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 他自己的版税也跟著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3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像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2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 虽则转眼间4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4年内写的， (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份)每年平均也只得10首， 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 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 如同Whistle说书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 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 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 那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那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24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还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在24岁以前， 诗， 不论新旧， 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生灵，那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8行12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 日子悠悠的过去， 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的一身美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10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谁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字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谷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团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 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头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 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今甫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 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索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2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 “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 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和玮德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奄奄的诗心，第2次又印《诗刊》，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 竟可以消沉到几乎完全没有。今年在6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8次， 遭了母丧， 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 人是疲乏极了的， 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跳动了，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 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 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 尽是些“破破烂烂”的， 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3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 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 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 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 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痛伤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 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 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猛虎集》， 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出版)
赏析
《猛虎集》是徐志摩继《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之后的第3个诗集，收入诗人1927年以后几年间的作品， 因诗集中的《猛虎》一诗而得题。《猛虎》一诗译自英国诗人布莱克原题为《老虎》的一首诗，以“猛虎”命名，并非这部诗集具有猛虎的力与精神，而只不过表现为1931年的徐志摩渴望自己有所振作的某种精神追求。
徐志摩是新月诗派的“诗魂”，是“中国‘布尔乔亚’ ‘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茅盾《徐志摩论》)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对“爱”、“自由”与“美”组成的“单纯信仰”的狂热追求到幻灭的精神崩溃过程，而这种思想的波折演进鲜明地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其中《猛虎集》是诗人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也是诗人思想发展轨迹的有力表露与记录。从《志摩的诗》经《翡冷翠的一夜》到《猛虎集》，徐志摩的诗歌就形式技巧而言，是逐渐趋于精美圆熟的，但思想内容却日益空虚偏枯， 由早期的对纯真爱情的热情歌唱、对光明未来的真诚向往与对现实黑暗的不满抗议，即诗人自称的“情感无关阑的泛滥”，逐渐走入怀疑、颓废、悲观的“头顶不见一线天光”的窒息的甬道，发出了“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绝望的歌吟。这篇文章虽是《猛虎集》的自序，但作者写作的意图不在对《猛虎集》中的具体篇什进行诠释或说明，而重在向读者披露自己思想发展的踪迹，因而这篇序文可以看作诗人对自己思想的自剖和对自己诗歌创作道路的总结。
在序文中，诗人梳理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脉络，认为是10年前“一阵奇异的风”激发了自己的诗思与诗情。这实际上是指诗人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期所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的激荡，随之而来的是“山洪暴发”般的诗兴的发作，汹涌而起的第一个浪头便是《志摩的诗》;但随着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萎缩，徐志摩的诗创作也“到了枯窘的深处”，诗的产量“向瘦小里耗”。《猛虎集》作为徐志摩“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茅盾《徐志摩论》)这一巨变是社会生活和徐志摩思想交互作用的产物：五四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及对本阶级前途的乐观自信态度与当时的革命现实生活的脉搏相吻合，因而使徐志摩的诗不乏朝气和活力，表现出与现实生活谐和的共振，唱出了“布尔乔亚的预言诗”;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强化，徐志摩的欧美式的“民主政治”的幻影逐渐破灭，思想与现实脱节乃至冲突，于是乐观为怀疑所代替，朝气活力也让位于颓唐悲观，现实内容也变成了空虚与神秘，诗情的枯竭自然就难免了，这时的徐志摩只能悲哀地吹奏出“布尔乔亚”的“送葬曲”了。诚如茅盾所指出：“这是一位作家与社会生活不调和的时候常有的现象”， “这悲哀不是志摩一个人的!”徐志摩的道路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作家中是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意义的，而他的这篇自剖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自然，从《<猛虎集>序》看，徐志摩自己也已充分意识到自己思想与创作的严重危机，并希望出现转机，正如诗人在序文中向读者坦诚告白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并希望这本诗集的出版“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 “至少说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这一主观要求虽因诗人于1931年11月19日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而使人们难以断定能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现，但终究反映了诗人企图改变自己思想与创作的努力。此外，序文中诗人表白的作诗有如“唐僧取经”般的惨淡经营的认真求索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
徐志摩是一个思想浮浅单纯而情感生活异常丰富热烈的人，确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落叶》)他的散文往往情感奔放如无羁的野马，坦率直白似对挚友的倾诉，不求章法严谨而只求活泼泼地展示自己的性灵，以真挚坦诚而产生感人的力量。这篇序文也同样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文中，徐志摩解剖了自己“由单纯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的思想流变，毫无掩饰地向读者袒露自己的心境，在苦闷与追求的倾诉中，流淌着一股情真意切的感情潜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自剖文不是解剖体的闲文，那是我个人真的感到绝望的呼声。”(《求医》)诗是含蓄的，诗集的序文是袒露的，两者相辅相成，使读者不仅在艺术中接近诗人，而且在与读者的直接对话中认识诗人。这样的序文的确做到了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现于读者的心中”。(《<雉的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