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系《易》②， 曰： “其旨远， 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门之士，颜渊、子贡③以下， 并齐、鲁间之秀杰也，或云， 身通六艺④者七十余人， 文学之科⑤， 并不得与， 而所属者仅子游、子夏⑥两人焉。何哉?盖天生贤哲，各有独禀，譬则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结绿⑦，金之指南。人于其间， 以独禀之气， 而又必为之专一， 以致其至，伶伦之于音， 裨竈之于占， 养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鹊之于医，僚之于丸， 秋之于弈⑧，彼皆以天纵之智，加之以专一之学， 而独得其解，斯固以之擅当时而名后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
孔子没而游、夏辈各以其学授之诸侯之国， 已而散逸不传。而秦人燔经坑学士⑨，而六艺之旨几辍矣。汉兴，招亡经， 求学士， 而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辈， 始乃稍稍出， 而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崔、蔡⑩以下， 非不矫然龙骧⑾也，然六艺之旨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 文日以靡， 气日以弱， 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⑿矣， 而况于穿札乎?
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 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 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贞元⒀以后唐且中坠， 沿及五代，兵戈之际， 天下寥寥矣。宋兴百年，文运天启， 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14)中，偶得韩愈书， 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 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15)而起， 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 其间材旨大小，音响缓亟， 虽属不同， 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 则共为家习而户眇(16)之者也。
由今观之，譬则世之走騕褭、骐骥(17)于千里之门，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辍者有之矣，谓途之蓟而辕之粤则非也。世之操觚者(18)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诗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则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陈(19)，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罍牺樽之设(20)， 皆骈枝(21)也已!孔子之所谓“其旨远”， 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 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羲(22)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
我明弘治、正德(23)间，李梦阳(24)崛起北地，豪隽辐凑(25)， 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 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26)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 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滥(27)，而互相剽裂已乎!
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 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 而稍为批评之，此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六家文钞》。家各有引， 条疏如左。嗟乎!云八君子者， 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 或于道不相盭(28)已。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
(明崇祐刻本《八大家文钞》)
注释
①《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四卷，收文千余篇。书中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八家的文章加以评点，每家之前各有小引。此书对后世散文发展有一定影响。②《易》——即《易经》，儒家经典之一。③颜渊、子贡——颜渊，即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德行科的高材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的弟子，擅言语。④六艺——儒家六部经典的合称。汉儒在“五经”基础上，加上《乐记》，合为“六艺”。⑤文学之科——孔门有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⑥子游、子夏——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吴国人，孔门文学科的高材生。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人，孔门弟子，擅文学。⑦结绿——美玉名。⑧“伶伦之于音”七句——伶伦，相传是黄帝时的乐官。裨竃，春秋时郑国人，主占。养由基，春秋时楚国大夫，善射。造父，周穆王时人，善御。扁鹊，传说为黄帝时的名医。僚，弄丸人名。秋，善弈人名。⑨燔经坑学士——即焚书坑儒。燔，焚烧。⑩崔、蔡——崔，崔瑗，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有碑、赋、铭、颂几十篇，多已佚。《文心雕龙》：“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蔡，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散文长于碑记，工整典雅，颇受推重，又善辞赋。(11)龙骧——比喻气概威武。骧(xiang)，本谓马首昂举，引申为上举。(12)鲁缟——鲁国之绢，以薄名世。(13)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案，贞元以后为永贞、元和，正是韩柳活动的年代。这里把贞元叙述在韩柳以后，未免颠倒。⒁覆瓿——形容著作没有价值，只能用来盖酱罐。瓿(bu)， 《汉书·扬雄传下》： “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⒂附离——同“附丽”， 依附。⒃眇——细视。⒄ 騕褭、骐骥——均为良马名。騕褭(yaoniao)，《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 “羂騕褭，射封豕。”李善注引张揖曰： “騕褭， 马金喙赤色，一日行万里者。”骐骥，《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 ⒅操觚者——写文章的人。觚(gu)，木简。⒆“则必”二句——太羹，古代祭祀用的肉汁。玄酒，古代祭祀用的水。茅茨，茅草屋。土簋(gui)，古代土制的盛食物的圆形器具。⒇“明堂玉带”二句——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及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于其中举行。云罍，刻着云纹的酒樽。牺樽，古代酒器。(27)骈枝——多余的东西。(22)庖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23)弘治、正德——弘治，明孝宗年号(1488—1505)。正德，明武宗年号(1506—1521)。(24)李梦阳——明文学家，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弘治进士。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虚浮的“台阁体”，是“前七子”的首领。著有《空同集》。(25)辐凑——比喻聚集一处。(26)黄初、建安—黄初，魏文帝年号(220—226)。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27)涤滥——放荡。(28)盭(li)——乖戾。
赏析
有明一代，文坛上复古与反复古之争持续百年，宗派林立，蔚为大观。此中，唐宋派可算是反对派中的强支劲旅，他们在七子声势煊赫之时，率先打出了诗宗初唐、文宗北宋的别异主张，与主秦汉之文的七子鼎立抗衡。该派力倡唐宋古文，尤举韩柳欧苏诸家，为文求与道合，文道俱兴。不重摹章拟句，却讲自为其言， “直摅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在畅达的文风中显示一己之个性。茅鹿门深谙此旨，躬身力行，选编了韩、柳、欧阳、王、曾、三苏之文共一百六十四卷，辑成《八大家文钞》，品评指点，张我文法，示初学者以门径。该序不畏繁复，详细追述了历代之文的成败得失，追根溯源，昭明文统，阐述了他的编选意图。寥寥几百字的序文，作者有破有立，既张扬自己的为文主张，又批驳崇古卑今之流弊，提出许多破一代时尚的通达之见。
唐宋古文，崇道统之盛，讲求文以载道、文道合一，而为文得以阐儒家之道，则正是古文之命旨。序文由古而今，把文道相一的文统追溯到孔子时代，这就为其理论找到了历史的根据。孔子论艺讲旨远辞文， 以“六经”为典范，确立了为文的最高标准。作者以此为标尺，对历代之文逐一权衡，究其得失之故。秦文衰于“六艺之旨几辍”，汉文兴乎“招亡经，求学士”，崔蔡以下之文失六艺之旨而日靡，韩柳之文寻六艺之遗略而开一代文风。宋人以“通经博古为高”，使其文“材旨大小，音响缓亟”均合于“六艺之遗”，达古文之盛。作者在简要的追述评介中疏文路、究文统，既而得出“文特以道相盛衰”的结论，从正面反击了复古派的“文章与时相高下”的主张。这样，就以历史事实证明了文道相因乃“人文不易之统”，阐明了孔门文学之科、西汉、八家之间的承传关系。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重道却不泥于道。在他看来，文学不等于儒学，古文作为一种专门之学， 非一般儒学之士之可及， 必以“独禀之气”加之以“专一之学”，方可致其至。故孔门弟子虽盛，然得文学之科者仅子游、子夏二人。作者以丰富的史料说明为文之内在条件：工与不工， 系乎为文者的造诣与专一程度，并不受时代的限制。由此可见，惟才、道功夫兼备方可达到孔子所谓的“旨远辞文”的标准。茅氏评古论今，追根溯源，虽无雄辩之语，却以有力的史实论据阐明其文学主张， 为唐宋派立言。作者从文学的自身规律出发，针对古文所阐发的种种见解，切中了七子之文刻意古范、空洞艰涩之弊，在当时颇有进步意义。
同复古派的尊古卑今不同，茅坤坚持文学的发展观。古文虽源于周、秦、西汉，然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正如从“太羹玄酒”、“茅茨土簋”到“明堂玉带，云罍牺樽”，因时而变。如是观之，则不必抱守一朝一代之文， 以为典范。唐宋派尊八家，贬七子，接唐宋余绪， 为古文开辟新径，其通达自不待言。然仅拘此八家，奉为至文，则难免有重复七子之嫌，况茅氏学唐宋，只重其抑扬开合、起伏照应之文法，略其精髓，这就又陷入了拟古主义的窠臼。
茅坤此序，名为书序，实为一篇唐宋派文学主张的宣言书。作者以平实之笔，追古文行踪，昭历代文统，明一家之言，寥落短制，不务空谈。或以例证，或以类比，将抽象的文学哲理点化得透辟明晰。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针对复古派之弊所提出的文学新见，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