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尔顿·弗里德曼
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促进充分就业上面，而防止通货膨胀则是货币政策的一项持久的、然而却是第二位的目标。
【演讲词】
人们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问题的看法是广为一致的：即高就业率，稳定的价格，及迅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在这些目标是否彼此协调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却不是那么一致，或者，在那些认为这些目标彼此并不协调的人当中，人们对这些目标可以且应该以何种代价相互替换的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那么一致。人们在对下述问题的看法上意见是最不一致的：即在取得这几个目标的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可以且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今晚我的中心议题是这类工具中的一种——货币政策的作用问题。货币政策能有哪些贡献呢?而且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最大作用我们应如何指导它呢?关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在新创造的联邦储备系统第一次激发起人们的热忱时，许多观察家将20世纪20年代的相对稳定归功于(用一句适当的时髦话说就是)该系统良好的协调能力。人们普遍地相信：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一时代里，商业周期已因货币技术方面的进步而变得过时了。尽管毫无疑问还存在着某些异议，但这种看法却为经济学家及外行人所共同持有。大萧条摧毁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于是，人们的看法又转向了另一极端，货币政策是绳索一根。你可以拉它以中止通货膨胀，但是你却不可以推它以防止衰退。你可以将马引到水边，但你却无法使它喝水。这种格言式的理论很快地便为凯恩斯的更有活力的、更加深奥的分析所代替。
凯恩斯同时还提出了一种解释，以说明货币政策在抑制衰退方面所谓的无能为力，这是关于衰退问题的一种非货币解释，是货币政策的替代物，用以对付衰退。凯恩斯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如果流动偏好是绝对的或近似于绝对的——正如凯恩斯在严重失业时期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利率将不可能通过货币措施而降低。如果投资与消费受利率的影响极小——正如汉森及凯恩斯的许多美国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那么较低的利率(即使可以实现的话)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很小。货币政策受到了双重限制。据认为，由投资崩溃或投资机会短缺，或顽固的节俭等因素带来的经济紧缩，是不可能为货币措施所中止的。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可以弥补不充分的私人投资。税收减免可以破坏顽固的节俭习惯。
经济学界对这些观点的广泛接受，意味着：在大约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除少数具有叛逆精神的人以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的经济知识已使得货币政策变得陈腐过时。货币根本不重要。它的唯一作用是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使利率保持较低，以便在政府预算中减少利息支付，促进“食利者的消亡”，也许还将极大地刺激投资，从而在维持高水平的总需求方面对政府支出起辅助作用。
这些观点致使廉价的货币政策在战后得到了广泛的采用。然而，当这些政策先后在一国又一国中遭到失败时，当一个又一个中央银行先后被迫放弃它们可以不确定地将利率保持在一较低水平上这一夸口时，这些观点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美国，尽管直到1953年才正式取消盯住政府债券价格的政策，但根据联邦储备系统——财政部记录，公开停止这种做法是在1951年。为廉价的货币政策(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战后衰退)所刺激的通货膨胀，结果却成了当代的“正常”现象。这一结果使得人们对货币政策之能力的信心开始复苏。
在经济学家当中，这一复苏强烈地为下述理论发展所推动，这些理论发展为海伯勒所首创，然而是以庇古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一理论发展指出了一条途径，即财富的变动，通过这条途径，即使不改变利率，实际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也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这些理论发展未能对凯恩斯的下述论点提出有力的反驳：即在流动偏好为绝对的情况下，传统的货币措施将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在绝对流动偏好的情况下，通常的货币活动只涉及货币对其他资产的替代问题，而不涉及总财富的变动。但是，这些理论发展确实指出了以其他方式产生的货币数量变动，如何得以对总支出产生影响(即使在绝对流动偏好的情况下)。同时，更为根本的，这些理论发展确实驳斥了凯恩斯的下述主要论断：即使在一价格灵活可变的世界里，充分就业下的均衡位置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失业同样地必须由刚性或不完善来解释，而不能作为充分运行的市场过程的必然结果。
对1929—1933年期间货币作用的重新评价，也促进了人们对货币政策效能之信心的恢复。凯恩斯及那一时代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尽管货币当局实行了攻击性的扩张政策，但美国还是发生了大萧条——也就是说，货币当局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无能为力。近期的一些研究已证明：事实与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反，美国货币当局当时奉行的是高度通货紧缩的政策。在经济紧缩的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数量下降了1/3。而且，货币数量下降的原因并不是人们不愿意借款——并不是因为马不愿意饮水。货币数量下降的原因是联邦储备系统迫使或允许货币基础的急剧下降，是联邦储备系统未能行使联邦储备法案赋予它的职责，即为银行系统提供流动资产。大萧条是对货币政策之力量的悲剧性证明，而不是像凯恩斯及如此之多的凯恩斯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货币政策之无能的证据。
在美国，对财政政策之幻想的日益破灭(人们对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之能力的幻想的破灭程度，轻于人们对如此使用财政政策的实际可行性与政治可行性的幻想的破灭程度)，也促进了人们对货币政策之效能的信心的恢复。支出对于按照经济活动的进程而对其所作的种种调整反应迟钝，且时滞很长，所以，人们将侧重点转移到税收上面。这里，许多政治因素掺杂其中，妨碍了人们对实际需要作出迅速的调整。从我开始撰写此篇文章到现在这几个月中所发生的事情，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电子时代，“协调一致”是一个极有感召力的词句，但它与可能存在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也许我应该补充一句，那就是：可能存在的实际情况并不总是意味着灾祸。
经济学界在货币的作用问题上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认识到这一变化的程度是非常困难的。今天的经济学家很难接受二十几年前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得到公认的。
尽管如此，我要强调的仍然是2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那些观点与现在流行的那些观点之间的同一性。这是因为：我担心现在又会像过去那样，经济学观点之重心可能会偏移得太远;我担心现在又会像过去那样，我们将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即赋予货币政策以过大的作用，以致超出了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即要求货币政策完成它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样一来，我们又将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即妨碍了货币政策作出实际上它有能力作出的贡献。
因为我绝少诋毁货币之重要性，所以，作为第一项任务，下面我将着重谈谈货币政策力所难及的一些方面。然后我将就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或无知水平，对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方面加以概括，并指出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鉴赏】
货币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现代货币数量论。作为货币主义的代表之一，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这一学说。他强调要把控制货币发行量作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反对凯恩斯主义搞的通货膨胀和赤字财政政策。弗里德曼认为，只要实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固定不变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就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保证大量就业，而又不会产生通货膨胀。这篇演讲就是弗里德曼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时的就职演说。他以严谨的风格、平实的手法，在演讲中旁征博引、挥洒自如，比较全面而又简明扼要地对货币主义学说作了介绍和阐述。
演讲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们对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问题的看法是广为一致的”，就是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实现目标时主要运用哪种经济政策，各种经济政策各应发挥什么作用，它们之间如何协调等方面则看法很不一致。从而一语破的，道出了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
然后，弗里德曼用较大的篇幅叙述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货币政策所起作用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它认识的变化。他谈到，20世纪20年代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人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协调的结果。但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这种看法，他用十分生动的比喻描述了当时人们对货币政策的认识：“货币政策是绳索一根，你可以拉它以中止通货膨胀，但是你却不可以推它以防止衰退。你可以将马引到水边，但你却无法使它喝水。”严重失业和经济萧条使凯恩斯主义流行起来，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流理论，从而使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过程中处于一种辅助的地位，财政政策成了主角。
进入5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产生疑问，并且重新考虑货币政策的作用，到60年代后，首先在美国，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弱点明显暴露出来。于是货币数量论得到复兴，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一系列论文和著作的出版与发表，使货币主义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都日臻完善。弗里德曼在演讲中运用了他的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对货币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同时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尖锐批评。他一方面指出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也是货币当局的高度通货紧缩政策的结果，来反驳凯恩斯所提出的关于当时采用货币增长来刺激经济没有生效，从而标志货币主义失败的说法。另一方面，他针对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与就业的认识，明确提出，当前货币政策效能已经与20年代存在差异，“那时，货币政策所肩负的主要作用是促进价格稳定”。而现在“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促进充分就业上面，而防止通货膨胀则是货币政策的一项持久的，然而却是第二位的目标”。这些论述不仅使听众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论战的概貌有了大致的了解，而且对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弗里德曼的这篇演说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篇演讲成为他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进入70年代后，世界7个工业大国中，有5个国家在货币供应方面实行了货币主义的增长目标。由于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贡献，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