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内瓦国际会议要我准备这篇讲话的时候，我立刻想到可能有两种方式来讲这个题目： 一种是从哲学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这种方式可能不十分适合我的能力;或者，从小说家的角度考虑，这是我的角度，因为我是小说家。我是写小说的，和现今诋毁小说的人所维护的论点相反，我相信现今小说的功能，就是说，我相信现今小说的某些方面的作用。
……
小说，就像今晚对诸位讲话的小说家一样——我想再次提起这一点——，是一种迟到的体裁。如果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是小说，那么也可以说一切文学都是诗，至少在它开始产生的时候是这样。小说，就像今天我们认为的那样，它很晚才加入整个文学的行列。要构成一种小说运动，要创造一种小说传统，一部孤立的小说，一部《金驴》①，一部《讽刺家》②，是不够的。
我们不可忘记，只要有一种小说运动，有一种小说流派，有一种小说演变，就存在一种小说传统。这一现象由于流浪汉小说而第一次在西班牙产生，这种小说已经持续了三个多世纪……读着西班牙流浪汉小说，我们便面对着这样一种小说，它不仅表现它的时代，而且解释它的时代，即那个充满着地理的、天文的、科学的奇迹的时代，而不需要作家改变那个时代的语言。就是说，是这些作家主导着语言的游戏，就像可敬的巴罗克风格作家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③做的那样。什么也超越不了他们;是他们超越了他们的时代： 贝莱斯·德·格瓦拉④和卡斯蒂略·索洛萨诺⑤对炼金术的嘲笑;无名的埃斯特万尼略·贡萨莱斯对欧洲及其居民的了解;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关于“炼金术”和占卜的艺术;以及在此之前克维多的百科全书般的文化。萨拉曼卡和托莱多的博士们可以留在家里了。小说家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比谁都更能够表现他的时代。
我们来谈谈19世纪吧。巴尔扎克完美地表现了他的时代。但是不应该任凭成堆的陈词滥调左右我们。那些陈词滥调几年来一直被整个喜欢回溯往事的批评界使用着。巴尔扎克被作为一个象征来评介，他的作品以这种名义再版，虽然我认为巴尔扎克的读者远不如过去多。也许在法国他的读者多些，但是我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写《朱安党人》、《十三个人的历史》和《黑暗的历史》的巴尔扎克依靠历史、依靠作品的史诗般的内容而存在。但是当他把我们引向心理的表现时，我们却发现他笔下的30岁的女人属于我们可以称为的现代女人的史前时期。他笔下的无赖、吹牛者、无耻之徒、无所顾忌的商人、形形色色向上爬的人，都被现代的伟大流浪汉小说超越了。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东西。诸位读过和重读过巴尔扎克的作品。诸位在他的作品中读到过某种跟表现他周围的现实有关的忧虑吗?绝对读不到!他是主人和老爷。他支配着他的时代。
左拉亦然。他满足于掌握充满他的全部作品的全景，几乎不敢碰技术。请注意，在卢贡—马卡尔家庭的世界上，只是十分偶然地出现一名工程师、一名科学家或技师。夸耀自己了解本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分析技术的左拉，害怕面对技术世界，尽管他已经处在他的时代，他在《人面兽心》中稍微接触到了技术世界，他对翻倒的火车头的描绘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杰出的抒情散文的一个片断。如此而已。
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语言没有在希望被讲的东西和熟悉的东西之间制造任何不安。普鲁斯特的语言高居于需要认识的东西之上，支配着作品试图表现的题材。他是自己的技巧的主人，因为他明白他看到的一切。实际上，他用语言在表现一种尽管是多重的现实方面能够做的一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广大的流浪汉世界。他的时代通过“他的巨型小说恢复的时代”得到了概括。
这样谈论普鲁斯特，也可以这样谈论詹姆斯·乔依斯。因为他所表现的熟悉的东西没有同妨碍他继续前进的陌生的因素发生冲突。詹姆斯·乔依斯支配着他的世界。乔依斯从他的世界里汲取泉水，他在他的世界里找到了浆液。《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对小说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物生活中的意外事件是乔依斯这么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能够理解、能够揭示和表现的。
当意识到实现的这一切，意识到小说达到的这个高峰，我不禁开始考虑未来小说的命运。我的朋友谢尔盖·爱森斯坦⑥对我说，依他看，有两部影片可以拍： 即《资本论》和《尤利西斯》。我觉得他有道理，因为不管人们如何评论，这两本书30多年来一直使我们着迷： 《资本论》使我们着迷的理由在此提及也许是多余的;《尤利西斯》使我们着迷是因为这部小说结束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应该说，《尤利西斯》出版后，小说家们惊呆了。一切都可以拒绝，人们可以否认它的特点，但是《尤利西斯》依然存在。人们说，詹姆斯·乔依斯写了一部新作品，玛丽·莫尼尔为它设计了异常的字体，a、b、c等字母用不同的颜色印刷，其间用海藻、海马、蝾螈、太阳的形象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归根结底，这种不用规范字母印刷的方法是和《为芬尼根守灵》相适应的。这一切都令人不安。但这种令人不安主要是因为乔依斯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人在大地上生活的一种方式。
在我们眼前开始了另一个时代。30、40或50年后，它也许能出现一个新乔依斯。《尤利西斯》之后，已经出版了许多小说。但是《尤利西斯》之后的小说家时常为《尤利西斯》的复杂性感到头痛。在写作时总觉得事情不该这样，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写。在对人的认识方面，要理解乔依斯是困难的。在他的小说最后一章的奇异的叙述中，一个时代结束了。
就是因为这一点，引起了人们对遵从着新的生活方式的男女的命运的困惑。我还记得《尤利西斯》出版的情况。它的法文版是由七位最优秀的作家翻译的。这事发生在30多年前，在那个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奇特——，生活的节奏是不同的。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人，显然还是他自己，但是他受到了力量、技术、活动手段、通讯工具的包围，这一切需要一种超越他的语言。这种语言每天超越着人，也超越着小说家。技术的进步，科学的成就，通讯、报道和信号工具，早在30年前就超越了小说家的感觉方式。
譬如说，我们面对的是商业航空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直接观察的能力。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世界，它有新的纪律，有一种节奏、一种运动、一种变化的力量，有人物的更换，观念和观点的变化。但它还没有使我们的时代产生一部伟大的小说，尽管圣埃克絮佩里⑦的小说也预示着一种文学，而这种文学依然期待着它的出人意料的小说家。
既然商业航空尚没有产生伟大的小说——这一点我恰恰是对格雷厄姆·格林讲的——，我们又将如何评价宇宙飞行员的旅行呢?他们存在着，他们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为幽默新闻准备的素材;我们每天都谈论他们。他们围绕着我们。这是现代的魔术，是未来的历史。
我们今天的小说家觉得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他的时代，落后于那些不愿他遭到任何不幸、甚至读他的小说、但是却处在他望尘莫及的地位的人们。他乘飞机旅行，却不知道为什么必须系好安全带。他接触到了商业航空的非凡世界，却不了解飞机构造。他目睹了宇宙飞行员的起飞;看到了他们在旅途上拍的照片;他转向药物世界，面对的是一种封闭的语言;他转向科研人员，看到的是他一窍不通的回忆录、专著和报告。
然而，这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世界。但是你会发出疑问，就像安东尼奥尼刚才对我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是不是电影比小说更能够深入有待表现、尚未表现、需要表现、今天的生活所面对的世界。如果你不是科学家，怎样来描写科学世界呢?当见证人不再是他的时代的见证，当一种新观念——在这个词的柏拉图式的意义上——支配人类活动的广泛而重要的方面时，见证人就没有意义了。
写《萌芽》的左拉当然不理解核研究总局发生的事情;今天在甜菜田里爆炸的超音速飞机同《人面兽心》中的不幸的火车头几乎毫无关系。《崩溃》的作者在广岛没有多少事可做。
诸位会对我说，对小说家来说，除了适应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他不理解，只能怪他自己。他早该学习技术;早该像宇航员那样旅行。掌握具有高度参考价值的文件。但是进入技术世界，进入宇航员的世界，简单地进入商业航空的世界，并非易事。为此，必须具备某些经验;必须掌握一种语言;必须穿过人和技术设备之间的神秘之门。
谈论技术，这是什么意思呢?技术，就其费用而言，它已经变成政府补助的对象。是国家(不管是什么国家)补助了技术，使技术有可能发展。但是你得设法了解国家的秘密!怀疑技术就等于把小说家置于一个滑稽可笑的历史人物的地位： 大约在1946年，一个衣着寒酸的男人在纽约一座公园里遇到一位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他衣着讲究，营养也不错。同学问他：“你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他回答说：“我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中断了学习，回去后我什么也不干了。”“在战争中你没有学会什么?”那位同学问。“是的，我学会了开炮。”“办法很简单： 去买一门大炮，靠自己的力量安个家吧。”
为了进入这个时代的技术世界，决定这么做的小说家不得不常常表现得像那个有一门大炮、靠自己的力量安家的人一样。因为大炮属于国家，国家和技术是不容易接近的。电影比描写现代的科学世界的叙事作品先进得多。但是这总是有点像詹姆斯·邦德和巴巴雷利亚⑧的影片，也像幽默新闻。事实上，尽管安东尼奥尼有他的见解，电影毕竟不同于科学世界，或者说，如果它围绕它，试图抓住它——我所指的并不是生物学家、外科专家拍的纪录影片——，那是建立在似乎超出电影的操纵台、仪器、器具、装置和机器的基础上的。
这不是巴尔扎克的世界，不是左拉的世界，不是普鲁斯特的世界，更不是乔依斯的世界，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世界的主人。我们，1967年的小说家，已经落后于一个世界。它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世界。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断出某种关于小说衰落的假设。事实上，如果小说不再追赶它的时代，如果不能解释它，表现它，确定它，小说的命运又是什么呢?写小说干什么用呢?拿小说怎么办呢?
当然，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总是可能的。在这种小说中，人物A，男性，偶然对人物B，女性，发生了兴趣。他们周围的东西可以在A和B的行为中担任一个角色。此外还有一个人物C，他被安插在情节中;还有一个人物D，最后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A、B或C不能相安无事的话。
对这些人物，我们能喜欢到何种程度呢?实际上，他们就叫胡安、路易莎、阿尔贝托和马塞拉。但是，在我看来，现代小说的危机就在这里;无论胡安A、路易莎B、阿尔贝托C、还是马塞拉D，都不怎么让人喜欢。我们跟踪他们的冒险、他们的命运的变化或一成不变，就像跟踪使某些滑稽新闻充满活力的人物的行踪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人物我们还会在这张或那张报纸上遇到。即使两三个星期看不见他们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他们的冒险的愉快的了解。可以不再刊登幽默新闻，这没关系。正如在法国、德国、英国天天被列为“新书”的小说有一半可以不出版一样。诸位认为那里的小说在叙述、描述、写小说即作小说方面，在小说的语言方面，不存在危机吗?A加上B、加上C、加上D的故事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因此，就有了黑色系列，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的光辉世界。这多亏一位像雷·布雷德伯里⑨这样的天才。
但是，这还不能说小说普遍陷入了危机。只是在固守旧模式的地方才有危机。与此相反，在小说成为史诗的小说，在从特别不一般的故事中汲取史诗力量的地方，在小说运动本身能够使它起到时代的作用、表现小说家生活的和能够把握时代的现实的地方，小说是有生命力的，充满活力的。
诸位也许会说，任何时代都富有史诗般的行动。史诗，科学叙事史，在这方面它和集体的叙事史、群众的史诗、人类迁徙和人类意志的史诗同样重要。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种很难理解的史诗——科学史诗——和一种与此相反的容易理解的史诗。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向我们提供了它们的成分，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成分的整体，并可以加以衡量和批评，因为它们服从我们的评判。诸位切莫忘记，在此我是以小说家的角度看问题的。科学的神秘性会突然消失，让我们面对事实，就像写关于公共马车的随笔的蒙泰涅一样。我们再也不需要努力理解在别的读者那里我们得不到理解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得不到理解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缺点吗?若是如此，就是我们的过错了。但是小说家的缺点仍然存在。他仅仅是个小说家，他有他的缺点，他的职责也许不是掌握、不是具备某种难懂的技术。
他用一种比较好的语言写作，但是他掌握着一种表现手段。也许他还具有一种超过大多数人的观察力。在那些讲某种难懂的语言的人面前，你面对的是一个政治世界。在那里，人们对你讲的至少是一种清楚的语言。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它充满了埋伏、陷阱。在这种世界上，今天是真实的东西，明天却不再是。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小说家应该找到一种思考的理由，找到一种行动、我称为“写作的行动”的源泉，其道理就像世界的永远变化、赫拉克勒斯⑩的水的变化一样。
作家蒙泰涅谈论美洲，为了美洲而甘冒风险。请大家回忆一下他关于公共马车的随笔的开篇吧。他是这样开头的：“我们的世界会找到另一个世界，但是那个世界不会这么大，却会一样充塞、拥挤。然而是那么新，那么童稚，还需要我们教它ABC。”
后来他问自己，这些人为什么必须听西班牙人习惯听的布道呢?他们为什么必须背弃自己的神灵而要信奉我们的呢?
蒙泰涅为了美洲而经受着危险。他谈论美洲时，我偶然想到，他的态度包含着一种教训： 凡是评论一个事件的人，都会遇到危险。诸位知道，这个观点并不新鲜： 不愿遭到危险的人一样会遭到危险。我不想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但是蒙泰涅在一篇像他写的关于公共马车的随笔那么和平的作品中却彻底地、以辩论的、战斗的方式尽其职责，反对征服者欧洲，卫护美洲的事业。
今天我想对诸位讲的是拉丁美洲，以作为对一种可能存在的承诺的启示。我所属于的这个美洲像组画一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世界的景象，在那个世界上，承诺总是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分不开。我知道，拉丁美洲在世界的精神生活中还不受重视，或者很少受重视。荒唐的文化中心论长期把它排斥在一切属于文化史书的东西之外。但是这个拉丁美洲(我维护它的价值)也为我们造就了卓越的人物。
第一个便是成为编年史家的“富有灵感的兵士”贝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⑪。他以《征服新西班牙的真实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时代第一部真实的骑士小说。由于贝纳尔·迪亚斯，作家的社会作用便在新世界确定下来： 关心与其有关的事情，走在他的时代前面，抓住它那更正确的形象。抓住这个形象的第一个人应该完成一项落到现代作家特别是小说家身上的任务，尽管在那个时代只有流浪汉小说家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小说家。
第二位作家是印加人加西拉索·德·拉·维加。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蒙泰涅讲过的“童稚世界”。他是一位印加公主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他在他的宏伟著作《王家述评》中专注地回忆了他的国家印加王国的伟大，怀着痛苦的思念描写了印加王国昔日的伟大。这位作家也尽了他的社会职责： 关注不远的过去，为的是让世人把它铭记心中。
第三位作家阿根廷人萨米恩托过了很久、到了19世纪才出现。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这就是在其经典之作《法莱多》中揭示美洲大地存在的“野蛮的考迪略”现象。在此，作家的社会作用是揭露，是表现后来在可怕的现实中变得牢固的危险。(啊，苏埃托尼奥·德·罗萨斯、佛朗西亚博士、梅尔加雷霍、埃斯特拉达·卡夫列拉、胡安·维森特·戈麦斯、马查多、巴蒂斯塔!……都是什么人啊⑫!)
这样，我们就该谈何塞·马蒂的作品了。在他充满激情的一生中，他写的每一行字都洋溢着他对拉丁美洲的炽烈信念。即使在今天——他死于1895年——，如果不借助何塞·马蒂的作品，人们也一点儿也不能了解拉丁美洲，不能了解蒙泰涅已欢呼过其新变化的世界。在此，作家的社会作用通过说明、确定和阐明问题的任务得到了体现。从贝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到何塞·马蒂，这是一个新世界。它借助作家们的手开始获得一种普遍的特点。现在我问自己，作家的手是不是有一种比说明、确定、批评和展示他命中注定居住的世界更高的使命?当然，为此必须懂得那个世界的语言。这就再一次提出了我开始讲话时提到的问题： 即在今天，什么语言对作家来说是可以懂的呢?是一种他施加过某种影响的语言，一种仍然清晰的语言，一种对他来说依然可以完全读懂的语言。
那是什么语言呢?是一种在他周围产生的、在他周围形成的、在他周围创造的、在他周围确定的历史语言。当然不是把每天的报纸拿来，从报上抄来某个文学结论，而是亲眼观察、感觉在自己的生活中与你有关的事情，使头脑保持足够的冷静，冷静得能够在要求于我们的不同承诺中进行选择。
我明白，危险是巨大的。有有害的承诺，虚假的承诺，不确实的承诺，热情的承诺，偶然被迫做的承诺(其真实性很难立刻加以识别)。但是一切事情都具有承诺的性质。你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得很严重;可能把整个精神生活的成就都为此而献出。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但是无疑，承诺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承诺服从于事件本身为我们指出的现实。在俄国革命之初，一些颇有才华的作家自愿流亡。我们认识几位。他们甚至是最高水平的作家。有一位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作家出了什么事情。人们不再读他们的作品;人们读的是符谢沃洛德·伊凡诺夫⑬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属于留在国内的那一群。人们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却不读另一位自愿流亡巴黎的诗人的诗。现在这位诗人在国内得到了重新评价，他终于有了正常的读者了。问题是，作家的作用的实现要考虑到全体人民的愿望。凡是这种愿望或这种实践麻木的地方，作家就会无所作为，就会转向A、B或C在D的干预下得救的那种小说。只有不多的东西可以表现、可以观察、可以写作，因为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不多。作家缺乏必要的事件，缺乏我们可以称之为“史诗般的因素”的东西。
但是，假若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世纪，史诗般的事件在这里缺乏，在别的地方会很多。我刚才同米切尔·莱里斯谈到了此事。我们证实，如果小说的题材在这里缺乏，但是在越南、中东、中国、拉美的游击战中，会很丰富。如何设法在一部作品中让作家能够展示小说的不同方面呢?“办法就在于，”米切尔·莱里斯说，“从自己的角落出发，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也就是说： 观察我所观察的东西，理解我所理解的东西，从我对这个世界的承诺出发使你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看法。
有人写道，知识分子是一类说“否”的人。这种十分容易的断言恢复了一切陈词滥调的一闪即逝的光辉——福楼拜称之为“捡来的概念”——因为循规蹈矩的“否”，由于抵制的怪癖，由于不肯随波逐流的骄傲的欲望，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像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是”一样荒唐可笑。是和否。有一些事实、事件，对它们必须说“是”。有一些集体的愿望在完成重要任务时必须统一到“是”上来。如果善于说“否”，也必须善于说“是”。许多德国知识分子面对希特勒说的“否”，法国抵抗运动面对维希说的“否”，对为越南、古巴革命和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而说的“是”来说，是一种延长和补充。“是”和“否”取决于原则。重要的是在原则方面不要出错，我们未来的岁月——在这个世界的王国中和我们一道完成任务的人们的岁月——取决于对那些原则的坚持。事实上，作家或小说家——普遍地说——都很少出错，因为他们跟他们的时代和时代的生活有一种特殊的、在他们作为不曾进行专门技术训练的观察家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联系。他们理解他们时代的人民群众的语言。他们能够理解那种语言、解释它、赋予它一种形式——特别是这一点： 赋予它一种形式——，实行一种黄教⑭，就是说，将一种信息运用于可听的语言。最初它可能是含糊的、不完美的、几乎难以说明的，它通过气息、冲动和呼吸传递给解说员、调解人。从没有一个术语如此准确： 接受人类活动的信息，验证它的存在，确定、描写集体的活动。我相信，在这个方面，在这种验证中，在这种指出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找到我们时代的作家的作用。
对小说家来说，谈论技术语言是徒劳的。再说，他怎么能从这种语言过渡到小说语言呢?这种语言是由事件创造的，事件又借助这种语言创造作品王国里的现实。有一种我称为“归来的史诗”的东西。在某个地方，语言创造了某些现实，显示了某些可能性，但是这些由集体行动确定的可能性回到我们这里，寻找日常语言以图理解，却总是找不到，因为在技术语言中常常有一种对失去的天堂的怀念。
这个时代平庸之作的涌现表明了那种不安。我不认为这种涌现总是它所说明的科学所需要的。但是它表明了一种不被理解、不被理喻的不安，即人的不安： 归根结底，他希望他的参预、他的研究、他的创造，能够得到同类的理解。“你不懂我们的语言”，一位墨西哥天文学家最近对我说，“但是我们懂得你的语言”。我们讲的语言不同，这是肯定的，你懂我们的语言，我们不懂你的语言。但是总有一个领域，我们是能够相互理解的。我们的语言是事件的语言。我在事件的集体反响中分析它。然而，它的语言——它的——常常引起下面这些最出乎意料的事件。
在一次中国之行的归途中，我到了莫斯科，正值加加林的非凡业绩创造后不久。为了纪念这个在世界上空前的科学事件，人们送给我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属于一种艺术，可以称之为抽象艺术。是一种又高又苗条的东西，顶上有一个插满天线的球体。他们本来可以送给我们一种镇纸，上面画着一个农民或工人手指空间，眼睛仰望苍穹。为了使一件像我提到的那样的纪念品能够流传，加加林的旅行是需要的。必须在纯粹的形式中间寻找。这是一种被技术加速的叙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叙述形式本来可以通过一个与传统的撰写方法毫无关系的散文片断或诗歌片断、一种来自科学事件的新的撰写风格来体现。但是，撰写者是个脚踩大地的人，对微不足道的事件都敏感。他对事件进行检查、观察和验证。
我属于一个小国： 古巴。在社会主义发展最迅速的时刻，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了本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可能是用这样的话对他们说：“你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愿意表现什么就表现什么，愿意怎样工作就怎样工作，但是不要反对革命。然后你们选择你们的工具、你们的形式、你们的技术，但是不要丧失对围绕着你们的、在一个马上就满10年的时期里发展的生动事业的真实感觉。”
写作是一种行动手段。但是这种行动只有在和它有关的人——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卢梭、马克思、列宁——发挥作用时才可以理解。谈到我们和拉丁美洲时，“历史将宣判我无罪”⑮。但是尽管我在这里引证了它——我更多地想到的是《民约论》⑯，而不是《新爱洛绮丝》⑰——，它与小说体裁却毫不相干。不应忘记的是，很久以来，小说就被认为起着有益的作用，就像用来研究某些社会、某些时代的特点的极好的材料一样(在调查一个社会方面，普鲁斯特结束了一个表现生活方式、习俗、思想观念和伴随阿巴特·普雷沃斯特进入法国小说的资产阶级的爱好的时代)。然而，在技术史诗和集体史诗之间发生的分离中，小说家——他理解他的世界，他特有、他拥有、他支配的史诗——还是可以让人们倾听他的声音、从事有益的工作的。
小说远远没有死亡;它独立于也许明天会得到较好的理解的技术语言，它仍然支配着每天的语言、老一代小说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在它的一切用法上还远没有枯竭。对技术语言尚无联系的人们喜欢这种语言。这种人为数可观，十分可观。他们仍然需要年迈的小说家的清楚的语言，尽管这种语言会伴随政治报道的需要、同当前历史的联系、人种学发展的高潮和使世界充满新形象的电影与戏剧的存在而不断发生变化。
不仅仅在拉丁美洲——或西班牙美洲，如果愿意这么叫的话——有那种使得蒙泰涅怀着赞叹的心情描写的世界。他赞扬拉美人民： 他们受到顽强的热情的鼓舞，千千万万男女孩童面对不可避免的危险，维护他们的信仰和自由;他们用那种高尚的顽强精神武装起来，忍受着一切极端行为、贫困和死亡，决不屈服于那些过分利用他们的人的统治;他们宁肯饿死也不在敌人的手心里生存。
关心那个世界，那个小世界，那个非凡的世界，是当前的小说家的任务。同那个世界、同那个战斗的民族和睦相处，批评它，赞扬它，描画它，爱它，设法理解它，设法跟它交谈，并谈论它、表现它、表现它的内心、过去、伟大和贫困，充分地谈论它。有气无力地坐在路边的人不知在等待什么，也许什么也不等待。但是他需要人们对他说句话，好让他站起来继续赶路。
照我看来，这就是当前小说家的作用，这就是他的社会作用。他不可能做得更多，这已经足够了。人在这块土地上的伟大使命就是渴望改善自己的价值。他的办法是有限的。但是他雄心勃勃。然而正是在这个世界的王国的这项任务中，他才能找到他的真正的价值，也许还有他的伟大之处。
(朱景冬 译)
注释：
① 《金驴》： 拉丁诗人卢齐奥(公元前二世纪)的寓言故事。
② 《讽刺家》： 拉丁作家佩特罗尼奥(公元一世纪)的讽刺作品。
③ 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 西班牙作家(1693—1770)。
④ 贝莱斯·德·格瓦拉： 西班牙剧作家、小说家(1579—1644)。
⑤ 卡斯蒂略·索洛萨诺： 西班牙小说家(1584—1648?)。
⑥ 谢尔盖·爱森斯坦： 苏联电影工作者，著名导演(1898—1948)。
⑦ 圣埃克絮佩里： 法国飞行员和作家(1900—1944)。
⑧ 詹姆斯·邦德、巴巴雷利亚： 均为电影的主人公。前者是系列侦探片《007》的主人公，后者不详。
⑨ 雷·布雷德伯里(1920—?)： 美国作家。
⑩ 赫拉克勒斯(前576—前480)： 希腊哲学家，维护物质永远变化论。
⑪ 迪·德尔·卡斯蒂略(1496—1580)： 西班牙士兵，教士，编年史作家。
⑫ 都是拉美国家的政治家、独裁者。
⑬ 符谢沃洛德·伊凡诺夫(1895—1963)： 苏联作家。
⑭ 黄教： 西伯利亚北部等处的一种宗教。
⑮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说词。
⑯⑰ 《民约论》、《新爱洛绮丝》： 均为法国作家卢梭(1712—1778)的名著。
【赏析】
小说家和他的时代有何关系?卡彭铁尔从这个角度回顾了小说的发展历史。小说是一种后出的文学样式，它最初是超越它的时代的，它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还具有时代的预见性。这里卡彭铁尔提到了西班牙文学。卡彭铁尔生于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曾经流亡马德里并在那里进行创作，他对西班牙文学是极为熟悉的。值得一提的是，巴洛克风格在西班牙显得最为繁富瑰丽，这个老牌帝国统治下的拉美诸地区也深受其影响，因而卡彭铁尔的作品也充满了巴洛克因素。他进一步发现，整个拉美大陆的生活和历史就是极富巴洛克风味的，各种文化杂然共生，光彩炫目，扑朔迷离。
到了19世纪，巴尔扎克、左拉等伟大的作家仍支配着时代，他们在写作中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题材，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能表现的，但是当这个小说发展高峰过去之后，卡彭铁尔提出了问题： 小说和当代社会怎么接轨?左拉对他那个时代初露端倪的技术描写的很少，而今天，在科技神话取代《圣经》的地位之后，小说的未来会怎样?小说家的社会位置会怎样?小说家还有没有能力把握这个社会?像巴尔扎克那样在他的作品里完整地虚构出一个世界，囊括社会各个方面?卡彭铁尔看到，当代小说家没有这个能力。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另辟蹊径，由表现外部世界退回到了表现内心世界。但当这种写法达到极端后，人们看到由于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超出直观感受的时代，小说家的局限便显露了出来。
小说家不能掌握科技奥秘，他的表现形式落后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掌握不了技术语言：他可以尽力适应这种语言，但掌握它却是徒劳的。同时，产生于旧时代的传统小说失去了读者。如今人们看巴尔扎克的作品只是出于一种敬意罢了。他的作品里没有我们现在感兴趣的东西。因此，小说家们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语言。这种语言来自他周围的集体，他要写的是他能够理解的那部分生活——集体的史诗。要知道，大众和小说家一样，也掌握不了技术语言，而反过来，科学家们却懂得小说家的语言。因为人毕竟还是人嘛。所以，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它谱写的是集体的史诗。即便小说家不再支配社会，但仍然可以和它交谈。小说家不应再局限于狭小的事件中，而是去寻求更广泛的世界，表现这个时代的史诗因素，在此尤其是指拉美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小说家的社会作用。
卡彭铁尔可以说是一位世界性的小说家，他出生于古巴，但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俄国人，又曾流亡巴黎等地，担任过外交官，掌握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多才多艺，熟悉音乐和建筑学，并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地运用到文学创作里。他的创作虽然吸收了许多欧洲文学艺术的手法，如新巴洛克风格和超现实主义，但是却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力图表现拉美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变迁。他认为：“美洲的年轻人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欧洲现代文学艺术的代表性价值。但认清这一点并非为了进行一项令人嗤之以鼻的亦步亦趋的模仿工作，抄袭大洋彼岸的某些范本，写出像某些人写出来的那种既无激情又无风格的小说，而是为了达到技术上的深度，通过分析，找到建设性的、善于把我们拉美人的思想和感情更有力地表达出来的方法。”年轻的作家应该发挥自己身为小说家的社会作用——表现脚下的土地、现实的土地;不是搜寻历史的污点，不是沉迷于虚幻的想象世界，而是把头抬起来，描述当代的集体史诗。
卡彭铁尔在文章最后表达了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拉美民族的热爱，这是最感人的地方。小说家要给人们以继续赶路的勇气，要鼓舞他的民族，这是小说家的伟大使命。
(李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