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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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在UCLA的重症监护中心见到金塔娜时，我低声对她说："你不会有事了。"我在这里，你不会有事的。为了动手术，医生把她的半边头剃光了。我能看到那道长长的切口，还有那些弥合切口的金属钉子。她又只能通过一根呼吸管进行呼吸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了。
等到她终于能开口说话那天，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就得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吃力，脸上绷得紧紧的。
我说除非我们两个一起走，否则我不会离开。
她的脸松弛了下来。她又睡着了。
那几个星期间，在我看来，这是自我们从圣莫妮卡的圣约翰医院把她带回家那天以来，我许给她的一个重要诺言。我将不会离开。我将会照顾她。她将会好起来。我还想到这是一个我无法实现的诺言。我没办法永远照顾她。我没办法永远不离开她。她已不再是个孩子。她已成年。这些是所有的母亲所无法阻止或者解决的事情。除非她因为某些事情而夭殇，比如贝斯·以色列北院发生的事情就差点要了她的命，除非她在UCLA不治身亡，否则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我记得在律师的办公室讨论时，我曾被"先死"这两个字弄得心情抑郁。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每当和律师讨论过之后，我总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泰然看待"相互的灾难"这个词组。然而，有一次，我从檀香山坐飞机到洛杉矶，飞机颠簸得厉害，我想象到这样一种相互的灾难，却无法接受。在我的想象中，飞机将会坠毁。奇迹般地，她和我将会在坠毁中生还，抓着飞机的残骸，在太平洋中漂浮。我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我当时正来月经，血液会引来鲨鱼，所以我只得抛弃她，独自游开，留下她一个人。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这种为难的感觉吗？
母亲九十岁那年，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她曾对我说她不怕死，但她不能死。"你和吉姆需要我。"她说。当时我弟弟和我都已年过花甲。
你不会有事的。
我在这里。
在UCLA的几个星期间，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认识的人，不管他们是在纽约，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都有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才会有的思维习惯。他们绝对相信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他们绝对相信手边拥有的电话号码、某位合适的医生、某个主要的器官捐赠者、某名能在州政府或者司法部帮忙的人就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些人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巨大。实际上，他们打个电话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在这一生中的多数时间，我也曾对自己控制各种事情的能力深信不疑。如果我母亲突然在突尼斯住院，我能够安排美国大使馆给她带几份英文报纸，让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巴黎和我弟弟汇合。如果金塔娜突然在尼斯机场碰到什么难题，我能够安排英国航空公司的某个人让她乘坐英航的班机到伦敦找她的表亲。然而由于我天生多虑，我总是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总是担心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所无法控制或者处理的。一些终究会发生的事情。这一次就是其中之一。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终结。
金塔娜昏迷不醒地躺在UCLA时，我跟很多人聊过天，他们似乎都没有这种恐惧。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能够得到解决。他们只需要了解清楚便能解决它。他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就能解决它。他们需要答案。他们需要"预后"。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预后。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有两种可能，我后来知道，这两种可能都是错的。一种可能是她摔倒了，摔倒造成的创伤引起血液流进她的大脑；她先前为预防血栓而服用的抗血凝剂有引发这种情况的危险。第二种可能是在摔倒之前，血已经流进了她的大脑，并导致她摔倒。服用抗血凝剂的人容易流血。他们轻轻一碰就淤血。血液中抗凝剂的浓度单位叫做国际标准化比率，它很难得到控制。血液必须每隔几个星期，有时候每隔几天，就进行检测。服用的剂量必须做出一些复杂的微调。对金塔娜来说，理想的国际标准化比率是2?2，上下波动不能超过0?1。飞往洛杉矶那天，她的国际标准化比率超过4。这是一种可能导致自发流血的浓度水平。我到了洛杉矶，和主刀医生交谈，当时他说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脑出血是摔伤造成的。其他几个和我交谈的医生则没有这么肯定。其中有个医生说飞行本身也会致使脑内血压增高，最终导致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