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斗牛士不是当即死在斗场上，”他说，“你就差不多可以说：他总是救得活的。医治只是时间问题。”
一连三天，他们替加拉尔陀施行手术，他受着极大的痛苦，因为他的极度衰弱不允许上麻醉药。从受伤的腿里，鲁依兹医师拿出了几片碎骨。这是折断了的腿股骨的碎片。
“谁说您会不适合斗牛呢？”医师高声地说，由于自己的手段高明感到心满意足。“您会斗牛的，我的亲爱的；群众还是不得不替您热烈鼓掌呢。”
契约经理人点头同意了这个主张。他也正是这样想法。全世界最勇敢的人，难道可以成为一个残废人了结一生吗？
由于鲁依兹医师的命令，斗牛士的一家人都搬到堂何塞家里去住了。女人们碍手碍脚：动手术的时候是不能容忍她们在旁边的。斗牛士的呻吟声，就立刻会引起母亲和姐姐狂叫，像痛苦的回声似地在家里到处响起，同时卡尔曼又老是像一个疯人似的，挣扎着要跑到她的丈夫的身边来。
悲痛使妻子变了样子，使她忘记了对他的怨恨。她忏悔地哭了许多次，因为她认为自己是这次不幸事故的不自觉的肇事人。
“我是罪魁；我已经明白。”她常常对国家绝望地说。“他反反复复说过很多次，为了不再受苦，还是让雄牛触中他吧。我对他太恶毒了；我使得他生活苦楚……”
短枪手对她讲述事故的详情，要她相信这不幸是出于意外的，但是没有效果。不，据她说起来，加拉尔陀是愿意永远结束他的生命的，要不是短枪手在那时候去救他，他被搬出斗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个死人了。
手术结束以后，一家人才回到家里来。卡尔曼第一次去探望病人。
她悄悄地走进伤者的房间，低垂着眼睛，仿佛因为以前对他的敌意感到羞愧，两手捏着胡安的手，问：
“你怎样啦？”
她就这样又沉默又羞怯地坐着，当着鲁依兹和别的朋友们的面，他们也没有离开剑刺手床边。
如果她是独自一个，她也许会跪在丈夫面前，恳求他原谅。可怜的人！她的残忍使他绝望，把他送上死路。忘掉一切是必要的。她的天真的灵魂在眼睛里显露出自我牺牲和充满情爱的神色，这是妻子的爱和母亲的爱的混合物。
加拉尔陀似乎因为受尽折磨身体缩小了；又瘦弱又苍白，孩子一般畏怯。从他那用大胆行为娱乐群众的骄傲的健美的勇士身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了。他抱怨冷清寂寞，抱怨自己的腿仿佛铅铸一样沉重，没办法移动。由于那许多次不用麻醉药完全在神志清醒时忍受过来的可怕的手术，他似乎丧失了胆量。他以前对于疼痛的顽强的忍耐力消灭了，现在他由于最小的痛苦也会呻吟起来。
他的房间是一个集会场，全城最著名的斗牛迷都来探望。雪茄的青烟混和着黄碘的臭味和别的刺鼻的气息。桌子上，在药瓶、棉花包和绷带之间，放着款待客人用的酒瓶。
“一点没关系。”朋友们叫嚷，想用嘈杂吵闹的乐观态度使斗牛士振奋起来。“两个月以后您又会斗牛了。医治您的真正是个老手呀。鲁依兹医师创造过很多奇迹。”
医师也显得高高兴兴的。
“他已经救回来了。瞧他还抽烟呢。要知道，一个病人如果想到抽烟，那就是已经好啦！
医师、契约经理人和几个队员陪伴着伤者，一直陪到晚上很迟很迟。牛肉汁来了，就抓住抓得到手的葡萄酒瓶，竭力待在桌子旁边。
鲁依兹、契约经理人和国家之间的谈话，话题总离不开雄牛。跟堂何塞在一起是不可能谈到旁的事物的。他们详细地解释每一个剑刺手的缺点，他们辩论他们的价值和他们赚到的钱，同时那病人就不得不一动不动地听着，或者受了谈话声音的催眠，模模糊糊地瞌睡了。
讲话的差不多总是医师，国家留神地倾听着，佩服地庄严地瞧着他。这个人多么渊博呵！……短枪手由于自己热爱理想，就向医师询问，革命究竟什么时候会爆发。
“您为什么对革命发生兴趣呢？您应该留意的就是熟悉雄牛的性格，避免遭到不幸，多斗几场牛来替您的一家人赚钱。”
国家对医师提出抗议，不能因为他的职业是斗牛士，就想强迫他屈服。他是一个公民，跟别人一样，政治界的名人在投票期间也要找他帮忙的一个投票人。
“我相信我有权利这样想。不是吗？……我还是我的党里的委员呢！……我已经知道我的斗牛士行业是卑贱而且反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获得理想。”
他还是坚决主张斗牛是反动的，没有理睬堂何塞的嘲笑，因为他虽则也很尊敬堂何塞，但是他是在跟鲁依兹医师谈话。全部过错的罪魁是费尔南迪七世①，是的；这是一个暴君，他封闭了许多大学，却开办了塞维利亚斗牛艺术学校，因此，使得这种艺术成为一种可恨的艺术，处于一种可笑的情境。
①费尔南迪七世（1784—1833）：西班牙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