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马尔先生一生之中曾经有个时期，那时他的行为准则是： 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种最完美、最符合逻辑、从几何学上讲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检验这个模式是否适合生活中可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第三，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与现实相吻合。帕洛马尔先生曾经认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发明并用来研究物质结构与宇宙结构的这种方法，是他可以借来研究错综复杂的人类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的唯一方法。这里要善于掌握两方面的情况： 一方面是人类社会那既无规则形状又无逻辑可言的生活现实，这里只有奇形怪状与紊乱;另一方面是完美无缺的社会结构模式，这里图形清晰，图上的直线与曲线，圆形、椭圆与平行四边形，横坐标与纵坐标，井井有条。
要建立模式(帕洛马尔先生是知道的)，需要有个出发点，即需要一些原理，从而演绎自己的结论。这些原理(亦称公理、公设)不需要人们去别处挑选，而是头脑里本来就有的。如果一个人头脑里没有任何原理，那么他怎么进行思维呢?因此，帕洛马尔先生头脑里也有这些原理，只是(由于他既非数学家，亦非逻辑学家)未曾花力气整理它们。演绎是他喜爱的一种活动，因为这种活动他可以独自一人默默地进行，既不需要什么器械，又可随时随地进行，坐在沙发上或散步时都可以进行。对于归纳法他却不大信任，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经验不准确、不全面。所以建立一种模式对他来说就成了在(隐隐约约存在于头脑里的)公理与(看不见摸不着的)经验之间建立奇妙的平衡。这种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它比公理与经验就具有更为牢固的稳定性。一个好的模式确实如此，它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互相联系，使得整体连贯一致，宛如一部机器，如果其中一个齿轮卡住了，整个机器都会停下来。从定义上讲，模式不需要更换任何部件，可以完全正常地运转。然而生活现实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却百孔千疮，无法运行。因此，只能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迫使生活现实接受模式的形式。
相当长一段时期，帕洛马尔先生都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情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只注意模式图上的线条是否安宁与和谐，不关心人类生活现实为了具备模式的形状会遭受什么损害、扭伤或挤伤，并且要认为这些伤害都是暂时的、微不足道的现象。但是，只要他一刻不把眼睛盯着理想模式王国里的这个和谐的几何图形，人类生活的景象便会跃入他的眼帘，各种奇形怪状与混乱便跃然纸上，模式图上的线条也仿佛变样了、歪斜了。
这就需要细心地进行调整： 逐步修改模式图样，使其渐渐符合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同时逐渐改变现实，使其接近模式。然而，人类的适应性是有限的，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值得庆幸的倒是，任何严格的模式都可能表现出某种意想不到的灵活性。简而言之，如果模式不能改变现实，现实则应当改变模式。
帕洛马尔先生的行为准则渐渐改变了。现在他需要许多模式，需要许多可以按照组合方法加以变换的模式，以便从中挑选更符合某一生活现实的模式。而每一个生活现实都是由许许多多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的现实合成的。
帕洛马尔先生的全部工作并非自己制订各种模式，亦非尽力应用现存的各种模式，他只不过是想出一种正确使用正确模式的办法，以填补他在现实与原理之间发现的日益加深的鸿沟。总而言之，各种模式的运行与管理方法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亦不可能对它们进行修订。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同他有很大区别，他们遵循的是另一套准则。他们首先是按照模式的功能来判断模式，而不是按照一般原理或模式运用于一般人的生活后所产生的效果来判断模式。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各种模式要塑造的东西构成了模式的功能体系。这种功能体系的效验是看它能否广泛应用和长久运用，这就等于要模式成为这样一个城堡，等于要求这个城堡用自己那厚厚的墙壁去保卫城堡外边的东西。帕洛马尔先生对功能这个词从来不抱什么希望，他深信不管功能不功能，最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诸如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不论是慢慢地、不声不响地产生的形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形态，不论是生活习惯中的形态，还是思想方法中的形态，也不论是行为方式中的形态，还是价值观念中的形态。如果问题就是这样，那么帕洛马尔先生极力称赞的模式之模式就应该有助于获得一种透明的、能见的、细微的、像蜘蛛网那样的模式，它能吸收别的模式却不会被别的模式所吸收。
想到这里，帕洛马尔先生便把自己头脑里的各种模式和各种模式的模式统统一抹而尽。完成这项工作后，他便面对面地望着这个既不便控制也难以均一化的生活现实，逐个地形成自己的看法：“对，”“不对，”“嗯。”为此，最好能腾空自己的头脑，把支离破碎的生活经历和默认的且无法证明的公理也清扫干净。这样一种行为方式虽不能使帕洛马尔先生感到特别满意，却是他现在可以付诸行动的唯一方式。
当问题涉及的只是社会的弊病或某些人的不法行为时，他的表态毫不迟疑(只是他担心说多了正确的东西也会变得重复啰唆、平淡无味)。要是对那些灵丹妙药发表意见，他就有些为难了，因为他首先要核查这些灵丹妙药是否会引起更严重的社会弊病或不法行为，并且要核查由这些开明的改革者明智地提出来的这些措施能否被他们的后继者所采纳。因为他们的后继者可能不像他们这样开明与明智，可能是些庸庸碌碌的人，或者是些滥用职权的人，或者是既平庸又滥用职权的人。
这些天才的思想就待他系统地阐述了，但是下面这种谨慎心情却阻止他阐述出来： 如果讲出来变成模式怎么办呢?因此，他宁可使自己的信念保留着没有具体形状的流体状态，使之成为指导自己日常行为但未明确表述的准则，遇到具体事情再给它赋形： 采取行动还是等待观望，接受还是拒绝，讲话还是沉默。
(肖天佑 译)
【赏析】
卡尔维诺是当代享誉国际的意大利作家。这篇《模式之模式》选自他的《帕洛马尔》。全部由速写般的短章构成，是本与众不同的沉思录，深邃并多义。文中的主人公帕洛马尔借用了一座天文观察台的名字，因此，他永不止息地进行着观察周遭世界的工作。这种观察常常不由自主地上升为一种沉思——对宇宙、时间、无限、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及思维性质的思索。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同样体现在这篇《模式之模式》中。
正如柏拉图以来的一些哲学家在面对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时不懈地追求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一样，帕洛马尔先生早先的理想也是要借助自然科学家研究物质及宇宙结构的方法来研究错综复杂的人类问题，这种方法就是建立一种完美无缺的模式。这种由公理演绎而成的模式，自然是无懈可击，最符合逻辑、最具稳定性，但是它同时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划下了一道无法融合的鸿沟。
模式至上的思想使帕洛马尔也像一些革命家或改革者那样，对于人类为建立某种模式所做的牺牲漠然处之，认为在进步、解放的神圣事业面前，个体所受的伤害都是暂时的和微不足道的。然而，只要睁开眼睛的人们都会看到，事实上人类社会依然是混乱无序、百孔千疮的。人生的阅历使帕洛马尔清醒地认识到：模式并不能改变现实。那么，是否让现实来改变模式呢?
徘徊在模式与现实之间的帕洛马尔只不过是一个思考者，他无非是要想出一种正确使用模式的办法，以填补现实与原理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而那些模式的制定者和管理者们的思维是一种工业生产的思维，即按照原型化、一般化的原则解决问题，因此，他们更看重模式的功能而非效果。这种思维，在帕洛马尔看来，无疑使模式成为一座用自己的墙壁去保卫外边东西的城堡。
正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言的那样，“世界总是通过知觉而呈现的，而不是通过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呈现的，知觉首先不是在作为人们可以用因果关系范畴来解释的世界中的一个事件，而是作为每时每刻世界的一种再创造和一种再构成”。 只有在知觉中，人们与世界才能发生一种素朴、本真的联系，其中未掺杂任何抽象和分析的内容，未被反省思维和科学概念所玷污，未受到物理世界对象的影响。
因此，作为有着理性传统价值取向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卡尔维诺并不排斥科学，他关心的是科学的深层基础问题。对于科学所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我们应该相信“经验到的东西”，还是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因此，如同梅洛·庞蒂强调知觉经验的优先性和科学表述的派生性一样，卡尔维诺也十分看重科学与人的处境相关联，反对超然的科学。
重要的永远是生活世界——城堡里边的东西。出于对模式的反思和对于人类当下存在的关切，帕洛马尔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现实世界充满了多元的形态，又岂是一种模式所能框定的?于是，他在头脑中想象着如蛛网般轻盈的模式之模式，既能吸收别的模式又不会被别的模式吸收。而这样一种似有形又无形的模式之模式，岂能是一个填满各种原理、模式、经验，为条条框框所束缚的大脑所能捕捉的?为此，帕洛马尔不惜将自己的头脑清空，坦然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世，唤醒知觉，采取行动，作出表态。
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如果涉及的是人类社会的恶行，那么表态就容易得多;相反，关于所谓的善举，表态却不得不慎重，目光也不得不放得长远。帕洛马尔先生的担心并非多余，他甚至怕自己的这些思想阐述出来会固定成一种模式，变成一种有形的东西，那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宁愿使思想处于一种流体状态，遇到具体情况再随物赋形。
于是，在经由对模式的追求到拒斥任何一种模式的历程后，我们看到一个将芸芸众生装在心中，肩挑现实与理想，艰难地行走在思想的刀锋上的帕洛马尔，那个先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帕洛马尔先生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祝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