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作文，一上来老是喜欢用“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这样的陈词滥调开头，仿佛小小年纪就深以岁月匆匆、年光飞逝为憾了。其实那时只想快些长大，哪里会有这种成年人的感慨呢?现在，当我握笔要为这本集子写后记时，忽然想到自己生于“五四运动”那一年， 到今天已经度过了67个年头， 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这才不禁百感交集起来，觉得时间真也过得太快了。
我一生除了读书，就是教书，总是不断地在与书本和文字打交道。但主要是读别人写的东西， 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很少。对自己这种只知道接受与享用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不能甚至不想作出报偿的习性，有时也深感惭愧。我何尝不知道“给与”比“接受”更是一种幸福，但当一个人自己空无所有的时候， 叫他拿什么东西来给人呢?我自然也就无法享受这种幸福，而只有继续惭愧下去了。但毕竟因为所操的职业关系，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有时不得不握握笔杆。一握笔杆就总得写些什么， 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也日积月累地写下了一些东西。论数量，比起别人来，真是微乎其微， 少得可怜。但在我这个既无能又懒散的人来说，却已经是很出意外了。把我写的这些东西， 同我从别人那里所接受和享用到的一比照， 实在显得过于浅陋粗劣，深感亏负太多，惶愧万分，“给与”的幸福于我还是无缘的。
这里收集的40来篇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54年，最迟的几篇则是1984年所写，前后相距足足有30年之久。30年来， 我们的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 变化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而我的这些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对文学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却是前后相当一贯， 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 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 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 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 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 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 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 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做什么改动， 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况，这一点， 却也是很可自慰的。
我把这些文章， 大体上分为四辑。第一辑偏于谈文学的性质、特点， 大多是关于文学的一般理论; 第二辑主要谈文艺批评问题; 第三辑评论几个具体作家; 第四辑是对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说得堂皇些，也许可以分别标以本体论，批评论，作家论，作品论等名称。因为这是一本论文的结集，而并非系统性很强的专著，其间当然会有交叉的现象，界限不一定很分明。但这些文章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很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十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管是一般地谈文学的性质、特点也好，具体地评论作家、作品也好， 都贯穿着这样一个特色。《文学的魅力》原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 因为它较能概括和突出全书的主要精神， 所以就用它来作为此书的书名。
写这些文章， 的确曾耗费过我不少的心血， 还因此而吃过不少苦头;无需讳言， 自己自然是珍爱的。但对它们的价值， 则如我上面所说，我也并不缺乏自知之明。所以过去虽有几家出版社同我联系过，我总只是漫应之而并不积极。去年去桂林开会，我带了几个研究生同去。山东文艺出版社的郇玉华同志通过与她住同一房间的我的研究生钱虹同志来向我组稿。玉华同志非常热情，钱虹又极力撺掇， 并表示愿意帮我收集和复印文稿。我也想到自己才力浅弱，性又疏懒，近年来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不断加重， 年龄又一年年的往上增，此后大约很少会有精力再写文章了。而据我所知，读者中还颇有一些并不嫌弃我的文章的人，常常直接或间接的来问起我的这一篇或那一篇文章究竟是发表在哪一家刊物上的?我想，把这些散见各处的东西汇集起来，以省爱读我的文章的读者的翻检之劳， 自己也可借此对它们作一番总的审视，倒也并非无益之事。于是也就答应了下来。后来的收集和复印文稿等事， 果然就由钱虹一手承担起来。我这本小书之能与读者见面，除了郇玉华同志的热情敦促以外，钱虹同志也出了不少力，乘此机会谨向她们二位和山东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想还应该简单地谈几句关于文学的看法方面的话。1700多年前，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把文章看做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他的弟弟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却认为辞赋只是小道，不足以“揄扬大义， 彰示来世”。曹植所说的“辞赋”，也就是曹丕所说的“文章”， 大致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的观念相当。弟兄二人对同一个事物的估价相去竟这么远，也是很有趣的事。其实，文学的天地原是异常宽广的，历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本来不应该把它们一概而论。他们二人的意见， 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未免各有所偏。比较而论，我觉得还是曹丕的意见更可取些， 态度比较认真、严肃;虽然调子似乎太高了些。即如我们今天， 大家对文学的看法，也不见得就能趋于一致， 分歧无宁还是很大的。我想， 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过，有一点却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文学必须于世道人心有益，决不能对人民身心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文学又决不能作为说教的工具， 因为说教的方法不是文学的方法。靠说教是不能很好地发挥文学的作用， 实现文学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崇高目的的。我始终认为， 文学只有首先作为文学而存在， 才能起到文学所能起的作用。这也就是我几十年来所一贯坚持的主张，也就是这一本集子里的所有文章所共同强调的观点。我在阐明我的主张、论述我的观点的过程中，连同这些主张和观点本身，可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 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 恳切地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1986年3月16日
(《文学的魅力》，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版。)
赏析
《文学的魅力》一书是钱谷融先生1954—1984年间所撰的文学论文以及为别人著译所作序的“文集”。“文集”内容既有对文学理论中诸论题的深刻见解，又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透辟分析(特别是对作品人物的充满诗意的剖析);既有对文学本质特征的独特见解，又有对文学创作及批评鉴赏的精当看法。《文学的魅力》一书充分展示了钱先生对文学的深刻理解。
在“后记”中，钱先生用质朴简洁的笔调，说明了结集时的年岁和心情：“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觉得时间过得真快而“百感交集”。
其次，钱先生简要回顾了他读书、教书生涯和写作“文集”中论文的情况：“一生除了读书，就是教书，总是不断的在与书本和文字打交道”，在“不知不觉间也日积月累地写下了一些东西”。他认为，读书是一种“接受”和“享用”，写作是“给与”和“报偿”， 自己写的东西比起别人来，数量太少， “显得过于浅陋粗劣”而“深感亏负太多，惶愧万分”。“文集”中的文章写作时间“前后相距足足有30年”，30年风风雨雨，社会政治变化历经沧桑， 国家历经磨难，文艺界风波迭起，文学理论必然随之而更变。然而钱先生的这些跨度30年的文学论文“却是前后相当一贯，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从中可看出钱先生的人品——学识渊博，正直谦逊;文品——不赶浪潮，独立诚实。对这些美德和品格，钱先生却谦虚幽默地称为“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这就更加显示出他的豁达、谦恭、真诚的品质。
再次，钱先生说明了“文集”的分辑内容、主要特色以及结集的过程和目的。“文集”的主要特色是“很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十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所以书名便以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文学的魅力》而冠之。“文集”的整理出版得力于钱先生的研究生的“极力撺掇”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热情敦促，加之钱先生认为“还颇有一些不嫌弃我的文章”的读者， 为省“读者的翻检之劳， 自己也可借此对它们作一番总的审视”，诸种因素的合力，促使“文集”与读者见面。
最后，钱先生重申了他对文学一贯坚持的主张。他以古代文论家曹氏兄弟——曹丕、曹植对于文学的见解为例，说明自古以来对于文学的见解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极大的观点，因为“文学的天地原是异常宽广的，历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本来不应该把它们一概而论”。各种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也都未免各有所偏”。钱先生主张： “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然而他又认为，在容许各种文艺观存在的同时， “必须坚持”： “文学必须于世道人心有益，决不能对人民身心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并强调：“说教的方法不是文学的方法”，“文学只有首先作为文学而存在，才能起到文学所能起的作用”。钱先生的文学主张无疑是科学的。这不仅总结了文学实践中的经验，而且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对于我们开展文学批评都具有指导作用。从这本“文集”和“后记”中，我们看到了钱先生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看到了一位严肃学者对国家、民族、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后记”语言朴实，层次脉络清晰，说理透辟，给人以极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