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4)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文化运动。反文化运动可分为三股潮流：新左派、民权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分别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嬉皮士运动的主力是一群15到25岁的白人青少年，他们反抗社会制度，批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提倡性解放，吸食大麻等毒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金茨堡、凯鲁亚克等人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运动的延续，所不同的是，由于二战后婴儿潮的原因，嬉皮士运动声势更加浩大。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反常行为极其厌恶，目之为异类。1967年，狄迪恩来到嬉皮士运动的圣地--旧金山的海特街和阿什伯利街，和那些叛逆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后写出了《向伯利恒匍匐》这篇报道。在这篇令人压抑的文章中，狄迪恩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描述了她在海特街和阿什伯利街的所见所闻，在文章的结尾，她不无同情地认为，所谓嬉皮士，其实并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青年，只是他们的前辈失职了，没有教会他们为人处世的规则，没有让他们看到人生的希望。狄迪恩认为嬉皮士生活在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中，与外界社会缺乏联系，对他们来说，社会结构自然并不存在："我们忘了告诉这些孩子我们正在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与其说他们在反抗社会，不如说他们对社会完全无知。"
文章刊出之后轰动一时，虽然人们对文章的内容毁誉参半，但狄迪恩自此奠定作为杰出杂文家的地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文章，包括1979年出版的《白色专辑》（White
Album），已经成为解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的经典之作。著名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曾指出："我相信她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文杂文家……像我这样的社会学家为什么必须看她的作品呢？……在我看来，她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如在眼前的记忆，尤其是关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美国文化场景的记忆。""Review
of 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 ａｎｄ White Album"， George C. Homans，Theory ａｎｄ
Society， Vol. 11， No. 2 (Mar.， 1982)， p. 239.
自《向伯利恒匍匐》之后，琼·狄迪恩便被目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所谓新新闻主义，乃是20世纪60年代对一种当时被人认为有悖于传统新闻报道原则的新闻写作方式的称谓。传统的新闻报道要求客观中立，但在狄迪恩看来，每个人都有立场，所谓客观中立是不真实的，在新闻报道中加入个人的情感非常必要；如果读者不知道记者的立场，那么就谈不上对报道有什么信任。其实，与其将琼·狄迪恩的非虚构作品归为新新闻主义，不如将其视为她独特的写作观念的体现，而她这种独特的写作理念，还将贯穿她以后的作品。
如果说《向伯利恒匍匐》奠定了她的杂文家地位，那么奠定她的小说家地位的，则是1970年出版的《愿赌服输》（Play It As It Lays）。
《愿赌服输》的主角玛丽亚·魏斯的父亲是个逢赌必输的赌徒；十岁那年，玛丽亚认识到人生就像一场掷骰子赌局。而人生如赌局这种看法是《愿赌服输》的核心隐喻。小说的开头是被羁押在精神病院的玛丽亚的独白，随后穿插着她的朋友海伦和前夫卡特·朗的回忆，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进行，阐述了玛丽亚·魏斯的悲惨遭遇。玛丽亚出生于内华达州，父亲嗜赌如命，母亲则患有精神病。高中毕业之后，她来到纽约当模特和演员。随后她父母相继死于非命，她离开了纽约，来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她遇上了卡特·朗，并和他结婚，生育有一个女儿。后来玛丽亚和卡特的朋友莱斯·古德温好上了，怀上了莱斯的孩子。在卡特的胁迫下，玛丽亚做了堕胎手术，然而却遭到极严重的精神创伤，经常梦到被打掉的孩子回来找她。疯狂之中，玛丽亚开车驶上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速公路，在各处汽车旅馆和酒吧鬼混。而后，她陷入了一场和卡特、BZ和BZ的妻子海伦之间不伦的四角之恋。小说以BZ在玛丽亚怀里死去而告终。
《愿赌服输》销量颇佳，给琼·狄迪恩带来了六位数的收入，更获得了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2005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英语世界百佳小说，《愿赌服输》赫然跻身其间，和纳博科夫、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交相辉映。
可以说，《愿赌服输》之后的琼·狄迪恩已经走上了写作的正轨，先后出版了另外三部小说《公祷之书》（A Book of Common
Prayer）、《民主》(Democracy)、《他最后想要的东西》(The Last Thing He
Wanted)和《白色专辑》、《萨尔瓦多》(Salvador)、《迈阿密》(Miami)等几部杂文集。这些作品无可争议地奠定了她作为美国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除了创作小说和杂文之外，琼·狄迪恩还和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合作，编写了不少电影剧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毒海鸳鸯》（The Panic in Needle
Park，1971）、《因为你爱过我》（Up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