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先生的这部作品问世已相当久了，因而我们已没有必要再对它进行空泛的嘉许，或对它的贬损者进行规劝;另一方面，它问世还不够久，因而我们尚不可能对它的地位及重要性进行全面的估量。对于这样一本书，我们现在能有效从事的只是阐述它的某一尚未确定的方面——而它具有无数多个方面。我认为它是现时代所找到的借以表达自身的最重要的作品。它是一本我们都蒙受过恩惠，都无法回避的书。这是我下面要说的关于它的话的前提条件，但我不希望浪费读者的时间来听我细念我的颂文;它给了我全部我所期望得到的惊愕、愉快以及恐惧，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我读过的所有关于这部书的批评著作中，我觉得没有一本——如果我们根据其自身的情况将瓦雷里·拉尔博先生那篇有价值的论文除外的话，其实与其说它是一篇评论还不如说是一篇导言——能高度评价其与《奥德修》并行的方法的重要意义以及每个部分中对相应的适当的文体和象征的运用。然而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引人注意的首要的独特性;但它却一直被看作是一种逗人开心的计谋，或是作者为了构筑其现实主义故事而竖立起来的脚手架，而在竣工后的整个结构中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在我看来，奥尔丁顿先生几年前对《尤利西斯》的评论也是由于这一疏忽而归于失败的——但因为奥尔丁顿先生是在整本书问世之前进行评论的，所以相对那些在整本书问世之后尝试对它进行评论的人，他失败得更为体面。奥尔丁顿把乔伊斯看作一位骚乱的预言家;他哀叹达达主义即将洪水般泛滥，他的慧眼看出，只要这位魔法师的魔棒轻轻一触，这股洪流便会奔涌而出，当然，我觉得乔伊斯这部书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不相干的。一部伟大的书确实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而一部平庸的书最终可能是最有裨益的。下一代人需要对他们自己的灵魂负责;一个天才则要对其他天才负责，而不是对一工作室没受教育、未经训练的花花公子负责。然而，奥尔丁顿先生对低能者的深切关心，在我看来，还是带有某些关于乔伊斯作品本质的暗示，对这些暗示我是无法苟同的。他觉得这部书——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是对混乱的迎请，对种种变态、不完整感觉的表现，对现实的扭曲。但我最好还是引一下奥尔丁顿先生的原话，不然我也许是在撒谎。他说：“另外，我认为当乔伊斯先生以其杰出的才华来使我们对人类产生厌恶的时候，他是在做某种虚假的事情，是在诽谤人性。”这些话似乎有点像温文尔雅的萨克雷对斯威夫特的看法。“至于在道义方面，我觉得它简直就令人发指，不知廉耻、毫无人性、亵渎神灵： 尽管这位教长崇高、伟大，我说我们还是应该把他轰走。”(这是针对贤马国之旅的结尾说的——我认为这是人类灵魂取得过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不错，后来萨克雷对斯威夫特做了一个人所能给予或接受的最高赞扬：“在我看来，他是如此伟大，想起他就像想起一座正在崩溃的帝国。”在他那个时代，奥尔丁顿先生几乎是同样的慷慨。)
是否有可能诽谤人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诽谤，后者是对除去其他人之外的某个人或某个集体的诽谤)，这问题应该由哲学界来讨论;但毫无疑问，如果《尤利西斯》确是一种“诽谤”，那它就只能是一份伪造的文献、一件软弱无力的赝品，也决不会吸引奥尔丁顿先生片刻的注意。关于这一点我不希望再多说什么： 有趣的是，当奥尔丁顿先生提及乔伊斯先生的“伟大而没有节制的天才”时，他是在虚设前提。
我想奥尔丁顿先生和我多多少少同意我们在原则上要得到什么，并且同意称之为古典主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我才选择在眼下这一问题上攻击奥尔丁顿先生。我们对我们要什么持相同意见，但不是对怎样获得它，或是当代文学创作在这方面显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我希望我们同意“古典主义”并非与“浪漫主义”相对的选择对象，不同于“把这帮流氓赶下去”讲坛上的那些政治党派，不是保守党就是自由党，不是共和党就是民主党，它是一切优秀文学——只要确实优秀的话——根据各自在区域和时间上的可能性，力争达到的一个目标。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放弃手头上十分之九的材料，只挑选博物馆中木乃伊般的玩艺儿来进行创作，而成为“古典的”——正像某些当代作家一样，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就这一点说他们一些脏话(奥尔丁顿当然不是他们中的一个)。或者，一个作家可以通过尽量出色地处理手头上的材料，而成为具有古典倾向的作家。关于“古典”这个词之所以会产生混淆不清的现象，是因为人们非但将它用于文学，还将它用于各种利益、行为方式以及包含文学在内的社会所构成的整个复合体;而它在两种用法中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与创作艺术相比，在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古典主义者较为容易，因为在进行批评时，你只需对自己需要什么负责，在进行创作时，你就要对你能够怎样处理那些你不得不接受的材料负责。我把作家本人的激情和感觉也包括在这种材料中，对这位作家来说，他自己的激情和感觉毫无疑问是他必须接受的材料——并非需要夸张的美德或减轻的邪恶。因而，关于乔伊斯先生的问题是： 他处理了多少活的材料，以及他——作为艺术家，而不是立法者或劝诫者——是如何处理它们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乔伊斯先生对《奥德修》的并行性利用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具有相同于一项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以前从没人在这样一个基座上构造过小说： 以前从来就没有这个必要。我把《尤利西斯》称作一部“小说”并非想虚设前提;如果你把它称作一部史诗也没关系。如果它不是一部小说，那只是因为小说已成为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形式;因为小说——不是作为一种形式——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自我表现，它还没有完全失去形式，因而也不觉得需要一种更为缜密的东西。乔伊斯先生写过一部小说，名叫《肖像》;温德姆·路易斯先生写过一部小说，名叫《塔尔》。我认为他们俩都不会再写一部“小说”。小说已在福楼拜和詹姆斯那里结束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乔伊斯先生和路易斯先生“超越”了他们的时代，这样他们有意无意地对这种形式产生了不满，致使与那些聪明但尚未意识到它已过时的作家相比，他们的小说在形式上更不规整。
在使用神话，构造当代与古代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并行结构的过程中，乔伊斯先生是在尝试一种新的方法，而其他人必定也会随后进行这种尝试。他们不是模仿者，就像一个科学家利用爱因斯坦的发现，从事自己独立、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样。它只是一种控制的方式，一种构造秩序的方式，一种赋予庞大、无效、混乱的景象，即当代历史，以形状和意义的方式。它是一种已由叶芝先生勾勒出来的方式，我相信叶芝先生是当代首先意识到这一需要的人。它是一种靠占星图显示吉兆的方法。心理学(尽管有其自身的许多不足之处，也不管我们是以取笑的态度还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它)、人种学以及《金枝》共同发生作用，使得几年前都还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神话方法，而不只是叙述方法了。我真诚地相信，这是在使现代世界获得艺术可能性的方向向前迈进了一步，是在建立那种奥尔丁顿先生如此热烈渴望的秩序和形式的方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一个无法为此目的提供什么帮助的世界上，默默地掌握了自己的方法的那些人，才能帮助推动这一进步。
(王恩衷 译)
【赏析】
詹姆斯·乔伊斯现在已经是公认的20世纪文学大师了，他创作的《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作品脍炙人口，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尤利西斯》了。《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品，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小说。作品以意识流的手法，记录了主人公布鲁姆一天的生活，叙事手段多样，描写细致入微，表现了作家深厚的创作功底和对人生、时代、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切关怀和思考。
但是，伟大作品的命运和伟大人物的命运往往类似，那就是他们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因为伟大，因为前所未有，所以当他们诞生的时候，常常不被人们所认识，甚至遭到误解。这种事情在20世纪初的西方文坛似乎尤甚。大作家劳伦斯、托马斯·哈代、纳博科夫等的作品都曾遭到过批评甚至被禁止出版。《尤利西斯》出版之时，也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有评论家认为，《尤利西斯》是“对混乱的迎请，对种种变态、不完整感觉的表现，对现实的扭曲”。评论家奥尔丁顿甚至说，《尤利西斯》“使我们对人类产生厌恶”，“是在诽谤人性”。但是，比劳伦斯和哈代等幸运的是，乔伊斯有一位和他同样伟大的辩护者——伟大的诗人艾略特。可能是英雄惜英雄，天才识天才吧，在评论界的一片争论和谴责声中，艾略特写下了为《尤利西斯》辩护的著名评论文章《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
针对评论界对《尤利西斯》的种种争论甚至谴责，艾略特开宗明义，在文章中一开头就指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现时代所找到的借以表达自身的最重要的作品。它是一本我们都蒙受过恩惠，都无法回避的书”。艾略特的这一论断现在看来也许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是须知在当时热烈争论的情况下，却是需要多么非凡的眼光和果敢的勇气啊!
在对《尤利西斯》的文学史地位进行了定性的论断之后，艾略特并没有从各个方面展开对作品的论述。恰如艾略特所说，对于这样一本具有无数阐释可能的作品，他所能做的只是阐述它的某一尚未确定的方面。艾略特所选择的这一个方面，就是在以往的评论中为人们所忽视或者远远没有给与足够重视的《尤利西斯》中的神话结构问题。艾略特指出，《尤利西斯》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存在平行结构，而且这种结构平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评论界认为这种平行只不过是一种逗人开心的小伎俩，或者只是故事叙述的支架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艾略特看来，《尤利西斯》中的平行结构，乃是乔伊斯对古典主义的回归，“它是一种控制方式，一种构造秩序的方式，一种赋予庞大、无效、混乱的景象，即当代历史，以形式和意义的方式”。
艾略特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古典主义?《尤利西斯》神话结构的内在作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在艾略特看来，“古典主义”不是与“浪漫主义”针锋相对的一种文学思潮，而是“一切优秀文学根据各自在区域和时间上的可能性，力争达到的一个目标”。换句话说，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古典主义的。古典主义不是翻故纸堆，不是玩木乃伊。判断古典主义的标准，乃是作家如何有效地处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材料，处理自己的激情和感觉。每个时代都需要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品。以往的文学大师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那么，在乔伊斯生活的当下，面对着20世纪初这样一个充满了变化，充满了混乱，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时代，如何古典呢?这是当时的文学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艾略特认为，《尤利西斯》对《奥德修》的平行性利用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以前从来没有人在这样的基座上构造过小说，那是因为以前从来也没有这个必要。而现在不同了，这个时代比以往更加混乱，更加难以捉摸，要把握这个时代，处理这个时代的材料，就需要新的文学手段。《尤利西斯》的神话结构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手段。它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构造了秩序，为我们开启了认识一个时代的大门。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乃是真正优秀的古典主义作品。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一时代之文学则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表现形式。艺术形式的变革不仅仅反映了艺术理念的更新，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和人们心理的深刻变化。新的时代，新的人生，必然要求出现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因此，艾略特认为，《尤利西斯》不规整的形式并不值得奇怪。如果说《尤利西斯》不符合一部小说的形式标准的话，那是因为小说的原始形式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已经无法完成表现当下时代的需要了。
艾略特的文学观是全面的、变化的、开通的。他不仅能看到过去和现在，更能看到未来。在文章的最后，艾略特指出，神话结构的产生，得益于心理学、人种学和弗雷泽爵士的名著《金枝》等的影响。这一文学结构的创新，将使现代世界在获得更多艺术可能性的方向上向前迈进一步，在向建立新的秩序和形式的方向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其他作家必将随后进行同样的尝试。
20世纪文学史的发展证明了艾略特这一断言的正确性。在萨特、福克纳、库切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发现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的古老神话结构贯穿其中。平行神话结构已经成为一种经典的文学创作手法。艾略特以这篇文章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评论家。
(王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