而是绝妙的脑力练习。我在上午和下午各下两盘棋，变成了我的固定的作业，我毫不费劲地就完成了。它们代替了我的正常的活动，再说，万一我在下一盘棋的过程中走错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我总还有书可以作为依靠。仅仅因为这个缘故，这种活动对于我的已经受到震撼的神经来说才如此有益，甚至可以说起到镇静作用，因为照着棋谱下别人下过的棋局，并没有让我自己去冒风险。无论是黑方还是白方取胜，我都无所谓。在那儿争夺冠军称号的不是阿廖欣或者博戈留勃夫吗？我个人，我的理智、我的灵魂仅仅作为观局者，作为行家在那儿欣赏那些棋局的激烈转变和优美之处。可是自从我试图和自己对垒之时起，我就不知不觉地开始向我自己挑起战来。两个我当中的每一个我，黑子我和白子我，都得互相争个高低，双方都野心勃勃，焦躁不安，急于取胜，急于赢棋。作为黑子我，每下一步棋，我都拼命在想，白子我将采取什么步骤。两个我当中的每一个我只要另一个我走错一步棋，就兴高采烈，而同时对于自己的失利则火冒三丈。
“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是一个早就想把他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都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我心里有一种东西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我心里不是只有这另一个自我是我能够与之作战的吗，所以我在下棋的时候简直达到一种癫狂的激动的程度。起先我还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进行思考，在两盘棋之间我还安排些休息时间，歇一歇，松口气；但是渐渐地，我那激动的神经不容我再等。白子我刚走一步，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我永远也说不清楚，连说个大概也不行，我在囚室里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情绪，我对我自己究竟下了多少盘棋——也许上千盘，说不定更多些。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疯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a、b、c、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热情，变成一种癖好，变成一种激烈的狂怒，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渐渐地，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我脑子里只能想棋，只能思考棋子的运动，象棋的问题。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发现，我甚至在睡梦中大概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甚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能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我觉得，在最后几次审讯中，我一定说话相当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因为审判官们不时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可是实际上，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看守来打扫囚室的那一刻钟，他给我送饭来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心情备受折磨。有时候一直到晚上，那盛着午饭的饭盆还搁在那儿动也没动。我下棋下得连吃饭也忘了。我肉体上惟一能够感觉到的乃是可怕的干渴；大概不停地思索、不断地下棋早已使我上火了吧；我两口就把水瓶给喝干了，逼着看守给我多打点水，可是隔了一会儿，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最后，我下棋的时候——我从早到晚什么事情也不干了——我的情绪激动到这种地步，我都不能安安静静地坐上片刻；我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赢棋、取胜、把我自己打败的欲望渐渐变成一种狂怒。我焦躁得浑身哆嗦，因为我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一个就催另一个快下；您也许会觉得非常可笑：要是我身上的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我回手不够快，我就开始骂起我自己来了：‘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我现在自然非常清楚，我的这种状况已经完全是一种精神上过分紧张的病兆，我找不到别的名字来表示，只好给它一个迄今为止医学上还不知道的术语：象棋中毒。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睡眠不安稳，常做乱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像铅一样沉重的眼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一开始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走来走去，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红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或者‘将死了！’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形容的状况是如何变成危机的，我自己也说不上。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的身体似乎和我自己脱离了，我躺着，软绵绵的，很舒服。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惬意的疲劳感压在我的眼皮上，又温暖，又舒服，我一时竟下不了决心把眼睁开。我醒着又躺了几分钟，再享受一下这种沉重的麻木状态，感官愉快地毫无知觉，人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我突然发现，好像听见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象我的喜悦，因为我几个月来，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囚室、椅子、洗脸架、桌子和那花纹永远不变的糊墙纸。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真是奇迹：我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比我旅馆里的那间囚室大得多，宽敞得多。窗户上没有铁栏杆，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照进屋来，窗外不再是一堵隔火的砖墙，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绿树在迎风轻摆，雪白的墙壁光滑锃亮，我头上的天花板又白又高——可不是真的，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崭新的床上，这的确不是一场梦，在我床后有人在低声耳语。我在惊讶之中想必不由自主地猛烈动弹了一下，因为马上我就听见有脚步声走近我的床头。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看护，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一定非常狂野兴奋，因为走过来的这个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个不审问我、不折磨我的人吗？再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还是一个柔和的、温暖的、简直可说是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都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然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但是我不能听从她的命令。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瞧够呢。我使劲地想在床上撑坐起来，看看她，看看这个和蔼可亲的具有人形的奇迹。但是，我正想要在床边支起身子，却支不起来。原来我的右手，手指和手腕那儿，现在是挺大挺胖的一个白鼓包，显而易见我的右手给绷带厚厚地包扎了起来。我起初望着我手上这个白白的肥肥的陌生东西，莫名其妙，然后慢慢地开始明白我在哪儿，并且开始苦思苦想，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不幸。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或者我自己把手弄伤了。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
“中午大夫来了，是位和和气气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知道我们家族的姓氏，并且满怀敬意地提到我那当御医的叔叔，所以我立刻感到，他对我是一片好心。接着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什么c3，c4。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便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无非是神经的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了几句：‘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之后，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
“‘用这种办法待人，不发疯才怪呢，’他喃喃地说道，‘您并不是第一个。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从他向我低声耳语进行安慰的样子，再看到他那好心抚慰的目光，我知道，我在他这儿是十分安全的。
“两天以后，这位善良的大夫相当坦率地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经过。看守听见我在囚室里大叫大嚷，他起先以为，有人闯进了我的囚室，我正在跟那人吵架。可是等他在门口一露面，我就马上向他扑了过去，冲着他狂呼乱叫，听上去就像是：‘你走一步啊，你这个恶棍，你这个胆小鬼！’嚷着嚷着我就想卡他的脖子，最后我对他的攻击如此凶猛，他不得不大叫救命。他们在我狂怒的情况下拖着我去找大夫检查身体，我突然挣脱他们，扑向走廊里的窗口，一拳打破了窗玻璃，同时把手割破了——您看这儿还有深深的伤疤。开头几夜我在医院里完全是在发烧昏迷的情况下度过的，可是现在他觉得我的神智已经完全清醒了。‘当然，’大夫轻声补充了一句，‘这点我最好还是不要向这些老爷们报告为妙，要不然，他们到末了又要把您带回到那儿去。您对我放心好了，我将尽力而为。’
“这位乐于助人的大夫究竟向那些折磨我的人报告了一些关于我的什么情况，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把我释放。可能他说我已经精神失常，也说不定在这期间，我对于盖世太保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波希米亚，这一来对他而言，奥地利问题已经彻底了结了。所以我只需要签字保证，在两星期内离开我的祖国。这两个礼拜我忙着办理上千个手续，这是今天—个从前的世界公民出国旅行所必须办理的——要弄到军事机关和警察局的证明，要缴税，要领取护照、出境签证、健康证明，结果我毫无时间去对往事多加思索。看来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起着调节作用，自动把那些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会变得有害而危险的东西予以排除，因为每次我想回忆我在囚室中度过的那段时间，我的脑子就糊涂起来。一直到好几个星期之后，真正说起来是到这船上之后，我才重新找到了勇气去思考我到底遭遇到了什么事情。
“现在您会理解，为什么我在您的朋友们面前举止如此不当，甚至使人莫名其妙。我只是完全碰巧信步踱进吸烟室，看见您的朋友们坐在棋盘前下棋。我不由自主地感到，由于惊讶和害怕，我的脚好像生了根似的钉在那里。因为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居然可以坐在一张真正的棋盘前面用真正的棋子下棋。我忘得干干净净，下棋的时候居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活生生地面对面地坐着在下。我的的确确花了好几分钟才想起，这些棋手在那儿干的事，归根结底也就是我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有几个月之久，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试着进行的那种游戏。在我那艰苦卓绝的练习中使用的字母和数字，实际上只不过是些代用品，是这些骨质的棋子的符号。我很惊讶地发现，棋子在棋盘上的移动就跟我脑海里想象中的棋子移动是一回事。这种惊讶大概和天文学家的惊讶相仿佛：天文学家用极端复杂的方法在纸上计算出一颗新的行星的位置，结果抬头一看，果然在天上发现一颗晶莹明亮的具有实体的星星。我像被磁铁吸引住了似的，凝视着棋盘，看见我的图表——什么马啊，象啊，王啊，后啊，卒啊在那儿都成了真正的棋子，全是木头刻的。为了看到全局的位置，我先得把这些棋子从数目字代替的抽象棋盘转移到灵活的、有棋子在来回移动的真正棋盘上来。好奇心渐渐压倒了我，我想看一看这样一盘真正有两个棋手对垒的棋戏。于是发生了那不愉快的事情：我忘记了一切礼貌，竟干预了你们的棋局。不过您的朋友走错的那步棋像刀扎似的刺进了我的心。我拦住他，这纯粹是一种本能的行动，是一时冲动之举，就像人家看见一个小孩俯身趴在栏杆上，会不假思索地把他抓住一样。一直到后来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这样冒昧行事，是多么的失礼。”
我赶忙向B博士保证，我们大家经过这次偶然事件得以和他结识，心里是多么高兴，对我来说，听了他刚才向我讲的这番话，要是明天在这场临时决定举行的比赛中能看见他下棋，将是加倍有趣的事情。B博士做了一个局促不安的动作。
“别这样，请您的确不要对我指望太多。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试验，……试试看，我是不是……我是不是确实能够下一盘正常的棋，一盘在真正的棋盘上用具体的棋子跟一个活人做对手下的棋……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我下过的那几百盘，说不定几千盘棋，是否真是合乎规矩下的棋，而不仅仅是一种梦中象棋，热病象棋，一种热昏时的游戏，在进行这种游戏时就像在梦中一样，好多中间阶段都是一跃而过的。但愿您不是当真向我提出这样的奢求，要我狂妄地认为可以向一位象棋大师，甚至是世界上第一号种子挑战。使我感兴趣的、暗暗吸引我的，只是一种事后的好奇心，我想断定一下，我当时在囚室里干的事究竟是在下象棋，还是已经在发疯，我当时是正好处在危险的暗礁前面，还是已经越过了这块危险的暗礁，仅此而已，别无其他目的。”
这时从船尾响起了锣声，招呼乘客去吃晚饭。我们大概聊了近两个小时。B博士把他的身世讲得要比我在这儿概括的详尽得多。我向他衷心表示感谢，然后向他告辞。可是我沿着甲板走了没几步，他又追了上来，显然焦躁不安地、甚至有些结结巴巴地补充了几句：
“还有一件事！请您事先向这些先生们讲清楚，免得我到时候显得失礼：我只下一盘……下这盘棋只不过是为了把旧账一笔勾销——是对往事的彻底了结，而不是重新开始……我不愿再一次陷入这激烈的象棋热狂，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要不寒而栗……再说……再说当时大夫也警告过我……十分明确地警告过我。每一个患过偏执狂的人，是永远受到伤害了。得过‘象棋中毒’的人，即使已经治好了，最好也不要靠近棋盘……所以您明白我的意思——就下这一盘为我自己作个试验，再也不多下。”
第二天下午三点，一到约定时间，我们都准时聚集在吸烟室里。我们这群人又增加了两个棋艺爱好者，这是船上的两位军官，他们特地请了假不上班，来看这次比赛。琴多维奇也没有像前一天那样姗姗来迟。按照规定挑选了棋子的颜色之后，这场Homo obscurissimus对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的值得纪念的比赛便开始了。我感到可惜的是，这盘棋仅仅是为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判断力的观众在下，棋局进展的过程对于象棋年鉴就像贝多芬的钢琴即兴曲对于音乐来说，同样是永远散失了。虽说我们在以后几个下午，大家一起设法根据回忆来恢复这盘棋，但是白费力气；也许我们在棋局进行的时候，过于热情地注意了两个棋手而没有注意棋局本身。因为这两个对手在举止仪态上那种智力上的差异，在棋局进展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琴多维奇这位久经沙场的名手，在整个这段时向内一动不动，活像一块岩石，两只眼睛耷拉下来专注地、死死地盯着棋盘；在他身上，沉思似乎是一种肉体上的使劲，迫使他全部器官都高度集中起来。B博士则相反，举止轻松潇洒，落落大方。从业余爱好者（Dilettant）这个词的最优美的含义来说，游戏的时候，是应该得到dilett，应该得到快乐的，所以B博士作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爱好者，他的身体完全放松，在开头几步棋间歇的时候，他和我们一边聊，一边解释，轻快地点燃一支香烟，只有在轮到他走的时候才往棋盘看上一分钟。他每次都给人这种印象，仿佛对方走的棋早在他意料之中。
开局例行的几步棋走得相当快。一直走到第七步或者第八步棋的时候，才看出一点眉目，好像有一个预定的计划在展开似的，琴多维奇考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由此看出，真正争夺优势的战斗现在开始了。但是说实话，局势的逐渐演变就像每次真正比赛中的棋局一样，对我们这些外行来说，是令人相当失望的事情。因为各个棋子互相交错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局势如何，也就越来越难以参透。我们既看不出这个对手的意图是什么，也看不出那个对手的目的何在，更弄不清楚，这两个对手当中究竟是谁真正处于有利地位。我们只发现，个别的棋子像撬杠似的向前移动，想把对方的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但是这样走来走去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们却无法理解，因为这些高明的棋手下棋，每走一步都要预先看出好几步棋。另外渐渐地再加上一种使人瘫痪的疲劳，这主要怪琴多维奇考虑起来没完没了，这显然也开始使我们的朋友恼火起来。我忐忑不安地注意到，这盘棋拖得时间越长，他就开始越来越坐立不安，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时而神经质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时而抓起铅笔，记点什么，然后他又要矿泉水，急急忙忙地把水一杯接一杯地灌了下去，显然，他对棋局的联想比琴多维奇快一百倍。每次琴多维奇没完没了地考虑之后，下定决心，用他笨重的手把一个棋子往前一挪，我们的朋友便微微一笑，就像一个人看见期待已久的一件事情终于发生了一样，他马上就回了一步棋。他的脑子转得极快，一定早就把对方的一切可能性都预先算了出来；因此，琴多维奇考虑一步棋的时间拖得越长，B博士也就越不耐烦。在他等的时候，他的嘴唇紧闭，显出一副生气的、几乎是敌意的神气。但是琴多维奇一点也不着急。他顽强地思索着，一声不吭，棋盘上的棋子越少，他停顿的时间就越长。走到第四十二步棋的时候，足足过了两个钟头零三刻钟，我们大家坐在棋桌旁边已经精疲力竭，简直对棋局都有点无动于衷了。船上的军官已经走了一个，另外一个拿了一本书在看，只有在双方移动棋子的时候他才抬起眼睛，瞅上一眼。可是这时候，琴多维奇走了一步棋，便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B博士一看见，琴多维奇拿起马准备往前跳，他就像猫跳起来之前那样地缩起身子。他的全身开始哆嗦起来；琴多维奇一跳马，他就猛地把后往前一推，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好！这下完了！”说着把身子往后一靠，两臂在胸前一抱，用挑衅的眼光直视着琴多维奇。突然在他的瞳孔里燃烧着炽热的光芒。
我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弯下身去看那棋盘，想弄明白如此扬扬得意地宣告的这一着棋。乍一看去，看不出什么直接的威胁。这么说，我们朋友的这句话一定是指棋局的发展而言，我们这些脑子迟缓的业余爱好者一时还算不出来。在我们当中，只有琴多维奇一个人听了那句挑衅性的宣告一动不动；他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仿佛“这下完了”这句侮辱人的话他压根儿没有听见似的，一时毫无反应。我们大家都屏息静气，只听见放在桌上用来计时的怀表的滴答声。过了三分钟、七分钟、八分钟——琴多维奇一动不动了，可是我觉得，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使他那厚厚的鼻孔张得更大了。看来我们的朋友似乎也跟我们一样，觉得这种默默的等待难以忍受。他突然猛地一下子站起身来，开始在吸烟室里踱来踱去，起先走得很慢，渐渐快起来，越走越快。我们大家有些惊讶地望着他，但是谁也没有像我这样焦急不安，因为我注意到，他的步子尽管很急，可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来回；就仿佛他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次都碰到一堵看不见的栏杆，迫使他转身往回走。我汗毛直竖地发现，他这样走来走去不知不觉中划出了他从前囚室的大小：在他囚禁的那几个月里，他一定恰好也是这样两只手一个劲地抽筋，缩着肩膀，像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似的，奔过去奔过来；他在那儿一定是这样上千次地跑来跑去，在他那僵直而又发烧的眼光里闪烁着疯狂的红色的火焰。但是他的思维能力似乎还没有受到伤害，因为他不时地把脸转向桌子，看琴多维奇在这段时间里作出决定没有。过了九分钟，过了十分钟。这时终于发生了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琴多维奇缓缓地举起他那笨重的手，这只手本来一直一动不动地放在桌上。我们大家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将作出什么决定。可是琴多维奇没有走棋，而是翻过手来，用手背果断地一下子把所有的棋子慢慢地从棋盘上扫了出去。过了一阵我们才明白：琴多维奇放弃这盘棋了。为了不至于在我们面前明显地被人将死，他投降了。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世界冠军，无数次国际比赛的锦标获得者，在一个无名氏、一个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没有摸过棋盘的人面前，降下了他的旗帜。我们的朋友，这位隐姓埋名的陌生人，在公开的战斗中战胜了世界上最厉害的象棋名手！
我们自己也没感觉到，大家在激动之余都一个个站了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得说点什么，或者干点什么，来发泄一下我们的惊喜之情。只有琴多维奇一个人安坐不动，始终保持镇静。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用他那呆滞的眼光望着我们的朋友。
“再下一盘吗？”他问道。
“那还用说，”B博士兴高采烈地回答道。我听了感到颇不舒服。我还来不及提醒他有言在先：只下一盘，绝不多下，他就已经坐了下来，急匆匆地把棋子又重新摆好。他的动作是如此之猛，以至于有一个卒子两次从他索索直抖的手指缝里滑落到地上。看见他这种极不自然的激动模样，我早就觉得心里难过，很不自在，此刻这种心情发展成为一种担心害怕。因为这个原来如此文静、如此安详的人现在明显地变得极度兴奋，他嘴角抽搐得越来越频繁，他的身体好像患了一场严重的寒热症，索索地抖个不住。
“别下了！”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现在别下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这对您来说太费劲了。”
“费劲！哈哈！”他大声地恶狠狠地笑道，“要是不这么磨蹭，我这段时间里都可以下了十七盘了！我惟一觉得费劲的是，用这种速度下棋得设法不让自己睡着！——好！现在您开棋吧！”
最后这几句话他是用一种激烈的似乎粗鲁的口气对琴多维奇说的。琴多维奇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看了他一眼，他那呆滞的目光有点像一只握紧的拳头。一下子在这两个棋手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危险的紧张气氛，一种强烈的仇恨。他俩不再是两个打算游戏似的互相显显本事的棋友，而是两个发誓要把对方消灭的仇敌。琴多维奇走出第一步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我明显地感到，他是故意拖这么长时间的。这位训练有素的战略家已经看出来，他恰好可以通过出棋缓慢，使对方精疲力竭、火冒三丈。所以他花了起码四分钟的时间，才用最普通最简单的方式把棋局打开，那就是把王前卒照通常的走法往前挪了两格。我们的朋友立刻把他的王前卒迎了上去，但琴多维奇马上又没完没了地停顿下来，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就像一道强烈的闪电过后，大家心惊肉跳地等着霹雳打来，可是霹雳始终不来。琴多维奇坐着纹丝不动。他思索再三，静静地，缓缓地，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他慢得非常恶毒；可是这一来，他可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观察B博士。B博士刚把第三杯水灌了下去；我不禁想起他告诉过我，他在囚室里就像发烧似的干渴难耐。他身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切反常激动的征兆。我发现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手上的伤疤比原来显得更红、更深。但他还控制住自己。一直到第四步棋，琴多维奇还是这样无止境地考虑，B博士就失去了自制，他突然冲着琴多维奇嚷了起来：
“您倒是走一步啊！”
琴多维奇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据我所知，我们有约在先，每一步棋的思考时间是十分钟。我原则上不用更短的时间下棋。”
B博士咬了咬嘴唇；我发现，他的脚后跟在桌子底下越来越焦躁不安地敲打着地板。我自己也不由地变得更加神经质，我被一种预感所苦恼，怕他身上正酝酿着一种什么荒唐的东西。果然下到第八步又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B博士等着等着，越来越失去自制，再也没法控制住自己内心的紧张情绪；他坐在椅子上摇来晃去，开始不自觉地用指头在桌子上敲打起来。琴多维奇又一次抬起他那沉重的粗壮的脑袋。
“我可以请您别敲桌子吗？这妨碍我。这样我是没法下棋的。”
“哈哈！”B博士短促地笑了一声。“这点大家都看见了。”
琴多维奇的脸涨红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语气尖锐而凶狠地说道。
B博士又一次短促而恶毒地笑了笑。“没什么，我只不过想说，您显然十分神经质。”
琴多维奇不吭气，把头低了下去。
一直过了七分钟他才走了下一步棋，这盘棋就以这种慢得要死的速度拖拖拉拉地进行着。琴多维奇似乎越来越变成一尊石像；到末了他总是用满了规定的思考时间，才决定走一步棋。从一个间歇到另一个间歇，我们朋友的举止变得越来越奇怪。看上去，他似乎根本不再关心他下的这盘棋，而是在想着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件事情。他不再急匆匆地跑来跑去，而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位子上。他的眼光发直，甚至有些迷惘，呆呆地注视着前方，他一刻不停地喃喃自语，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要么他沉浸在无穷无尽的棋局联想之中，要么他——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怀疑——在构想另外的一些棋局，因为，每一次琴多维奇终于走出一步棋之后，别人总得要提醒他，才能把他从心不在焉的神情中唤回来。然后他总是只花一分钟时间，来重新辨明局势；我越来越怀疑，他的精神病已经以这种文静的形式发作起来，他也许早就把琴多维奇和我们大家都忘得一干二净，这种精神病很可能会突然以某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果然，下到第十九步棋的时候，危机爆发了。琴多维奇刚一挪动他的棋子，B博士也没好生往棋盘瞧一眼，便突然把他的象往前进了三格，然后大叫起来，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
“将！将军！”
我们大家满心以为他走了一步绝棋，立刻都注视着棋盘。但是一分钟之后，发生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琴多维奇非常、非常缓慢地抬起头来，把我们这群人挨个看了一遍——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们。他似乎是在充分享受什么东西，因为在他的嘴唇上渐渐地泛出一个心满意足的、显然带有嘲讽意味的微笑。一直等到他把这个我们仍然莫名其妙的胜利充分享受之后，他才以一种虚伪的礼貌冲着我们说道：
“很遗憾——可是我还不明白怎么个‘将’法。也许诸位先生当中有谁看出我的王被将军了吧？”
我们大家看了看棋盘，然后又以不安的心情看看B博士。琴多维奇的王格果然——这是每个孩子都看得出来的——有一个卒子保护着，丝毫不受象的威胁，所以他的王不可能被将军。我们大家都不安起来。莫非我们的朋友一性急把一个棋子走偏了，走得远了一格还是近了一格？我们一沉默倒引起了B博士的注意，现在他也注视着棋盘，开始激烈地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过王是应该在f7上面啊……他位子错了，完全错了。您走错棋了！这个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站错位子了……这个卒应该在g5上而不该在g4上……这完全是另外一盘棋……这是……”
他突然住口了。我使劲地抓住他的胳臂，或者不如说，我狠狠地掐了一下他的胳臂，这样，他即使在发烧似的慌乱之中也还会感觉到我在掐他。他转过脸来，像个梦游者似的凝视着我。
“您……有什么事？”
我什么也没说，只说了声“Remember！”，同时用手指摸了一下他手上的伤疤。他不由自主地重复着我的动作，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条血红的伤痕。然后他突然开始颤抖起来，一阵寒噤透过他的全身。
“我的天啊，”他苍白的嘴唇低声说道，“我说了什么蠢话，或者干了什么蠢事吧……难道我又……？”
“没有，”我向他低声耳语，“但是您必须立即停下这盘棋，现在已到紧要关头。记住大夫嘱咐您的话！”
B博士猛地一下子站起身来。“我请您原谅我的愚蠢的错误，”他又用他原来那种彬彬有礼的声音说道，并且向琴多维奇鞠了一躬。“我刚才说的话，当然纯粹是胡言乱语。不言而喻，这盘棋是您赢了。”然后他又向我们说道，“诸位先生，我也得请求你们原谅。不过我事先已经警告过你们，不要对我指望过多。请诸位原谅我出丑——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着下象棋。”
他鞠了一躬就走了，那神气就跟他最初出现的时候一样谦虚而又神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这辈子再也不会去摸棋盘，而其余的人都有些精神恍惚地留在那儿，心里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刚才差一点卷入了一桩极不愉快的危险事件。“Damned fool！”麦克柯诺尔失望之余嘀嘀咕咕地骂了一句。最后一个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是琴多维奇，他还向那盘下了一半没有下完的残棋瞥了一眼。
“真可惜，”他宽大为怀地说道，“这个进攻计划安排得不算坏啊。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位先生实在是个极不寻常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