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话是他六岁时说的。
他从一岁起就被全托在市委机关幼儿园里,幼儿园围墙太高,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与外界接触最多的时候,要数星期六下午,家长们来接孩子的那一刻。
某个星期六回到家里,他与上小学二年级的哥哥一起吃保姆削好的梨,随口讲道:“虹虹妈妈的奶奶头像鸭梨这么大……”就像平时讲“王振海他爸爸又开着吉普车来接他回家”一样。幼儿园每个孩子都认得虹虹妈妈,一个被花衣裙裹住的又高又胖的女人。
哥哥把吃进嘴里的梨全吐了出来,大叫:“好呀! 你讲下流话,告诉爸爸妈妈去。”他惊呆了,嗓子眼被梨渣堵了个严严实实,死命拉住哥哥的衣袖。他开始讨好哥哥,分吃的总让哥哥先挑,新玩具也咬紧牙关让哥哥先玩,爸爸妈妈全说他变得乖了。春天,哥哥与同学一起去郊外小河沟捉蝌蚪,他实在抵不住这次活动的诱惑,尾随着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哥哥把他堵在路边:“你再跟,再跟就告诉爸爸妈妈,你讲过下流话。”他顿时像被腌过的黄瓜一样,软软地垂下脑袋往回走。
后来,在离家不远的那家电影院,辅导员亲手替他戴上了红领巾,还摸了摸他的脸蛋。再后来,他佩上了三条红杠杠的大队长臂章,和哥哥一起在市少年宫见到了宋奶奶。从少年宫回来,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他曾讲过下流话,红领巾和大队长臂章被没收了……醒来时满脸是汗。
在中学里填完入团志愿书,他暗自庆幸除了哥哥谁也不知道他讲过的那句话,而哥哥此时正远在北大荒。在机关通过他入党的支部大会上,他第一次用颤抖的手点起一支烟,暗想:要是在座的同事知道他六岁就会讲关于女人的下流话,他们还会为他举手吗?
新婚之夜,客人散尽,他在屋里来回踱着,终于严肃地对妻说,要告诉她一件他过去的事。妻满脸惊异,唯恐他嘴里吐出的炸弹毁掉新房里的一切和她终身的幸福,只用力抓住他的手,催他快说。他喝干两杯茶,又抽完一支烟,才将六岁时说过的那句话完整地讲给妻听。妻沉默片刻,突然爆发出一阵他从未听见过的大笑:“天哪,你这个傻瓜,我还以为你进过公安局或杀过人呢!”他不知所措,也跟着妻大笑起来。这一夜,他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像初生的婴儿一般纯洁,浑身的骨骼和肌肉都彻底放松下来,从六岁到现在,他走得太疲劳太疲劳了。
选自《小说界》1988年第4期
【赏析】
你尽可以将《纯洁》置于社会的封闭形态乃至教育学的框架中作面面观。但只要你不是只将悲剧界定为一种艺术类型(如古希腊悲剧)或风格类型(悲剧美),你就不得不在做着上述一切的同时,给其深刻的悲剧性以更多的关注。小说对特定情境下作为存在的人的悲剧的把握给我们以如此强烈的感受: 悲剧应当是有关人类本体哲学的概念。
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由六岁艰难行至新婚之夜,这已是一个在个体来说意味很浓的悲剧。而对酿成悲剧因由的考察则使我们发现,包裹这个体悲剧的分明是时代的作为某种类存在的人的悲剧。
特定时代受传统道德教化的影响以及出于束缚个性的整体利益的考虑,构建出至净至纯的理想形象。当着具有双重身份的理想形象(即在个体说来作为榜样与目标,在群体说来作为测度别人的标准和要求)被社会群体自觉不自觉地用来规范存在的人时,后者食色声味的感性欲求与一己的喜怒哀乐终于为其所不容,理想形象超历史、超现实的神性与特定个人的现实性构成了必然矛盾。摆脱这一矛盾的愿望和努力与实际上不可能满足的必然就此决定了人物只能归之悲剧厄运。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在“原罪”意识的催使下追求纯洁,看到了和“他”同处于悲剧地位的兄长带点狡黠地以至净至纯的榜样形象映照“他”的“丑陋”。“纯洁”不可得,“劣迹”却不断被忆及的事实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罪感”,在至善至美的理想形象眩目的光照下,“他”不禁想宣称彻头彻尾有缺陷的不是理想而是现实,而是自身。
蹚过漫长的二十余年,他终于得以解脱。但当我们从对《纯洁》悲剧性的沉思中醒悟过来,反观今天的现实时,不难感到类似的悲剧并未绝迹。面对现实,如果我们不是将《纯洁》仅仅理解为“他”的悲剧,那么它应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我之为我,正是因为我非“单一的我”或“纯粹的我”;我之所以具有鲜活的生气,正是因为我未趋同于神化的理想形象,而是一个包含了种种缺陷在内的全面发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