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轻人对我说，他要做一个作家。我总是鼓励这些人们，但同时解释说，当作家与发表作品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些人大多梦想的是财富与名声，不是打字机旁漫长时间的孤军作战。“你是想发表作品，”我对他们说，“不是想做作家。”
事实上，写作是一种孤寂、隐遁、不赚钱的事情。每一位受到司命女神青睐的作家背后，都站着千万个终生壮志未酬的人们。那些成功者常常都经受过长期的冷遇与贫穷，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结束20年海岸警卫队生涯时，我想成为一个自由作家，但毫无前途可言。我真正拥有的，是纽约市的一位朋友乔治·西姆斯，我和他是在田纳西州的亭宁一起长大的。乔治在我家里找到了我，家是一间搬空了的小仓库，在格林威治村公寓楼，他是这里的管理人。屋里阴冷，没有浴室，我不在乎。很快买来一台旧手工打字机，感觉如同一个天才大文豪。
过了大约一年，我仍然没有什么突破，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卖出一篇小说是那么艰难，吃饭的钱都挣不够。但我明白我仍然要写作，我梦想这个许多年了，我不想成为这样一种人，临死时候还在想： 假如我怎么怎么可能会怎么怎么。我要保持操守，哪怕这意味着生活在收入不可靠与失败的忧惧之中。这是希望的幽冥区，大凡有一个梦想的人，都得学会过这种生活。
后来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真正奠定我一生的电话，并非什么代理人或编辑提供大宗约稿，正相反，倒像海妖塞壬在引诱我放弃我的航程。打电话的是海岸警卫队的老相识，现在驻扎在旧金山，他曾借给我钱，并喜欢借此奚落我。“我什么时候能拿回那15美元哪，亚历克斯?”他取笑说。
“下次卖出文章的时候。”
“我倒有个好办法，”他说。“我们急需一个新的公共信息助理，年薪六千美元。如果你肯干，准行。”
六千美元一年!这在1960年真还不少。可以买到一套好公寓，一辆汽车，可以偿还债务，也许还能储蓄一点。尤其是，可以边工作边写作。
正当美元在我脑子里漫天飞舞的时候，内心深处某种倔强的东西抬头了。我一直都在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全日制专业作家。“谢谢你，我不要。”我听得自己在说，“我要写作到底。”
然后，我在小屋子里踱来踱去，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傻瓜。伸手摸进我的餐橱，一个钉在墙上的香橙板条箱，拿出里面所有的东西： 两罐沙丁鱼。双手插进身上口袋，掏出18美分。放进一个揉皱了的纸包。这个，亚历克斯，我对自己说，就是眼下你为自己挣到的一切。我不能肯定，我从前是否像当时那样懊恼沮丧过。
真希望我的写作水平立刻提高，但没有。唯一感谢上帝的是，有乔治帮我苦度窘境。
通过他，我结识了另外一些只身奋斗着的艺术家，如乔·德莱尼，来自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的老兵画家。乔经常没钱吃饭，不得不去造访左邻右舍，一个屠夫给他一些带少许肉的骨头，一个杂货商给他一些萎蔫了的蔬菜，乔用这些东西煮便餐汤喝。
另一位同村人是标致的年轻歌手，他惨淡经营一个餐馆。据传，如果顾客点了牛排，歌手就一溜烟跑出去，到街对面超级市场去买一份现成的来。他的名字叫哈里·贝拉方特。
德莱尼和贝拉方特这些人成了我的模范。我懂得，要坚持不懈为理想而工作，人得作出牺牲，过有创造性的生活。
艰苦磨炼中，我渐渐卖出一些文章。写了当时许多人谈论的问题： 公民权，美洲和非洲的黑人。不久，像鸟儿南飞一样，我的思想老是回到了孩提时代。在我静静的房间里，好像听见奶奶，堂兄乔治亚，婶婶普拉斯，姑妈丽兹，舅妈蒂尔的声音，他们在讲述我们的家庭和奴隶制。
从前这些故事美国黑人是不对外人讲的，我也基本上守口如瓶。但有一天与《读者文摘》编辑们共进午餐时，我讲起了我的奶奶姑婶堂兄，而且我说，我想追溯家族根由，直到那用铁链拴着卖到这边海岸上来的第一个非洲人。我带着一份合同离开餐桌，它将支持我采访写作九年。
这是一个爬出黑暗的漫长过程。然而1976年，离开海岸警卫队17年后，《根》出版了。立刻，我尽情享受到了少数作家所体验过的成功与名声带来的欢乐。炫目的聚光灯赶跑了漫长的黑暗。
平生第一次，我有了钱，到处的门为我敞开。电话整天响，不断结交新的朋友，签署新的协约。我收拾行李，搬到洛杉矶，帮助拍摄电视连续剧《根》。这是一个忙乱兴奋的时期，成功之光照得我蒙头转向。
忽然有一天打开行李时，我无意间看到多年前住村里时装东西的一个箱子，里面有一个棕色纸包。
我倒出包中物，两个腐败了的沙丁鱼罐头，一个五分镍币，一个一角银币，三个便士。往事像漩涡似的一下子涌上心头，和打字机一起蜷缩在阴冷、滴漏的单间斗室的情景历历在目。然后我对自己说，纸包里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根，终生不可忘记。
我把罐头送去加装有机玻璃框。把那个塑料箱干干净净摆在天天看得到的地方。如今它们摆在我在诺克斯维尔的桌子上，放一起的还有普利策长篇小说奖杯;电视剧《根》九项埃美金像奖的半身雕像;还有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最高荣誉——斯平加恩奖牌。我很难说出哪样东西对我最重要。但唯有那第一样东西给我以勇气与恒心，使我在梦想悠悠之中保持对事业的忠贞不二。
这是所有胸怀梦想的人们都得修炼的功课。
(曾用平 译)
【赏析】
罗兰说，人们往往喜欢看你春风得意时的笑脸，而不愿听你秋扇见弃时的哭泣。大概每个人都做过作家梦，出书，得奖，数稿费，无限风光，而作家背后的艰辛，常常被人们忽略不计了。
美国作家黑利在结束20年的海岸警卫队生涯时，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为此他放弃了6 000美元一年的高薪工作，在一个阴冷的小仓库里用一台旧手工打字机进行创作。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全部财产是18美分和两罐沙丁鱼。在朋友和另一些只身奋斗着的艺术家的激励下，黑利渐渐卖出一些文章，并在17年后出版了长篇家史小说《根》，尽情享受到了成功与出名带来的欢乐。那18美分和两个腐败了的沙丁鱼罐头被黑利摆放在天天能够看到的地方，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可能每个成功者都会经受长期的冷遇与贫穷，黑利就是这样过来的。他说：“这是所有胸怀梦想的人们都得修炼的功课。”
写作是孤独的，踏上写作之路就意味着自我放逐。这是来自灵魂，来自精神世界的归隐和幽闭的理念在作祟。远离喧哗和浮躁，心如止水，在宁静中让思想淬火，在静止中与先哲神游。在这样的写作姿态里，我们天马行空，才情天纵。我们说出了自己无法预料的话语，我们抵达了他者无法涉足的境地。这时，我们的灵魂与孤独接近，我们通过写作进入到事物本质，深陷于无限的孤独之中，然后寻找出孤独，解剥孤独。你可以看见你正在流动的血管，你可以看见你正在跳动的心脏，你把你自己给支解了。
抓住回忆，愈是痛苦的回忆，愈是把它当成最丰盛的财宝。这是写作者的悲哀，却找不到出去的途径。因为迷恋上写作的人都将是这样孤独的。写作始终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就像葡萄要被踩碎践踏密封许久才可以酿出甘醇的酒。这种痛苦和无望令许多作家自我毁灭，譬如尼采、川端康成、海明威，还有中国的海子。写作是一次孤独的远离，你一出发就背负着孤独，你像一枚被弓弦发射出的箭，一离弦，就再也无法收回。
许多作家还常常要忍受贫穷的生活。真正的写作其实是贫穷的，鲁迅曾经感谢他的父亲不善经营、穷了下来，所以才使他在从小康坠入困顿的途中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写出了近代最深刻的揭露世人灵魂的文章。同样道理，如果曹氏家族不遭遇抄家厄运，少年曹雪芹不体味世态的炎凉，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艰苦环境中“黄叶著书”，而是仍然在灯红酒绿、温软甜香中过他的阔少爷生活，也绝对写不出《红楼梦》。晚年的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穷苦，“满径蓬蒿”，然而他仍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红楼梦》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在债主无止境的追逼的情况下，在26天内完成了长篇小说《赌徒》，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绝望之地的时候，他又写出了著名代表作《死屋手记》的前几章。
黑利的经历与他们相似，而最终让他成功的是他的梦想，他面对高年薪诱惑时对梦想的坚持。文末的棕色纸包这一细节极为精彩，那是梦想的起点，也是让作者从成功之光中找回自我的清醒剂，带给他勇气和恒心，对梦想的忠贞不二。
(杜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