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充满奇想的一年(5)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他将不会写那本书吗？
他有什么不祥之兆、有什么阴影吗？那天晚上去吃晚饭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忘记带记录卡？有一次我忘了带笔记本，他提醒我，说将想起的事情记下来的能力是能够写作与不能够写作之间的区别，难道他没有这么说过吗？那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告诉他能够写作的时间正在消耗殆尽吗？
某年夏天，我们住在布伦特伍德公园，养成了一种每天下午4点停止工作到外面的游泳池去的习惯。他会站在水中看书（那年夏天，他把《苏菲的选择》重看了好几次，想弄明白它的写作手法），而我则在花园忙活。那是个小花园，只有一点点大，里面有几条卵石小径，一座蔷薇花架，几个种着百里香、绵杉菊、小白菊的花坛。此前几年，我说服约翰刨开一片草坪，辟了这么个花园。让我意外的是，他虽然原来对园艺没有什么兴趣，却把建成之后的花园当作是一件神秘的礼物。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我们在快五点时游泳，然后走进书房，裹着毛巾看《点呼》。这是一部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电视剧，当时正在播出，剧中主角是几个性格相当单一的英国女人（其中有个人物既幼稚又自私，还有个角色估计是编剧按照《忠勇之家》中米妮芙小姐创作出来的），二战期间在马来亚遭到日本人的关押。每天下午看完《点呼》之后，我们便到楼上，再工作一两个小时，约翰在他顶楼的工作室，我则在已经变成我的工作室的走廊，走廊连着门厅，两边都是玻璃。到了七点或者七点半，我们外出吃晚饭，多半是到摩通餐厅。那年夏天摩通餐厅感觉很好。那儿总有炸虾饼，黑豆鸡肉。那儿总有一些我们认识的人。餐厅很凉快，很完美，里面光线阴暗，但你能看到外面的微光。
约翰当时不喜欢在夜里开车。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他想多呆在纽约，一个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愿望。那年夏天，我们曾去好莱坞卡米诺大街的安瑟·希尔伯特家吃晚饭，饭后他让我开车回家。我记得自己在想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从1967年到1971年，我们住在弗兰克林大道的一座房子中，那房子离安瑟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所以对我来说不存在找路的问题。点火时，我发觉我开车载约翰的次数真是屈指可数；惟一能想起的是有一次我们开车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途中我开车让他小憩一会儿。我们当时的车是雪弗兰的科尔维特跑车，他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打盹。他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说："要是我就不会开这么快。"我没察觉到速度异乎寻常，瞟了一眼转速表：时速120英里。
然而。
开车穿越莫哈韦沙漠是一回事。在那之前，每当在市区吃完晚饭，他从未要求我开车回家：在卡米诺大街的这个晚上是第一次。我开了四十五分钟，回到布伦特伍德公园，他称赞我"开得不错"；实际上，这也是第一次。
去世之前那年，他好几次提到游泳池、花园和《点呼》的那些下午。
在《我们死亡的时刻》里面，菲利普·阿里兹Philippe Ariès（1914-1984），法国历史学家。指出，《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ａｎｄ，成书于11世纪的法国英雄史诗。中的死亡的本质特征就是死亡--即使是暴毙或者意外丧生--"到来之前会预先发出警告"。有人问加文Sir
Gawain，加文爵士，《罗兰之歌》中的英雄人物。："好心的老爷啊，有没有想过您这么快就要死了？"加文回答说："我跟你说过我活不了两天啦。"阿里兹注释说："他的医生、朋友或者牧师（牧师没有在场，也被人忘记了）都没有他清楚。只有快死的人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你坐下来吃晚饭。
"你如果想用的话就拿去吧。"一两个星期前，当我把约翰口授的笔记交给他时，他说。
然后--走了。
悲哀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料到的那样。它不是我父母去世时我心里的感觉：我父亲在八十五岁生日之后几天去世，我母亲则在九十一岁生日之后一个月，他们死前几年都变得越来越衰弱。他们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悲伤、孤独（那种任何年纪的人在失去怙恃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的孤独），为逝去的光阴而后悔，为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而悔恨，为终究未能分担、甚至未能切身体会他们遭受的痛苦、无助和肉体的折磨而懊恼。我知道他们两人的死亡都无法避免。终我一生，我曾预料（担心、害怕、期待）过这些死亡。当死亡果真发生的时候，它们停留在远处，我的日常生活依然继续。母亲去世之后，我收到芝加哥一个朋友的来信。原是马利诺会牧师的他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感觉。他写道："不管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不管我们有多少岁，（父母的去世）会动摇我们的内心深处，引发一些让我们吃惊的反应，还可能唤起一些我们认为早已遗忘的记忆和情感。这段难以预料的时间人们称为哀悼期，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像身处一艘潜水艇，静静地躺在海底，感觉着大洋深处的潜流，它们忽远忽近，和回忆一起扑打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