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伯做这部书，取材于我的通信很多，所以早先就嘱我做一篇序。我一直没有功夫做。到现在，这部书快要出版了，使我不得不在极冗忙的生活中抽出一点功夫来把它做了。
我原来想，凡是一种风气必有它的来源： 自从有了 《红楼梦》之后，“模仿”“批评”和“考证”的东西如此的多， 自然由于读者的注意，但为什么做出的东西总是浮浅的模仿， 尖刻的批评， 和附会的考证?这种思想的来源是在何处?我要解释这三类东西的来源，很想借了这一篇序文，说明浮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 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它们已有了2000年的历史， 天天在那里挥发它们的毒质，所以这种思想会得深入于国民心理，凡有一部大著作出来， 大家就会在无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这三类东西， 黏附在它的上面。《红楼梦》的本身不过传播了160余年， 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100年， 在这100年之中， 他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我很愿意在这篇序文上把从前人思想的锢蔽和学问的锢蔽畅说一回，好使大家因了打破旧红学而连及其余同类的东西。但这个意思的内容太复杂了， 不是一序所能容，也不是忙中抽闲所能做， 所以写了一点就没有续下。等将来有空的时候，再作为专篇的论文罢。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历史，续作者的历史， 本子的历史， 旧红学的错误，适之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上说得很详了。关于《红楼梦》的风格，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依据，……平伯这部书上也说得很详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部书的历史。
1921年3月下旬， 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作成。但曹雪芹的事迹和他的家庭状况依然知道的很少。那时候， 北京国立学校正是为着索薪罢课，使我有功夫常到京师图书馆里，做考查的事。果然， 曹寅的著述找到了， 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平伯向来欢喜读《红楼梦》，这时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里，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我同居的潘介泉先生是熟读《红楼梦》的人，我们有什么不晓得的地方， 问了他，他总可以回答出来。我南旋的前几天，平伯介泉和我到华乐园去看戏。我们到了园中， 只管翻着《楝亭诗集》，杂讲《红楼梦》，几乎不曾看戏。坐在我们前面的人觉得讨厌了，屡屡回转头来，对我们瞧上几眼，介泉看见了，劝我们道，“不要讲了， 还是看戏罢!”
适之先生的初稿里， 因为程伟元序上说， “原本目录120卷， 今所藏只80卷，殊非全本”，疑心后40回的目录或者是原来有的。平伯对于这一点， 自始就表示他的反对主张;那时的证据， 是：既有了“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就不应当再有“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回目。我回南之后， 平伯即来信道，
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40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前所谈论， 固是一证;又如末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40回之目已条分缕析如此……
我想，《红楼》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 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 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4月27日)
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后来这些主张渐渐的推论出来，就成了这一部书的骨干。
从此以后，我们一星期必作一长信;适之先生和我也是常常通信。我对于《红楼梦》原来是不熟的，但处在适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间，就给他们逼上了这一条路。我一向希望的辨论学问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我们三人的信件交错来往，各人见到了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平伯来信，屡屡对于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我因为受了阎若璩辨《古文尚书》的暗示，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40回与前80回如何的联络。我的结论是：高氏续作之先， 曾经对于本文用过一番功夫， 因误会而弄错固是不免，但他决不敢自出主张，把曹雪芹意思变换。平伯对于这点，很反对我，说我做高鹗的辨护士。他论到后来，说，
弟不敢菲薄兰墅，却认定他与雪芹的性格差得太远了， 不适宜于续《红楼梦》。(6月18日)
这是他进一步的观察，从作者的性格上剖析出来，眼光已超出于文字异同之上了。后来又说，
我向来对于兰墅深致不满，对于他假传圣旨这一点尤不满意;现在却不然了。那些社会上的糊涂虫，非拿原书孤本这类鬼话吓他们一下不可。不然，他们正发了团圆迷，高君所补不够他们的一骂呢! (8月8日)
这是他更进一步的观察，不但看出高鹗的个人，并且看出高鹗的环境了。他有了这一种的见解，所以他推论曹高二家的地位可说是极正确的。
一个暑假里，我们把通信论《红楼梦》作为正式的功课，兴致高极了。平伯信中的话很可以见出这时的情状，他说，
弟感病累日，顷已略瘳;惟烦忧不解，故尚淹滞枕褥间;每
厌吾身之赘，嗟咤弥日，不能自已。来信到时， 已殆正午，弟犹昏昏然偃卧。发函雒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吾兄此信真药石也， 岂必杜老佳句方愈疟哉! (6月18日)
又说，
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日
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以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同上)
有了这样的兴致， 所以不到4个月， 我们的信稿已经装钉了好几本。
末了，平伯又提议一个大计画， 他想和我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 内容分论文，通信，遗著丛刊，版本校勘记等;论文与通信又分两类， (1)把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2)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他愿意把许多《红楼梦》的本子聚集拢来校勘， 以为校勘的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见解。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闲着，这个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间出版了，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绩了。但一开了学，各有各的职务，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没有做，连通信也渐渐的疏了下来。
去年2月，蔡孑民先生发表他对于《红楼梦考证》的答辨。最奇怪的，这个答辨竟引不起红学的重兴，反而影响到平伯身上，使得他立刻回复以前的兴致，做成这部书。当时平伯看见了这篇，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回驳的文字。同时，他又寄我一信，告我一点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红楼梦》的辨证，就把当时的通信整理成为一部书，使得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可以有正当的了解和想像。我3月中南旋，平伯就于4月中从杭州来看我。我因为自己太忙， 而他在去国之前尚有些空闲，劝我独力将这事担任了。他答应我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他再到苏州时， 已经做成一半了。
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交与我，嘱我代觅钞写的人，并切嘱我代他校勘。不幸我的祖母去世，悲痛之中， 不复能顾及这些事情;虽是请人钞录，直等到近年底时方始钞好，我一点也没有校过。这时平伯又因病回国了，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请他自校。现在出版有期，从此，我们前年的工作就得到一个着落，平伯辨证《红楼梦》的志愿已经达到一部分了。平伯将来如有闲暇， 《红楼梦》上可以着手的工作正多，集本校勘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桩。从将来看现在，这一部书只算是他发表《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咧!
平伯在自序上说这书是我和他二人合做的， 这话使我十分抱愧。我自知除了通信之外， 没有一点地方帮过他。他嘱我作文，我没有功夫;他托我校稿子，我又没有功夫。甚至于嘱我做序，从去年4月说起， 一直到了今年3月， 才因为将要出版而不得不做;尚且给烦杂的职务逼住了，只得极草率地做成，不能把他的重要意思钩提出来。我对他真是抱歉到极步了!
我祝颂这部书的出版， 能够随着《红楼梦》的势力而传播得广远!我更祝颂由这部书而发生出来的影响， 能够依了我的三个愿望：
第一， 红学研究了近100年， 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 《红楼梦考证》之后， 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 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 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猜度力的敏锐固然是好事体，但没有实际的材料供它的运用，也徒然成了神经过敏的病症;病症一天深似一天，眼睛里只看见幢憧往来的幻象，反自以为实际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 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了很久的历史， 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 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乏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第二，《红楼梦》是极普及的小说，但大家以为看小说是消闲的，所谓学问，必然另有一种严肃的态度， 和小说是无关的。这样看小说，很容易养成一种玩世的态度。他们不知道学问原没有限界， 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况且一个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随处把学问的态度应用到行事上，所以这一点态度是不可少的。这部书出版之后，希望大家为了好读《红楼梦》而连带读它;为了连带读它而能感受到一点学问气息，知道小说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都是可以存细研究的东西。无形之中，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先后， 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东西。无形之中， 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他们若是因为对于《红楼梦》有了正当的了解，引伸出来，对于别种小说以至别种书，以至别种事物，都有了这种态度了，于是一切“知其当然”的智识都要使它变成“知其所以然”的智识了，他们再不肯留下模糊的影象，做出盲从的行为：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第三，平伯这部书， 大部分是根据于前年4月至8月的我们通信。若是那时我们只有口谈， 不写长信， 虽亦可以快意一时， 究不容易整理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平伯的了解高鹗续书的地位，差不多都出于我们的驳辨;若是我们只管互相附和，不立自己的主张，也不会逼得对方层层剥进。我们没有意气之私，为了学问，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就毫不放过，非辨出一个大家信服的道理来总不放手，这是何等地快乐!辨论的结果，胜的人固是可喜，就是败的人也可以明白自己的误解，更得一个真确的智识，也何等地安慰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学问，也像我们一般的信札往来，尽管讨论下去。越是辨得凶，越有可信的道理出来。我们的工作只有4个月，成绩自然不多;但4个月已经有了这些成绩，若能继续研究至4年乃至40年，试问可以有多少?这一点微意，希望读者采纳。我们自己晓得走的路很短，倘有人结了伴侣，就我们走到的地方再走过去，可以发见的新境界必然很多。发见了新境界，必然要推倒许多旧假定，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诤言，自然是十分快幸;然而岂但是我们的快幸呢!
1923， 3， 5。
(《红楼梦辨》，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赏析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共3卷17篇。辨，有辨伪之意，即想通过此书的刊行“使得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可以有正当的了解和想像”。1952年俞平伯对《红楼梦辨》进行修改后易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但在1954年，毛泽东同志亲自发起了一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这显然既伤害了俞平伯，也不利于学术研究，教训是很深刻的。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当时曾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并称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之作。所谓“新红学”是指胡适、俞平伯和顾颉刚以后的红学。以1921年3月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为标志，把红楼梦研究建筑在弄清作者的家世经历和版本源流的科学基础之上。以“自传说”为基石，以考据为方法，从而使红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旧红学指胡适以前的红学，主要指评点派和索引派，他们或苦心孤诣，要找出作品中的“微言大义”和“千里伏线”;或广征博引，要从作品中探索出所隐之事和所隐之人。常给人以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嫌。
作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首先在序文里回忆这部书的成书过程，接着提出了三个愿望：一是研究学问的正确的科学方法;二是做学问的严肃的态度;三是信札辩论的作法。
顾颉刚提出的“正确的科学方法”就是胡适从国外学来的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方法，即以“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实际的材料做前导”来求证预先假设的结果。这种方法比起旧红学只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的作法，要科学得多，有效得多。用这种“新方法”来考证作品的年代、作者的生平、辨别版本的真伪，是必要的。(但它不是研究红楼梦的惟一有效的方法，还有局限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
所谓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就是“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的态度，即要“知道小说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东西”。新红学派又常被称作考证派，他们非常重视上述东西的研究，而对文本的艺术魅力、人物形象等其他内在东西则缺少发现。他们所从事的也不过是文学的外部研究的一种。它能使“一切‘知其当然’的智识”“变成‘知其所以然’的智识”，因而这种态度实质上是把文学的研究当作科学的实验看待，即可以用考据证明的，才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东西”。
用信札往来讨论问题，确实是一种值得仿效的作法。信札可以留作资料，不像口谈，只能快意一时;辩论不能互相附和，要陈述自己的主张，逼迫“对方层层剥进”。信札辩论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办法，世界上好多理论主张、著作乃至新的发现，往往是在这种信札之中产生的，因而历来都把信札作为研究的重要资料，千方百计地去搜集、整理。我们后人有志于做学问者，都应该很好学会并运用这种方法。
顾颉刚提出的这三个愿望是一个统一完整的体系：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又有严肃的态度，还有信札辩论的具体作法。这确实是每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具备的，也是搞一切研究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