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集》中除开诗、词、题画之外,还有十六通《家书》。其中有两通是托他的弟弟教育儿子的,很有意思。
郑板桥是 “康熙秀才” 、“雍正举人” 、“乾隆进士” ,作过“七品官耳” 的县太爷,又是画、诗、书法“三绝” 的艺术家; 家有田三百亩,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地主; 五十二岁才得一子。就这几项来说,他的儿子总该算“富贵人家”的“爱子” 了。但是郑板桥教儿子的,却同上述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另有他的“爱子之道”。他在山东潍县作知县时写的《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专门谈他教育儿子的目的: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侄儿)而姑纵惜也。家人(家里的用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郑板桥是“杨州八怪”之一,他的这些想法,就很有些怪。他自己是个“七品官”,却认为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教育儿子的目的是“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什么是“好人”呢?是对待家里用人的儿女“当一般爱惜”,因为他们“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大约就是教他的儿子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不要以为“高人一等。”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且不管他。再看他写的《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或百中之一亦有发达者,其为文章,必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镂心,为世所传诵。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乎,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陪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好孩子)有成,亦吾所大愿也。”
“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这想法虽是他的“怪”处,但却道出一个真理。一个“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而且身为“七品官耳”的人,能看出这个真理来,是颇不容易的。“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而立学有成的往往是附从念书的贫贱之子,不是自己的子弟,这不能不算“富贵人家”的悲剧。这个悲剧,郑板桥大概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对自己的儿子的立学成败,“置之不论” ,把希望寄托在 “附从佳子弟” 的身上。这是他的 “怪” ,也是他看得远、看得大的地方。
当然,郑板桥所坚持的对儿子的教育目的: “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县太爷的 “好人观”和教子法,毕竟是有限度的。但是除了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郑板桥其人以外,只就他这两通《家书》的文字来看,我觉得也是委婉动人,找来读读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1962年5月26日(《长短录》)
【赏析】
杂文是谈世道人心的,作者有感于某种生活现象,诉诸笔端,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抒写出来,使读者受到明目慧心的启示。这篇杂文,就是作者有感于郑板桥两封托他弟弟教育儿子的《家书》,谈郑板桥的教子之道的。
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人们对孩子的爱法却不尽相同。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大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走仕宦之路,飞黄腾达,使之锦衣玉食,非常宠爱。但是也有些人例外,郑板桥的爱子之道就与众不同。他是个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又是个“七品官耳”,但对儿子将来读书作官看得很轻,只希望儿子“明理作个好人”,就是要与家里用人的儿女平等相待,不要有优越感,搞特殊化。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郑板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许多贫贱之家子弟“生于忧患”的事实和富贵人家子弟“死于安乐”的悲剧,从而认识到“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的真理。所以,郑板桥对自己儿子的成败“置之不论”,希望附学佳子弟“立学有成”。由此见出郑板桥视野的广阔和胸怀的博大,这是他的开明之处。也正是作者所谈的“世道人心”。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教育意义,联系当前那些以权为子女谋私者,无疑是一种鞭挞,也是一剂良药。
这篇杂文在表现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开头点题之后,便介绍郑板桥其人,指出与他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的“爱子之道”,通过他写的《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说明他教育儿子的目的。之后,作者进行议论,“什么是‘好人’呢?是对待家里用人的儿女‘当一般爱惜’因为他们‘总是天地间一般人’”,揭示出事情的内在联系。接着又引出郑板桥写的《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叙述他的愿望:我的儿子“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有成”。其后作者进一步评论,论述郑板桥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从无数富贵人家子弟的悲剧中,悟出了“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的真理,点明了事物的本质。这样边叙述事实,边进行评论,寓理于事,通过不断地点拨,把事和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又揭示出理论的深刻性,促人猛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