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和流氓
因了“海派”的一个名词，曾引起了很大的一场误会的笔墨的官司。在上海的几家报纸上，且有了很激烈的不满的文章。险些儿不惹动南北文士们的对垒。但这都不过是误会。
地理上的界限，实在是不足以范围作家们。江南多才士，不过是一句话罢了;最伟大的两部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不是江以南的人士写的。而张夙翼、沈璟之流的剧曲，虽是出于道地的吴人之手，也未见得便如何地高明。
与其说是“地理”的区分对于作家们有很大的影响，不如说是“时代”的压力，所给予文大士的为尤大。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有了许多可尊敬的作家们：这些作家们的所在地是并不限定在一个区域的。譬如说吧，在上海的所谓“海派”的中心的地方，有许多作家们正在那里努力地写作，而其写作的成就，却是那样地伟大，值得我们的赞叹与崇敬。但，在北平，却也未尝没有我们所敬仰的作家们在着。即在南京以至于其他地方，也时见到我们的、可尊敬的文士们的踪迹。
那条被号为“天堑”的长江，是不能够隔断了那些被这大时代所唤醒的具有伟大的心胸与灵魂的文人们的联络的。他们在无形里，曾形成了个共同的倾向，一个向前努力的共同的目标，虽然他们不一定真的有什么“同盟”，什么“组织”。
和这些具有伟大的心胸与灵魂的作家们相对峙的，也不仅是所谓“海派”者的一个支派。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戴着正人君子的面具的绅士们，也在那里钩心斗角地想陷害、毁坏文坛的前途。如果“海派”的文丐们是可入所谓“流氓”者的一群的话，那么绅士派的“士大夫”们也正是他们的一流;不过心计更阴险，而面目却比较地严峻、冷刻些而已。
说来，绅士和流氓，仿佛是相对峙的两种人物。其实在今日看起来，他们是各相反而实相成的;其坑害、毁坏文坛的程度，也正相类似。举一个有趣的近例：有所谓“艺术流氓”和“艺术绅士”的，曾互相攻讦过一时，而不久，却都得到他们所欲的什么，心满意足而去!虽然所使用的手段有点儿小小的不同。
但所谓“海派”的文氓者，为志小，为心似辣而实疏。从五四运动以来，便久成了新人们的攻击的目标。其活动的领域，也一天天地缩小;虽然不时地有一批批的新的分子加入，然而颓势却终于是不可挽救的。怪可怜的，他们的卑鄙的伎俩;至多只是放冷箭、浮夸、讽刺与冷笑，其秘密容易被拆穿，而谣言，也终于不过是谣言罢了，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的。因为站在传统的被轻视的不利的地位上，根本上便不会有什么听者严重的在听受他们的;而他们，那冷笑与揭发，也便在怪可怜、怪狼狈的情态之下，而红了脸收场。
可怕的却是绅士的一派。那才是道地的“京朝派”。“长安居大不易”而住久了长安的，却表现出“像煞有介事”那样的一副清华高贵的气象出来!如假说文氓们是扮了丑角，向一部分的观众，打自己的嘴巴，而博得戋戋的养生之资的话，则文绅们的觅食之方，确是冠冕堂皇得多了。尽管是“暮夜乞怜”，在白昼，却终是那副骄人的相儿。因了某某种的机缘，他们是爬登上了被包买、被豢养的无形的金丝织就的笼里。也许他们本来是文氓之流，从此，却也不再放刁，反而装出正人君子的样子，道貌俨然的在给人以“师模”。刻薄话，都换上了宽厚的教训的衣衫。其可恶之处就在此。
他们是在教圳，是在说正经话，是在示范于人，老实头的听众们便上了当，以为他们也是热情的，有心肝的，是要领导着人们向前走的，是和他们更尊敬的作家们走上一条路的，虽然说话的口音有些不同——所要走的路也有些两样的。但狡猾的文绅们，却早已声明过，那条路也是可以通到大道上去的。
孔子要诛少正卯，正是此故。如果是优施、优孟之流，便也不必劳动斧钺了。
他们在文坛上所做的破坏的工作，实在是大，一世纪，半世纪所打下的根基，可以破毁于一旦。
故，肃清文坛上的败类，是个紧要的事。
我们不忍看见年轻的有希望的人们，走上了小丑式的文氓的一道，天天以造谣、说谎、自己打嘴巴为职业。同时，更不忍看见一大群的有良心的人们，竟被说服，竟昧了心肝，弃了自己的前途，而群趋于卖身投靠的一途，而更领导别人去投入这火坑!
我说，做一个小工，做一个没齿无闻的田夫或小市民，也比读了几句书，便扮小丑，以打自己的嘴巴为业，或装绅士，烂掉自己的良心，以坑或扫有前途的文坛为事的要强些。
该明白自己的作用;那支笔实在可怕;从笔尖沙沙地划着白纸的所写出的什么，其影响有非自己所知道的。
昔人有一首题“笔冢”的诗道：
髡友退锋郎，
功成鬓发霜。
冢头封马鬣，
不敢负恩光。
把笔锋写秃了的，曾想到自己使“笔”成就的是什么“功”么?曾想到不曾使那支无罪过的忠心的笔，受到了什么无可控诉的冤抑与不幸么?
抬起头来，看看今日的时代与中国!
有良心的作家们，还忍去欺骗、造谣。扮小丑，装绅士以自欺欺人么?
宁愿不读书，不识字，不执笔，但不愿做毁坏了文坛的尊严与前途的什么“绅”与“氓”!
以此自誓，亦以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