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戴望舒先生曾经对我说， 当某次到他的林泉居去闲谈的时候：“你可以再出一本诗集了。”其后，徐迟也在几个友人面前提起：“……譬如，水拍好出本集子了。”当时，记得一个友人说我因为这句话而涨红了脸，“怪不好意思似的。”
自从把1939年以前的我的诗作印过一本集子《人民》之后，再也不想把后来两年间刊登在报纸和期刊上的东西结集。徐迟这句话使我回家去把剪存的稿子翻过几遍，有时有极大的欲望想全部出版，有时又觉得只有两三首短诗值得这样做。“再等等看，写下去，等到多些值得印的，再出不迟。”自己总是这样对自己说。现在，那些剪存的稿子都在香港丢光了，这些留下的是蒙友人们在桂渝两地从仅有的一些《大公报》、《星岛日报》上找出来，抄给我的。人对于失掉了的东西，总有点偏爱，所以赶快把他们编起来。一来作为酬答吃吃力力替我翻寻旧报，抄写的友人们;二来想把这些诗中所说的意思多告诉几个人，万一有人能从其中得到一些愉快，便是作者辛苦的无上的酬报。
存着这个心念，把这几首诗编了出来。因为所能找到的材料光是《大公报》和《星岛日报》和《文艺阵地》，好些旧作都找不到了，特别想念的是几首“政治诗”，试作的民谣，和一首《米》，一首自己所喜欢，也为一个友人所爱好的《火车》。此外又删去了几首， 其中《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嫁我?》那一首也删了。别的试作的民谣既然找不到，也不愿留下这一首孤单单不大现实的东西。因为， 对于民谣， 我有了偏心。
前些时读到一首全部用对白写出， 题为 《两个鸡蛋》 的短诗，——一首通俗叙事短诗(ballad)， 虽则作者的名字，似乎我们都没有听见过， 但是我相信， 很少人读了它， 会不称赞它， 不喜欢它的。这短短20行许的新的山歌分明是篇杰作， 太巧妙， 太迷人了，我们不必道德地来考察它，如何合于徐迟所时常说起的high serious-ness：如何把血肉相连的人民和社会(抗战)如实地显示出来;作者对于所写的作品(那件事情)如何热烈地，贴切地爱着;如何赞美着一种善;如何合乎“世道人心”的法则;以及其中所表现的人类爱等等。我们也不必指出这首诗所用的语言是家常日用语， 表现得如何的单纯，真实，不夸张， 不装璜;恰好的经济的篇幅等等。在我们读它一遍之后， 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属于头脑里的尺度时， 已经爱上了它。假如没有人责备我过火的话，我会说它是中国新诗的希望。
也许这也是对于民谣有了偏心之故吧。每逢记起那唱外国民谣的友人唱着像《红色的太阳》，以及《你绿色的母亲的森林》时，我觉得像我这样生硬粗糙地从事于作诗的人应该抹一抹手，把袖子管放上来， 不干了，如同一个粗木工的学徒看见细木工的师傅在臂弯里抉来一件精美的作品，放在他面前一样。只要念到：
你不要叹息吧，
你绿色的母亲的森林……
以及P君所爱的《让人家去讪笑吧……》那首玛丽亚的诗， 我的心会不由自主地溶化。一切的诗歌只要是善的，真实的，表达着人类的灵魂的;表达得正确，天然， 简单，直捷;热情饱满，在深的方面，深入人心，在广的方面，波涛澎湃：亲切，诚恳， 拿沸热的心来感动万人的诗——都会被人所爱。不论古今中外，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诗人的作品，尤其是人民自己所创作，流传， 爱好的民谣，往往合乎以上的这些条件。
如果我们再不加倍地留心我国的民谣将它们记录下来，歌唱它们， 诱发新的作品，加进新的血液进去，也许我们的民谣传统会慢慢衰亡。诗人们只顾自己做“书本诗”， 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末期的那种再也不能生长下去的诗， 那么诗人们和他们的作品会越来越离开人民，越来越和本国的土地隔膜的吧。记得朋友们在香港时，曾经想出版一个诗歌刊物， 想把刊物的名称定为《土地的诗歌》， 而把出版社定名为《诗歌的土地》。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生根在这土地上的诗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片广大的美的诗歌的土地。只有上承我们的民谣及活的旧诗歌的传统， 横里面连结起广大的人民的诗歌才可以行远， 才能为人民所承认拥为己有， 才能有生命。也许这样的诗歌只是未来的事业， 像泉水一样地从人民当中冒出来。在这种诗歌的面前，我们的诗人的作品将为之褪色吧?而目前那些民谣风的新诗歌(像前面提到的，新的山歌《两只鸡蛋》)正是未来的好诗的萌芽。
徐迟也是一个民谣的信奉者。他主张搜集民谣，歌唱它们，制作它们;附带要搜集各地的方言， 学学它们不靠书本而能把话说得明白动人的人， (也许不靠书本才行);他说从民谣到史诗是我们的诗歌的道路，我同意他。不过记得我们有过两次争论， 关于民谣的限制的问题。因为如果把民谣仅仅作为一种诗歌的形式看， 那么它是有限制的。它可以非常合适地反映了我们封建时代的两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若干面， 以及若干社会问题，但是对于目前以及将来的显然在变更中的时代和它的社会内容， 复杂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随之而起的人的感情，作为形式， 民谣是不能胜任的。我们需要民谣，正因为我们要抛弃它，我们宝贵这个民谣的传统(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民谣传统的民族)， 同时要求另外创造一个新天地。我们不仅活在本国的土地上， 而且这片土地绝未和全世界的土地切断;我们在呼吸， 不仅是我们在呼吸;我们不仅是我们。
新近报纸上刊载过一则关于音乐诗歌的表演会的新闻，新闻的结尾说： “以民间歌谣为最受欢迎。”密尔顿所说的simple，sensuous，impa ssioned这三个形容词屡次被人们来用赞美某些诗人(牛津俄国诗选的编者也以之赞美普式庚)，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一再称道民谣， 并说：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乎把这千万人共同的灵魂表现出来。他的思想是具有希腊古代乐人般的纯洁，摆脱了自我， 来蒙上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150年来， 个人抒情主义底过度的发展，已经有了病态的成份。真正的伟大，在于多多感受， 多多控制，说话简洁，思想庄重，绝不铺张……”又说： “力求明白的需要抓住了克利斯朵夫”。郭沫若先生说： “深入浅出， 而又平易近人，始终新鲜，极明朗，极健康，极有力的作品”。这些话都可以道出中国新诗歌的消息来吧。
下面这些诗是作者1940、1941和1942年上半年所写的，依着年份编排。生活的浅与窄造成了这些。假如其中有不失其为真实，诚恳的诗句，也是许多宝贵的友情，特别是我哥所教的。像《向日葵》这首诗， 简直是经过他编写定当的， 另外二三首中甚至保留着他所说的话， 可惜有几首已经找不到， 不能编入了。
感谢替我找报纸，抄写的友人们和第2次又替我作诗集封面的郁风，并感谢叫我更改过集子名称为《向日葵》的人，没有依照他，还是用了这名字《冬天， 冬天》。
谨以此献给可爱的人。
1942年8月14日
(《冬天，冬天》，远方书店1942年版。
本文选自 《中国新诗集序跋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赏析
这篇前记是袁水拍为其诗集《冬天，冬天》所作。它简单地记述了诗集的成书过程。而后，笔锋一转，谈起他对民谣的热爱和“偏心”。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篇诗集前记，不如说它是一篇关于“新诗形式问题”讨论的发言。
新诗形式问题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讨论的重大课题之一。众多的诗人见仁见智，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许多可贵的尝试，艺术主张不同，成就也难分高下。但在40年代初，当国家沐浴在急风狂雨中时，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诗人感召于时代的呼唤，从风花雪月的沉醉中清醒，摈弃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异途同归地选择了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诗人挖掘现实的题材，运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如实地表现“血肉相连的人民和社会”，大批有影响的诗作纷纷问世，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袁水拍的这篇前记写于1942年8月，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也正是人民需要诗歌、诗歌需要人民的时候。因而，提出新诗民族化、大众化，包含了特殊的时代意义。如何使诗歌接近而不是远离人民?袁水拍提出了向民谣学习的主张，称那些“民谣风”的诗歌是“未来好诗的萌芽”，“是中国新诗的希望”。
艾略特曾说过： “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而民谣所蕴含的民族特质可以说是最纯真、最本质的。民谣记录了一个民族富有生机的生活面貌，包含着独具特色的人文思想。在流传下来的许多民谣中，体现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而这些传统和精神，是使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是刻在这个民族的人民心灵深处最深的烙印，是这个民族的人民精神的归属和家园。
诗歌向民谣学习，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录了当时许多民谣。在以后历代的诗歌中，都可以感受到民谣的影响。袁水拍所提出的向民谣学习，更确切地说，是学习民谣风的诗歌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艺术手法。传统与现实相结合，诗人与人民在一道， “拿沸热的心来感动万人”，才能产生属于人民的诗歌。这对当时弘扬民族精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诗歌向民谣学习，不只在中国。如前记中所说，许多优秀的外国诗歌，也继承了民谣的传统，而一些民谣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
不同民族独特的个性之美，构成了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每个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组成了宏大的交响曲。这当中，那些充满着真、善、美的情愫，从人民中产生，“表达着人类的心灵”，始终新鲜，极明朗、极健康的作品，就是民谣。民谣使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成为全世界的精神财富。不同的民族可以在民谣中找到知音和彼此文化上的关联。民谣的魅力在这里，它的生命力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