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亨利·大卫·梭罗
当政府是暴政或政府过于无能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有权拒绝为其效忠，并抵制它的权利。
【演讲词】
我由衷地同意这个警句——“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希望看到这个警句迅速而且系统地得到实施。我相信，实施后，其最终结果将是——“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进行治理的政府”。当人们做好准备之后，这样的政府就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大部分政府，有时所有的政府却都是不得计的。对设置常备军的反对意见很多、很强烈，而且理应占主导地位，它们最终可能转变成反对常设政府。常备军队不过是常设政府的一支胳臂。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人民选择来行使他们意志的形式，在人民还来不及通过它来运作之前，它同样也很容易被滥用或误用，看看当前的墨西哥战争，它是少数几个人将常设政府当作工具的结果，因为，从一开始，人民本来就不同意采取这种做法。
目前这个美国政府——它不过是一种传统，尽管其历史还不久，但却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动地届届相传，可是每届却都丧失掉一些自身的诚实和正直。它的活力和气力还顶不上一个活人，因为一个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它。对于人民来说，政府是支木头枪。倘若人们真要使用它互相厮杀，它就注定要开裂。不过，尽管如此，它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需要某种复杂机器之类的玩意儿，需要听它发出的噪声，借此满足他们对于政府之理念的要求。于是，政府的存在表明了，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如何成功地利用、欺骗人民，甚至可以使人民利用、欺骗自己。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真了不起。不过，这种政府从未主动地促进过任何事业，它只是欣然地超脱其外。它未捍卫国家的自由。它未解决西部问题。它未从事教育。迄今，所有的成就全都是由美国人民的传统性格完成的，而且，假如政府不曾从中作梗的话，本来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但是，现实地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说，我不像那些自称是无政府主义的人，我要求的不是立即取消政府，而是立即要有个好一些的政府。让每一个人都表明能赢得他尊敬的是什么样的政府，这样，也就为赢得这种政府迈出了一步。
到头来，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多数派将有权统治，而且继续长期统治，其实际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极可能是正义的，也不是因为这在少数派看来是最公正的，而是因为他们在物质上是最强大的。但是，一个由多数派作出所有决定的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正义之上的，即使在人们对其所了解的意义上都办不到。在一个政府中，如果对公正与谬误真正作出决定的不是多数派而是良知，如果多数派仅仅针对那些可以运用便利法则解决的问题做出决定，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公民必须，哪怕是暂时地或最低限度地把自己的良知托付给议员吗?那么，为什么每个人还都有良知呢?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做人，其后才是臣民。培养人们像尊重正义一样尊重法律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是不论何时都从事我认为是正义的事。……
那么一个人应当怎样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呢?我的回答是，与其交往有辱人格。我绝对不能承认作为奴隶制政府的一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
人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即当政府是暴政或政府过于无能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有权拒绝为其效忠，并抵制它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说，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1775年的情况才是如此。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个政府很糟糕，它对运抵口岸的某些外国货课税。我极有可能会无动于衷，因为没有这些外国货，我照样能过日子。所有的机器都免不了产生摩擦，但是这也许却具有抵消弊端的好处。不管怎么说，为此兴师动众是大错特错的。可是，如果摩擦控制了整部机器，并进行有组织的欺压与掠夺，那么，就让我们扔掉这部机器吧。
不公正的法律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些法律，还是努力去修正它们、服从它们直至我们取得成功，或是立刻粉碎它们呢?在当前这种政府统治下，人们普遍认为应等待，直到说服大多数人去改变它们。人们认为，如果他们抵制的话，这样修正的结果将比原来的谬误更糟。不过，如果修正的结果真比原来的谬误更糟的话;那是政府的过错，是政府使其变得更糟的。为什么政府不善于预见改革并为其提供机会呢?为什么政府不珍惜少数派的智慧呢?为什么政府不见棺材不落泪呢?为什么政府不鼓励老百姓提高警惕，为政府指出错误而避免犯错误呢?为什么政府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会，并指责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叛乱分子呢?……
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当今马萨诸塞州为自由和奋发图强之士提供的唯一妥当的处所，是监狱。在狱中，他们为州政府的行径而烦恼，被禁锢在政治生活之外，因为他们的原则已经给他们带来麻烦了。逃亡的奴隶，被假释的墨西哥囚犯和申诉白人犯下的罪孽的印第安人可以在监狱里找到他们，在那个与世隔绝，但却更自由、更尊严的地方找到他们。那是州政府安置不顺其道的叛逆者的地方，是蓄奴制州里一个自由人唯一能够骄傲地居住的地方。如果有人以为他们的影响会消失在监狱里，他们的呼声不再能传到政府的耳朵里，他们无法在囹圄四壁之内与政府为敌，那么他们就弄错了。真理比谬误强大得多，一位对非正义有了一点亲身体验的人在与非正义斗争时会雄辩有力得多。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的全部影响。当少数与多数保持一致时，少数是无足轻重的，它甚至算不上是少数;但是当少数以自身的重量凝聚在一起时，便不可抗拒。要么把所有正直的人都投入监狱，要么放弃战争与奴隶制，如果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州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如果今年有一千人不交税，那不是暴烈、血腥的举动，但是若交税则不然。那是使政府得以施展暴行，让无辜的人流血。事实上，这正是和平革命的定义，如果和平革命是可能的话。如果税务官或其他政府官员问我，正如有位官员问我的那样，“那么，我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希望做什么的话，那你就辞职。”如果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职，那么革命就成功了。即使假定这会导致流血的话，难道当良心受伤害的时候就不流血吗，从良心的创伤里流出的是人的气概和永生，将使他永世沉沦于死亡之中。此时此刻，我就看到这种流血……
我已经六年未交投票税了。我还一度为此进过监狱，关了一夜。当我站在牢房里，打量着牢固的石壁，那石壁足有二三尺厚，铁木结构的门有一尺厚，还有那滤光的铁栅栏。我不由地对当局的愚昧颇有感触。他们对待我，就好像我不过是可以禁锢起来的血肉之躯。我想，当局最终应当得出这么个结论：监禁是它处置我的最好办法，而且我还从未想到我还能对它有什么用处。我知道，如果说我与乡亲之间挡着堵石墙的话，那么他们若想要获得我这种自由的话，他们还得爬过或打破一堵比这石墙更难对付的墙才行。我一刻也不觉得自己是被囚禁着。这墙看来是浪费了太多的石头和灰泥了。我觉得，似乎所有公民中，只有我付清了税款。他们显然不知道该怎样对付我，他们的举止就像些没教养的人。他们的威胁恭维，样样都显得荒唐可笑。他们以为我惦记的是挪到这堵墙的另一边。我不禁觉得好笑，我在沉思时，他们却煞有介事地锁起牢门，全然不知我的思绪就跟在他们身后出了牢房，丝毫不受任何阻碍，而他们自己才真正是危险的。他们既然奈何不了我，便打定主意惩罚我的身躯，就像群顽童，无法惩罚他们憎恨的人，就冲他的狗撒野。我看，州政府是个傻子，如同一位揣着银匙的孤女，怯生生的，连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都分不出来。我已经对它失去了所有的敬意，我可怜它。
州政府从未打算正视一个人的智慧或道德观念，而仅仅着眼于他的躯体和感官。它不是以优越的智慧或坦诚，而是以优越的体力来武装自己。我不是生来让人支使的。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让我们来看看谁是最强者。什么力量能产生效果?他们只能强迫却无法使我顺从。因为我只听命于优越于我的法则。他们要迫使我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我还不曾听说过，有人被众人逼迫着这样生活或那样生活。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当我遇到的政府对我说：“把你的钱给我，不然就要你的命!”我为什么要忙着给它钱呢?那政府可能处境窘迫不堪，而且不知所措。我不能帮它的忙。它必须像我一样，自己想办法。不值得为这样的政府哭哭啼啼。我的职责不是让社会机器运转良好。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我认为，当橡果和栗子并排从树上掉下来时，它们不是毫无生气地彼此谦让，而是彼此遵循各自的法则，发芽、生长，尽可能长得茂盛。也许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棵超过另一棵，并且毁了它。如果植物不能按自己的本性生长，那么它就将死亡，人也一样……
政府的权威，即使是我愿意服从的权威——因为我乐于服从那些比我渊博、比我能干的人，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我甚至乐于服从那些不是那么渊博，也不是那么能干的人——这种权威也还是不纯正的权威：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权威必须获得被治理者的认可或赞成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产行使权力。从极权君主制到限权君主制，从限权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方向的进步。民主，如同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就是政府进步的尽头了吗?不可能进一步承认和组织人的权利了吗?除非国家承认个人是更高的、独立的权力，而且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来自个人的权力，并且在对待个人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就绝对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我乐于想象国家的最终形式，它将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尊重个人就像尊重邻居一样。如果有人履行了邻居和同胞的职责，但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不为其所容纳的话，它就寝食不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并且听其尽快果熟蒂落的话，那么它就为建成更加完美、更加辉煌的国家铺平了道路。那是我想象到，却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的国家。
【鉴赏】
亨利·大卫·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是美国作家、先验主义运动代表人物。1845年，他只身来到瓦尔登湖畔的林子深处，开始过隐居生活。在后来的著作《瓦尔登湖》中，他记下了这段生活经历，记下了他在这段时间对于自然、社会、自我、物质文明、自由等方面问题的思考，并提出了摒弃奢侈的生活，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实现完全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完成等一系列生活准则。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中，梭罗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社会政府对于公民的个性和人格自由的限制和压抑。
就在他隐居瓦尔登湖的这段时间，1846年7月的一天，当地警官突然造访了梭罗的小木屋。警官向他索取投票税，可梭罗本人早已多年未曾行使过选举权。梭罗拒交，当晚即被警方拘留，次日被保释。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梭罗写下了这篇演讲稿。事实上，梭罗并没有机会公开作这个演讲，而只是于1849年将这篇讲稿发表出来了。
在这篇演讲词中，梭罗开宗明义，提出了政府职能的问题。梭罗尖锐地批判了由少数人掌握的强权政府，这种政府最容易滥用权力，将国家机器转变成压制公民和对他国进行战争的工具。其时，美国政府正在发动一场针对墨西哥的战争。梭罗放弃行使选举权，也正是出于对强权政府的抗议，他也拒绝向一个仍然保留蓄奴制度的政府交纳投票税。
梭罗进一步指出，政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一个好的政府是管辖得最少，甚至根本不事治理的政府，国家的真正主体乃是公民，公民应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权利，包括不服从的权利。梭罗提出：“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做人，其后才是臣民。”并公开宣称：“我绝对不能承认作为奴隶制政府的一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及其法律不公正，公民就有权利拒绝承认它。梭罗列举了一连串美国政府不公正行为的事例，为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在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之后，梭罗又将批判的锋芒转向了国家机器的最关键的部位——监狱。梭罗严厉地批判了依靠监禁来维持国家统治的政治制度，并号召公民挺身而出，自觉地反抗这种制度，拒绝与政府合作。在此，梭罗提出了他那有名的观点：“如果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职，那么革命就成功了。”
梭罗还现身说法，以他自己因拒绝纳投票税而遭监禁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梭罗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无权强迫他人应该怎样生活，政府同样也无权这样做。人应该按其本性，顺其自然地生长。
这篇演讲词充分体现了梭罗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并将他的精神自由和回归自然的人生哲学与他的民主、人权的政治观念结合在一起，充满了发人深思的哲理。在这篇演讲词中，梭罗表现出了一位思想家的深刻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性，它如同古罗马的雄辩家的言辞一样雄辩有力。同时，梭罗还使用了大量的实例，使演讲在内容上显得十分充实、饱满。而形象譬喻的运用，又给演讲增添了色彩，增强了对听众的吸引力。然而，真正使这篇演讲词流芳百世的，乃是梭罗作为一名民主斗士的高尚的良知和非凡的道德勇气。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为这篇演讲的真理性提供了明证。
这篇演讲词发表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19世纪末，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梭罗思想的非凡价值，这篇演讲词也就成了人权主义的经典之作。列夫·托尔斯泰就十分推崇梭罗的这一思想，在梭罗的影响下，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甘地亦以梭罗的这篇演讲词作为“甘地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曾在法庭上宣读它来为受种族歧视的印度人辩护。此外，英国工党也曾以梭罗的思想作为理论武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将梭罗思想运用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改革，对整个人类的社会和政治进步，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