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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船上的民族意识》原文及鉴赏

发布时间:2023-01-13 1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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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天上午写《到新加坡》那篇通讯时,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一段风平浪静的境界吗!昨天起开始渡过印度洋,风浪大起来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纵地向前迈进,坐在吸烟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忍不住了,跑到甲板上躺在藤椅里不敢动,一上一下地好像腾云驾雾,头部脑部都在作怪,昨天全日只吃了面包半块,做了一天的废人,苦不堪言。今天上午风浪仍大,中午好了一些,我勉强吃了一部分的中餐,下午吸烟室里仍不能坐。写此文的时候,是靠在甲板上的藤椅里,把皮包放在腿上当桌子用,在狂涛怒浪中缓缓地写着,因明日到科伦坡待寄,而且听说地中海的风浪还要大,也许到那时,通讯不得不暂搁一下。

船自新加坡开行后,搭客中的中国人就只剩了七个。黑色的朋友上来了十几个(印度人),他们里面的妇女们手上戴了许多金镯,身上挂了不少金链,还要在鼻孔外面的凹处嵌上一粒金制的装饰品。此外都是黄毛的碧眼儿。有一个嫁给中国人的荷兰女子,对于中国人表示特别好感,特别喜欢和中国人攀谈。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带有一个帆布的靠椅,预备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写明了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标志。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来个大块头外国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赶开,说这个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写明的姓名给她看,她不肯服,说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写上自己的姓名!于是引起几个中国人的公愤。我们里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愤激,说“中国人都是做贼的吗?这样的欺侮中国人,我们都不必在国外做人了!这还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齿怒目的神气,好像就要打人似的。还有一位乙君持极端相反的意见,他说:“中国人出门就准备着吃亏的。”又说:“自己不行(指中国),有何话说!”他主张不必认真计较。当时我刚在吸烟室里写文章,他们都仓皇地跑进来告诉我,我说老太婆如不讲理,可将情形告诉船上的管事人,倘若她自己也带了一张椅子,因找不到而误认的话,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来,便明白了。后来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对李君道歉,而且觉得很难为情。听说她原有几分神经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说不管有没有神经病,总是欺侮中国人,于是他仍就狠狠地热血沸腾地对着这个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训,并在背后愤愤地大说乙君的闲话。

中国人到国外易于被人凌辱,却是一件无可为讳的事实。理由很简单,无非是国内军阀官僚们闹得太不像样,国际上处处给人轻视,不但大事吃亏,就是关于在国外的个人的琐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响。例如船上备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国人正在里面洗浴,来了一个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门很急,逼着速让。那种无理取闹的举动,虽限于少数的“死硬”派,无非含有轻视中国人的意味。

不过有的时候也有自己错了而出于神经过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国经商的)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响亮,极平常的话,他都要于大庭广众前大声疾呼。除登台演说外,和一两人或少数人谈话原不必那样卖力,但是这位仁兄不知怎样成了习惯,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非雷鸣不可。这当然易于惹人厌恶,我曾于无人处很和婉地提醒他,请他注意,他“愿安承教”了。但过了一天,故态复萌,有一夜他在房里又哗拉哗拉起来,被对房睡了觉爬起来的一个德国人跑过来办交涉。他事后愤然的说,在自己房里说说话有什么犯法,他觉得这又是选定中国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国暴露了许多逃官逃将以来,虽有马占山部及十九路军的昙花一现的暂时的振作,西报上遇有关于中国的漫画,不是画着一个颟顸大汉匍匐呻吟于雄赳赳的日军阀枪刺之下,便是画着前面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拼命狂奔,后面一个日本兵拿着枪大踏步赶着,这样的印象,怎能引起什么人的敬重?至于外国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说了。这都是“和外”的妙策遗下的好现象!

到国外每遇着侨胞谈话,他们深痛于祖国的不振作,在外随时随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躏,呼吁无门,所表示的民族意识也特别的坚强,就是屡在国外旅行的雷宾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时候和记者长谈,也对此点再三的注意,可见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说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国主义加速崩溃的一件事,不过一个民族中的帝国主义的附属物不铲除,为虎作伥者肆无忌惮,民族解放又何从说起呢?

这却成为一个先决问题了。

二十二,七,二十三,佛尔第号船上,自科伦坡发。

(《萍踪寄语·初集》)

【赏析】

这是一篇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旅游随笔。这篇随笔有三个特色:

高屋建瓴,扣住时代的主调。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韬奋受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推动,迅速地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不再把抗日的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而把希望寄托于广大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步步加强侵略面前,“团结御侮,誓雪国耻”,“抗日救亡,复兴民族”,是当时的最紧迫任务。韬奋从时局的需要出发,高屋建瓴,从踏上邮轮开始,就把着眼点放在增强民族意识上。他记下了船上的所见所闻:一位洋太太硬说中国乘客偷了她的躺椅;西人想洗浴,逼中国人速让;以及国外漫画对中国人的轻蔑。韬奋不仅揭出这些中国人受辱的画面,还追溯到根源。那就是:“九·一八”以来,中国暴露了许多逃官逃将:国内军阀官僚们闹得太不像样;同胞们深痛于祖国的不振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都是‘和外’妙策遗下的好现象!”作者几处写到海外侨胞的呼声,迫切希望祖国振作,走向强盛,否则随时随地要受他族的凌辱蹂躏。韬奋在这里大声疾呼,要高扬民族意识,这是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他特别提出,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促成帝国主义加速崩溃的一件事,一个民族中的帝国主义附属物不铲除,为虎作伥者肆无忌惮,民族解放又从何说起呢?在这里,表现出他的见解是何等深刻,一言既出,振聋发聩。韬奋的矛头所向,是十分准确的。

真实可信,强烈的撼人力量。韬奋是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记者的作品首要的是内容要真实可靠,具有无可辩驳的真实感,使人读了信服、信任,不产生上当受骗、虚妄不实的感觉。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感染读者、征服读者。《船上的民族意识》,记叙的是作者亲历目击的事实,有名有姓,有过程,有因果,有行动,有思想,每一桩事实都是确凿可信的,都是在众人中发生的,周围的人都是见证人,使你无懈可击,不得不信服事实。韬奋自己说过:“我只得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而认为可靠的,用很诚实的态度写出来。”这里说事实是“可靠的”,写作态度又是“很诚实的”,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力量。强烈的真实感,是一篇旅游随笔获得成功的第一要素。这只有不惜耗费精力,艰苦深入生活的作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平易流畅,生动感人的文风。韬奋一贯主张写作“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提倡把父亲写得和好友“促膝谈心”一样。我们读《船上的民族意识》和他的其他随笔作品,都感到写得明白如话,平易亲切。没有故弄玄虚,没有艰涩的词句,极少用半文半白的句子。这样一种文风,在30年代的文坛、报坛上,是不多见的。人们极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这种平淡无奇的文字很容易写,其实恰恰相反,通俗流畅、平易近人的文风最可贵,非有高深的文字功力难于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只有同人民同心同德,患难与共的作者,才能写出这样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丝毫没有斧凿雕琢痕迹的文章来。通读他的作品,在朴质的文字中,又时时可读到俏皮、风趣、富有幽默感的段落,有的已进入到锦言妙句的佳境,给人以美的享受。

落后就要受人欺侮,贫弱必然受制于人。过去如此,如今亦然。读《船上的民族意识》,激励我们奋力加速四化,振兴中华,挑起这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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