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不想去佛罗里达。她想去东田纳西走亲戚，于是抓紧每个机会让巴里改变主意。巴里和她住在一起，是她的独生子，正挨着桌子坐在椅子边上，俯身读着报纸上橘红版面的体育专栏。“看看这儿，巴里，”她说，“看看这儿，读读这个，”她站起来，一只手放在干瘦的屁股上，另一只手把报纸在巴里的秃头上晃得哗啦作响，“这儿有个自称‘不和谐分子’的人从监狱里逃出来了，正往佛罗里达去呢，你读这儿，看他对那些人做了什么好事。你快读读。我才不会带着我的孩子去罪犯出没的地方呢。要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巴里头都不抬地继续看报，于是她扭头去找孩子妈，这位年轻女人穿着便裤，脸蛋像卷心菜一样，宽宽的透着天真，头上还扎着块绿色的头巾，头顶系了个结，像兔耳朵似的。她正坐在沙发上，从罐子里挖杏酱来喂宝宝。“孩子们以前去过佛罗里达了，”老太太说，“你们应该带他们去去其他地方，让他们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长点见识。他们从没去过东田纳西呢。”
孩子妈充耳不闻，但是八岁的约翰·韦斯利说：“你要是不想去佛罗里达，干吗不在家里待着？”他戴着眼镜，身子结实，正和小妹妹琼·斯塔坐在地上读滑稽小报。
“她可不高兴待在家里，哪怕让她当女王，也不愿意待一天。”琼·斯塔一头黄毛，头也不抬。
“是啊，要是那家伙，那个不和谐分子，抓住了你们怎么办？”老太太问。
“我会打烂他的脸。”约翰·韦斯利说。
“给她一百万她也不会待在家里，”琼·斯塔说，“她就怕错过了什么。我们去哪儿她都要跟着。”
“好吧。小姐，”老太太说，“下次你想要我帮你卷头发的时候可得记着你说过的话。”
琼·斯塔说她的头发是天然卷。
第二天早晨，老太太第一个坐上了车，准备出发。她把硕大的黑色旅行袋放在角落里，看起来像只河马的脑袋，底下的篮子里还藏着她的猫——皮迪·西恩。她可不想让猫独自在家待上三天，猫会想死她的，她还担心猫会碰开煤气，不小心窒息而死。她儿子巴里当然不愿意带着一只猫住旅馆。
她坐在后排中间，两边是约翰·韦斯利和琼·斯塔。巴里和孩子妈带着小宝宝坐在前排，早晨八点四十五分从亚特兰大出发，汽车的里程表显示55890。老太太把数字记下来了，因为觉得回来的时候能知道他们开了多少路很有趣。二十分钟以后他们驶入市郊。
老太太脱下白色棉手套，和钱包一起放在车后窗的架子上，舒舒服服地坐着。孩子妈还是穿着便裤，头上也依然绑着绿色头巾，但是老太太戴着一顶海军蓝的水手草帽，帽檐儿上插着一束白色紫罗兰，身上穿着一条白色圆点印花的海军蓝裙子。她的衣领和袖口都镶着蕾丝薄纱，领口上别着一株带香囊的布制紫罗兰。万一发生意外，她死在公路上，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她是位淑女。
她说早料到今天是驾车出游的好日子，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她提醒巴里这儿限速五十五英里，巡警藏在广告牌或树丛后面，趁你还没来得及减速便逮住你。她饶有兴趣地对沿途风景指指点点：矿石山；时而出现在公路两旁的蓝色花岗岩；壮丽的红色黏土河滩，隐隐镶嵌着紫色纹路；还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给大地铺上绿色网格；树上洒满银白色的日光，即便是最难看的也闪闪发光。孩子们在看漫画书，孩子妈睡起了回笼觉。
“我们快点开过乔治亚州，省得多看它几眼。”约翰·韦斯利说。
“如果我是个小男孩，”老太太说，“就不会这么说自己的家乡。田纳西有山脉，乔治亚有山丘。”
“田纳西穷乡僻壤。”约翰·韦斯利说，“乔治亚也很讨厌。”
“说得对。”琼·斯塔说。
“我们那会儿，”老太太握起布满青筋的干枯手指，“孩子们对自己的家乡、父母，还有其他一切都比现在恭敬。人人都很善良。哦，看那个可爱的小黑孩！”她指着一个站在棚屋前的黑人小孩。“那不是一幅画吗？”她问他们，他们都转身从后窗看着那个小黑人。小黑人挥了挥手。
“他没有穿裤子。”琼·斯塔说。
“他可能根本没有裤子，”老太太解释，“乡下的小黑人不像我们一样不愁吃穿。如果我会画画，我就要画下来。”她说。
孩子们互相交换了漫画书。
老太太提出想抱抱小宝宝，孩子妈从前座把孩子递了过来。老太太把他放在膝盖上晃着，跟他讲沿途的风景。老太太翻着眼睛，噘着嘴，把她饱经风霜的瘦脸贴到宝宝光滑柔软的脸蛋上。他不时给她一个恍惚的微笑。他们经过一大片棉花地，中间围着五六块墓碑，像个小小的岛屿。“看那片墓地，”老太太指着那儿，“那是老宅的墓地。属于种植园。”
“种植园在哪儿？”约翰·韦斯利问。
“随风而逝啦。”老太太说，“哈哈。”
孩子们看完了手头所有的漫画书以后，开始吃午饭。老太太吃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一颗橄榄，不让孩子们把盒子和纸巾扔出车窗。实在无所事事，他们就玩起了游戏，一个人指着一片云朵，让另外两个人猜是什么形状的。约翰·韦斯利指着一片奶牛形状的云，琼·斯塔猜奶牛，约翰·韦斯利说不对，是汽车，然后琼·斯塔说他耍赖，他俩就隔着老太太打了起来。
老太太说如果他们保持安静，她就给他们讲个故事。她讲故事的时候，翻着眼珠，晃着脑袋，非常滑稽。她说在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有位从乔治亚州贾斯帕来的追求者，名叫埃德加·艾特金斯·提加顿。他很英俊，是位绅士，每周六下午都给她带一只西瓜，上面刻着他名字的缩写，E.A.T.。有一天下午，老太太说，提加顿先生又带了西瓜过来，但是家里没人，就把它放在前门廊上，坐马车回贾斯帕去了，但是她没有收到那只西瓜，因为一个黑人男孩看到上面刻着E.A.T.，就把它吃掉了！这个故事挠到了约翰·韦斯利的笑神经，他咯咯笑个不停，但是琼·斯塔觉得没什么好笑的。她说她不会嫁给一个只在星期六下午给她送西瓜的男人。老太太说她应该嫁给提加顿先生，因为他是位绅士，而且可口可乐股票刚上市的时候他买了不少，他才死了没几年，是位富翁。
他们在塔楼停下来买烤肉三明治。塔楼坐落在帝莫西外的一片空地上，半灰泥半木质结构，既是加油站，又是舞厅。老板是一个叫瑞德·萨米·布茨的胖子，房子里和几英里沿途的公路上都贴着告示：“尝尝瑞德·萨米的驰名烤肉。了不起的瑞德·萨米人见人爱！瑞德·萨米！笑呵呵的胖小子！手艺没得说！瑞德·萨米为您效劳！”
瑞德·萨米正躺在塔楼外的空地上，脑袋伸在一辆卡车底下，不远处，一只一尺高的灰色猴子被拴在一棵小小的楝树上，叽叽喳喳。一看到孩子们跳下车跑过来，猴子连忙爬回最高的枝丫上。
塔楼里面是一间狭长昏暗的屋子，一边是柜台，另一边放着桌子，舞池在房间中央。他们在点唱机旁的一张木板桌边坐下，瑞德·萨米的妻子走过来为他们点单，她是个高个子深褐色皮肤的女人，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比皮肤还浅。孩子妈往点唱机里投了硬币，放起《田纳西华尔兹》，老太太说这曲子让她想要翩翩起舞。她问巴里想不想一起跳舞，但巴里只瞥了她一眼。巴里不像她一样天性开朗，旅行让他焦虑。老太太褐色的眼睛闪闪明亮。她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假装自己在跳舞。琼·斯塔要求放点什么音乐好让她跳踢踏舞，于是孩子妈又投了个硬币，换了一首快节奏的歌曲，琼·斯塔走进舞池，跳起了踢踏舞步。
“真可爱呀。”瑞德·萨米的老婆靠在柜台上说，“来做我的女儿好不好？”
“不，我才不要，”琼·斯塔说，“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要住在这个破烂地方！”她跑回了桌子。
“真可爱呀。”女人又说了一遍，礼貌地咧了咧嘴。
“你不感到害臊吗？”老太太嘘道。
瑞德·萨米走过来，让他老婆别在柜台边游手好闲了，快去弄菜。他的卡其裤子刚好耷拉在胯骨上，肚子挂在上面，活像一袋面粉在衬衫底下晃来晃去。他走过来，挨着边上的桌子坐下，半是叹气半是吆喝。“没办法啊，”他说，“没办法啊。”他用一块灰手绢擦了擦汗涔涔的红脸。“如今你都不知道该信谁，”他说，“我没说错吧？”
“人心不古啊。”老太太说。
“上星期来了两个家伙，”瑞德·萨米说，“开着辆克莱斯勒。是辆破车，但看着还行，而且那两个男孩看起来也不错。他们说是在厂里干活的，你知道吗，我就让他们赊账加了油。我干吗这么做啊？”
“因为你是个好人！”老太太立刻说。
“是啊，我也觉得是。”瑞德·萨米似乎有点感动。
他老婆一口气端着五个盘子送上菜来，一只手两个，还有一个放在胳膊上，没用托盘。“上帝的这片沃土上已经没有一个灵魂能够信任了。”她说，“我不指望任何人，任何人。”她说了两遍，看着瑞德·萨米。
“你们听说过那个逃犯吗，那个越狱的不和谐分子？”老太太问。
“他不来这个鬼地方我一点也不奇怪，”女人说，“如果他知道这儿的情况还过来，那我真是太吃惊了。如果他知道收银机里只有两分钱还来这儿，那我真是……”
“好了好了，”瑞德·萨米说，“给他们拿些可乐。”女人出去端剩下的盘子了。
“好人难寻啊，”瑞德·萨米说，“世道变得太坏。我记得以前出门都不用锁纱门。现在不行了。”
他和老太太谈论着好时光。老太太觉得事情变成现在这样全怪欧洲人。她说欧洲人那副样子让人觉得我们浑身都是钱，瑞德·萨米觉得她说得太对了，但是谈论这些没用。孩子们冲到外面白花花的太阳底下，去看葱郁的楝树里的猴子。猴子正忙着给自己捉虱子，捉到以后用牙齿细细地咬，仿佛品味佳肴。
他们在午后炙热的天气里开车上路，老太太打着盹，每隔几分钟就被自己的呼噜声弄醒。快到图姆布斯波罗的时候，她又醒了，想起年轻时曾经探访过附近一座古老的种植园。她说房子前面有六根白色廊柱，门口有一条橡树大道，两边各有一间小小的凉亭，和情人在花园里散完步，可以坐着歇歇。她准确地想起来从哪条路可以开过去。她知道巴里不会愿意浪费时间去看老房子，但是她越说越想再去看看，看看那两间小小的凉亭是否还在。“房子里有一个暗格。”她狡猾地说，她在胡说八道，却很希望自己说的是真的，“据说谢尔曼来的时候，那家人把所有的银器都藏在里面，一直没有人找到……”
“嘿！”约翰·韦斯利说，“我们去看看！我们找得到！我们掀开所有的木板就能找到！谁住在那儿？从哪里拐进去？嘿，老爸，不能从那儿拐进去吗？”
“我们从没见过有暗格的房子！”琼·斯塔嚷嚷着，“我们要去有暗格的房子！嘿，老爸，我们能不能去看看有暗格的房子！”
“据我所知，就在不远处，”老太太说，“开车用不了二十分钟。”
巴里正视前方。下巴硬得像块马蹄铁。“不行。”他说。
孩子们开始吵闹，尖叫着要去看带暗格的房子。约翰·韦斯利踢着前面座椅的后背，琼·斯塔挂在她妈妈的肩膀上，绝望地在她耳边呜呜说他们放了假也找不到乐子，他们从来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宝宝哇哇大哭，约翰·韦斯利拼命踢座椅，他爸爸感到肾脏被撞了一次又一次。
“够了！”他大吼着把车停在了路边，“能不能都闭嘴？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如果你们再不闭嘴，我们哪里也不去了。”
“那个地方对他们很有教育意义。”老太太咕哝着。
“好吧。”巴里说，“但是记住：我们只在这儿绕一次。下不为例。”
“你往回开一英里就能找到拐进去的泥路，”老太太指点方向，“刚刚经过时我记下来了。”
“泥路。”巴里发起牢骚。
等他们调头往泥路开去时，老太太又回忆起房子的其他细节，前门上漂亮的玻璃，大厅里的烛灯。约翰·韦斯利说暗格很有可能就在壁炉里。
“你们不能进去。”巴里说，“还不知道里面住的什么人呢。”
“你们在前门和里面的人说话，我绕到后面从窗户跳进去。”约翰·韦斯利建议。
“我们都待在车里。”他妈妈说。
他们拐上泥路，车子在一团粉色的尘土里颠簸前进。老太太想起来那会儿还没有铺路，三十英里路得走一整天。泥路起伏不平，冷不丁出现水坑，危险的路堤上都是陡峭的弯道。他们一会儿还在坡顶，俯视着周围几英里绿油油的树冠，一会儿又陷入红色泥坑，头顶的树木布满尘埃。
“那个地方最好立刻出现，”巴里说，“不然我就要调头回去了。”
这条路像是好久都没有人走过。
“不远了。”老太太说着，脑袋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太叫人不安，她涨红了脸，瞪大眼睛，双脚一蹬，碰到了角落里的行李袋。行李袋晃了晃，她盖在底下篮子上的报纸随着“喵呜”一声被掀开，皮迪·西恩跳到了巴里的肩膀上。
孩子们跌了下来，他们的妈妈抱着小宝宝飞出车门，摔在地上；老太太被甩到了前座。汽车翻了个身，左侧车身着地，冲到路边的沟渠。巴里和猫还在驾驶座上——灰色条纹的猫有一张白色的大脸和一只橘色的鼻子——像毛虫一样粘在巴里的脖子上。
孩子们发现胳膊和腿可以动弹，立刻爬出车子，嚷嚷着：“我们出车祸了！”老太太蜷缩在仪表盘下面，巴望自己受了伤，这样巴里就不会马上把火全撒在她身上。车祸发生前，闪过她脑海的可怕念头是，她栩栩如生回忆起来的房子或许不是在乔治亚，而是在田纳西。
巴里用两只手把猫从脖子上扯下来，往车窗外一棵松树扔了过去。然后他下车去找孩子妈。孩子妈背靠红色的沟渠壁坐着，抱着哇哇大哭的宝宝，不过只是脸上有一道口子，肩膀受了伤。“我们出车祸了！”孩子们狂喜地嚷嚷。
“可惜一个人都没死。”琼·斯塔看到老太太从车里爬出来时失望地说，老太太的帽子还在脑袋上，但是前面的帽檐儿破了，洋洋得意地翘着，那株紫罗兰也歪到一边。除了孩子，大家都坐进沟渠里，从惊吓中慢慢恢复过来。他们都在哆嗦。
“可能会有车过来。”孩子妈哑声说。
“我肯定伤到了内脏。”老太太用手按着身侧，但是没人搭理她。巴里的牙齿直打颤。他穿着一件印着亮蓝色鹦鹉图案的黄色运动衫，脸色就和衣服一样黄。老太太决定她还是不要提起房子其实是在田纳西。
头顶十英尺朝上才是路面，能看到路对面的树冠。他们坐着的沟渠后面，有一片更大的树林，树木高大，幽暗，深邃。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一辆车远远开过一个山头，开得很慢，车里的人像是在看着他们。老太太站起来，夸张地挥舞双臂，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车子继续慢慢开过来，消失在一个弯道，又再次出现在他们刚刚驶过的山头，开得更慢了。那是一辆黑色的大车，很破，像灵车似的，里面坐着三个男人。
车在他们的头顶停下，司机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他们坐着的地方，一言不发。然后他扭头和另外两个人说了几句，他们走下车来。其中一个是胖男孩，穿着黑色裤子和胸口印着银色小马驹的红色运动衫。他走到右侧，站在那儿打量他们，半张着嘴巴，露出淫亵的笑容。还有一个人穿着卡其裤子和蓝色条纹外套，一顶灰色的帽子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整张脸。他慢慢地走到左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司机下车站在旁边，低头看着他们。他比另外两个人都年长，头发刚刚开始泛白，戴着银边眼镜，一副学者模样。他长脸皱巴巴的，没有穿衬衫，也没有穿内衣，只穿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手里握着一顶黑帽子和一把枪。那两个男孩也都有枪。
“我们出车祸了！”孩子们嚷嚷。
老太太有种奇怪的感觉，那个戴银边眼镜的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的脸很熟，像是认识了一辈子，但是她想不起来是谁。他离开车子，沿着路堤往下走，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不至于滑倒。他穿着双棕白相间的鞋子，没有穿袜子，露出又红又瘦的脚踝。“下午好，”他说，“我看到你们翻车了。”
“我们翻了两次！”老太太说。
“就一次。”他纠正，“我们看到了。海勒姆，试试看他们的车还能不能发动。”他低声对戴灰帽的男孩说。
“你们干吗要带枪？”约翰·韦斯利问，“你们干吗要带枪？”
“太太，”男人对孩子妈说，“能麻烦你让孩子坐过去吗？孩子很烦人。我要你们所有的人都原地坐着。”
“你凭什么指挥我们做这做那？”琼·斯塔问。
他们身后的一排树木像黑洞洞的大嘴一样张着。“过来。”孩子妈说。
“听我说。”巴里突然开口，“我们遇到了麻烦！我们……”
老太太尖叫一声，蹒跚着站起来打量着男人。“你是那个‘不和谐分子’！”她说，“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没错。”男人微笑着，像是被认出来了还有点得意，“但是如果你没认出我来，说不定对你们所有的人都好。”
巴里猛地转头对他妈妈说了些什么，连孩子们都被吓到了。老太太哭了起来，不和谐分子涨红了脸。
“太太，”他说，“你别难过。有时候男人口是心非。我觉得他不是故意想要这样对你讲话。”
“你不会冲女人开枪吧？”老太太说着从袖口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擦了擦眼睛。
不和谐分子用鞋尖在地上挖了小坑，又重新填上。“我也不想这样。”他说。
“听着。”老太太几乎扯破了嗓子，“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着一点不像个普通人。我知道你一定出身好人家。”
“是的，太太，”他说，“世上最好的人家。”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口坚硬洁白的牙齿。“上帝从未创造出过比我妈更善良的女人，我爸有颗金子般的心。”他说。穿红色运动衫的男孩绕到他们身后，站在那儿，胯上挂着枪。不和谐分子蹲在地上。“看住这些孩子，鲍比·李。”他说，“你知道孩子烦人得很。”看着六个人在他跟前挤作一团，他仿佛有些害臊，像是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天上一片云都没有。”他抬头看着天，“既没有太阳，也没有云。”
“是啊，真是美好的一天。”老太太说。“听着，”她说，“你不该叫自己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打心底里是个好人。我一见你就知道。”
“闭嘴。”巴里吼着，“闭嘴！所有的人都闭嘴，让我来。”他蹲在那儿，摆出跑步者向前冲刺的姿势，却一动不动。
“谢谢你，太太。”不和谐分子用枪托在地上画了个圈。
“修好这辆车得花半个小时。”海勒姆一边检查打开的引擎盖一边说。
“噢，你和鲍比·李先把他和那个小男孩带到那边去。”不和谐分子指着巴里和约翰·韦斯利。“这些男孩有事想问你们，”他对巴里说，“能不能麻烦你们跟他们去树林里？”
“听着，”巴里说，“我们碰到了大麻烦！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喉咙哑了，眼睛就像衬衫上的鹦鹉似的，又蓝又专注。他还是一动不动。
老太太伸手扶了扶帽檐儿，仿佛她也要和他一起去树林，但是帽子却落在她手里。她站在那儿盯着帽子看了一会儿，松手由它掉在了地上。海勒姆抓住巴里的胳膊把他拽起来，像在搀扶一个老头。约翰·韦斯利握着爸爸的手，鲍比·李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向树林走去，靠近幽暗的边缘时，巴里转过头来，撑在一棵光秃秃的灰色橡木树干上，大声叫道：“我很快就回来，妈妈，等我！”
“快回来！”母亲尖叫着，但是他们都消失在了树林里。
“巴里，我的儿子啊！”老太太凄厉地叫喊，但是她发现自己正盯着蹲在她跟前的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绝望地说，“你一点也不像个普通人。”
“不，我不是好人。”不和谐分子过了一会儿说，像是真的仔细思考了她的话，“但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爸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不同，是个狗杂种。‘你知道，’我爸说，‘有些人活一辈子也不会过问，有些人却要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个男孩是后面那种人。他什么都要弄清楚！’”他戴上黑帽子，突然抬头看看，然后望向树林深处，像是又有点害臊。“很抱歉，我在诸位女士跟前连件衬衫都没穿，”他轻轻耸耸肩，“我们逃出来的时候把衣服都埋了，现在就凑合一下，等状况好点再说。我们身上的衣服是从路人那儿借来的。”他解释。
“没事。”老太太说，“巴里的箱子里可能还有件衬衫。”
“我这就去看看。”不和谐分子说。
“他们把他带哪儿去了？”孩子妈尖叫。
“老爸自己是个人物。”不和谐分子说，“什么都瞒不过他。他从没和当局有过纠葛。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你只要试试，也能做个好人。”老太太说，“想想如果能够安定下来，过过舒服日子，不用整天想着有没有人在追你，这样多好。”
不和谐分子继续用枪托刨地，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是啊，太太，总有人在后面追。”他咕哝着。
老太太站起来低头看他，注意到他帽子后面的肩胛骨多么瘦削。“你做祷告吗？”她问。
他摇摇头。老太太只看到黑帽子在肩胛骨间摆动。“不。”他说。
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一片寂静。老太太猛地回头，听见风在树冠间穿梭，像是一阵悠长满足的吸气。“巴里，我的儿子啊！”她叫起来。
“我做过一阵子的福音歌手，”不和谐分子说，“我什么都做过。服过兵役，陆军和海军，国内国外都待过，结过两次婚，抬过棺材，在铁路上干过，耕过地，经历过龙卷风，有一次看见一个人被活活烧死，”他抬头看看孩子妈和挨在她旁边的小女孩，她们脸色惨白，眼神呆滞，“我还见过一个女人挨鞭子。”他说。
“祷告，祷告，”老太太说，“祷告，祷告……”
“自我记事起，便不是一个坏男孩，”不和谐分子用几乎梦幻的口吻说，“但一生中难免做错事，被送进监狱，我被活埋了。”他抬起头，平稳的目光攫取了她的注意力。
“你那时候就应该开始祷告，”她说，“你第一次被送进监狱是因为什么？”
“向右转，是一面墙，”不和谐分子再次抬头望着没有云的天空，“向左转，是一面墙。头顶是天花板，脚下是地板。我忘记做过些什么了，太太。我一直想一直想，想要回忆起我到底做了什么，但是直到今天也想不起来。有一次我觉得快要想起来了，但还是没有。”
“他们可能抓错人了。”老太太口齿含糊地说。
“没有，”他说，“没有抓错，他们有逮捕令。”
“你准是偷了东西。”她说。
不和谐分子轻轻冷笑一声。“我才不稀罕别人的东西。”他说，“监狱里的医生头头说我杀了我老爸，但我知道他骗我。我老爸一九一九年死于流感，和我没有关系。他被葬在霍普威尔山浸礼会教堂，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
“如果你祷告，”老太太说，“耶稣会帮助你。”
“没错。”不和谐分子说。
“既然这样，你干吗不祷告？”老太太因为突然的喜悦而浑身颤抖。
“我不需要帮助。”他说，“我自己能应付。”
鲍比·李和海勒姆从树林里溜达回来。鲍比·李的手上拿着一件印着亮蓝色鹦鹉图案的黄色运动衫。
“把衣服给我，鲍比·李。”不和谐分子说。衣服朝他扔了过来，落在他的肩头，他套了上去。老太太说不出看到衣服让她想起什么。“不对，太太，”不和谐分子一边扣着扣子一边说，“我发现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杀死一个人，或者偷走他的轮胎，都一样，因为你迟早会忘记自己做过什么，只会为你的行为受到惩罚。”
孩子妈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像是透不过气来。“太太，”他问，“你能不能带着小女孩跟鲍比·李和海勒姆去那边，陪陪你的丈夫？”
“好的，谢谢你。”孩子妈轻声说。她的左手无力地垂着，另一只手抱着熟睡的宝宝。“扶那位女士起来，海勒姆。”不和谐分子说，孩子妈正挣扎着从沟渠里爬出来，“鲍比·李，你牵着那个小女孩的手。”
“我不想牵他的手，”琼·斯塔说，“他像头猪。”
胖子涨红了脸笑起来，抓住琼的胳膊，跟在海勒姆和孩子妈身后把她拉进了树林。
只剩下老太太独自面对不和谐分子，她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天空中既没有云朵也没有太阳。周围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她想要告诉他，他必须祷告。她不停地张嘴闭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发现自己开口说：“耶稣啊耶稣。”意思是说，耶稣会帮助你，但是听她说话的口气，感觉她是在诅咒。
“没错，太太。”不和谐分子像是赞同她。“耶稣让万物失衡。他和我一样，不过他没有犯罪，而他们能证明我犯了罪，因为他们有判决书。当然，”他说，“他们从没给我看过判决书。所以我现在自己签。很早以前我就说过，你得搞一个签名，每件做过的事情都要签名，保留副本。这样你就会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你就能按罪量刑，看看它们是否对得上，最后你有证据能证明你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我称自己不和谐分子，”他说，“因为我受到的惩罚和我做错的事情对不上。”
树林里传来尖利的叫声，紧接着是一声枪响。“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太太，一个人受尽惩罚，另一个人却完全没事？”
“耶稣啊！”老太太哭叫起来，“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不会对女人开枪！我知道你出身好人家！祷告！耶稣啊，你不应该对女人开枪。我把所有的钱给都你！”
“太太，”不和谐分子看着她身后远远的树林，“死人是没法给殡葬人小费的。”
又传来两声枪响，老太太抬起头来，像一只渴得要命的老母鸡在讨水喝，她哭喊着：“巴里，我的儿子啊，巴里，我的儿子啊！”好像心都要碎了。
“只有耶稣能够起死回生。”不和谐分子继续说，“但他不应该这么做，他让万物失衡。如果他当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你也没什么可做的了，你只需要抛弃一切跟随他，如果他不是，那你也没什么可做的，只需要好好享受你剩下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离开——杀个人，把他的房子烧了，对他做些卑鄙的事。不干点坏事就没乐趣了。”他的声音几乎变成了咆哮。
“他或许没有起死回生。”老太太喃喃自语，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感觉一阵晕眩，一屁股坐在了沟渠里面，两条腿扭在一起。
“我不在场，所以没法说他没有。”不和谐分子说，“我真希望我在场。”不和谐分子用拳头捶打地面。“我应该在那儿，如果在那儿就会知道了。听着，太太，”他提高嗓门说，“要是我在那儿，就会知道，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他的嗓门都快破了，老太太的脑袋顿时清醒了一会儿。她看见男人扭曲的脸凑近过来，像是快哭了，她低声说：“唉，你是我的孩子啊。你是我自己的孩子啊！”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肩膀。不和谐分子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对她当胸开了三枪。然后他把枪扔在地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海勒姆和鲍比·李从树林回来，站在沟渠上面，低头看着老太太，她半坐半躺在一摊血泊中，双腿像个孩子似的盘在身下，对着没有云的天空露出微笑。
不和谐分子没戴眼镜，眼眶发红，眼神黯淡无神。“把她拖走，和其他人扔在一块儿。”他说，抱起正在他腿边蹭来蹭去的猫。
“她真唠叨，对吧？”鲍比·李吆喝着滑下沟渠。
“她可以成为一个好女人的，”不和谐分子说，“如果有人能每分钟都朝她开一枪的话。”
“有趣！”鲍比·李说。
“闭嘴，鲍比·李。”不和谐分子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