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曰： 人生应该像一件艺术作品。对此高论我向来特别反感。人之所以需要艺术，正是因为生活畸形丑陋，与艺术毫不相似。然而在我那位于中欧的年迈的祖国正穿越的伟大日子里，我无比欣喜地获悉瓦茨拉夫·哈韦尔大有希望于不久的将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想到他，我不禁对自己说： 在某种情况下(但极少)将人生比作艺术作品也还不无道理。
哈韦尔的人生确实完全建立在一个伟大主题上： 它既未迷失过方向，也未改变过方向(哈韦尔从未被抒情诗般的幻想所触动，因而并不需要如其前任那样从这些幻想中摆脱出来);这样的人生连贯有序，使人感到它就像一个完美无缺的统一体。再说哈韦尔本人，在我看来，一直以艺术家的兴致在雕琢人生，就像雕塑家在雕琢石头，逐步地赋予它越来越明确的内涵和造型。他最近一个月来搏斗的方式，不仅从政治角度而且从美学角度来看，都颇具魅力。犹如一位大师所作的奏鸣曲中最后那最快的速度。
一件艺术作品的使命便是为别人所感知。变人生为艺术作品者同时也将人生呈现给了所有视线，使它充满光芒。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倘若如此光彩夺目的人同时又是位艺术家，那么他将承担一个风险： 他那成了艺术作品的人生有可能通过忘却而使其艺术作品黯然失色。就哈韦尔的情况而言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他的最早的剧本《游园会》和《通告》在布拉格上演时，他还不到30岁。这两部剧作充满智慧，富于挑战精神，奇特无比(我曾在一篇序言中谈过它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非常近似的程度上可以被划入荒诞派戏剧)，而且还有着难以抗拒的幽默。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对这两部剧作倍感亲切，这是因为当时我还能在布拉格的剧院里观看它们，导演上乘，完全忠实于作者的意图。我可以在“栏杆”剧院观看它们，当时哈韦尔便在那里工作。这座剧院对于捷克知识分子来说已然成为60年代和他们那自由奔放的精神的象征。
即使对于全世界的公众来说，哈韦尔首先(合情合理)是“七七宪章”的缔造者，是一位度过多年铁窗生涯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他的国家的第一道德代表，本质上他却始终是一位剧作家，一位戏剧诗人。忽视这一事实就等于没有理解他。就意味着首先没有理解在民族特色方面他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19世纪捷克的复兴运动并非在教堂，也并非在军队和在某个政党内部，而是在整个文化界，尤其是在戏剧界组织开展的。那时捷克最了不起的政治风云人物都是作家： 帕拉茨基①，历史编纂学家;哈夫利切克②(奇怪的是他的名字恰好是哈韦尔的爱称)，讽刺诗人;然后是马萨里克③，哲学家。
作为一名造诣颇深的艺术家，哈韦尔将不同于当今所有的大政治家。别忘了他最早的剧作总是令观众笑声不断。不错，在哈韦尔事业的开端是笑声，幽默。而幽默意味着： 怀疑。而幽默意味着： 自嘲。两年前我在巴黎观看了《凄凉的广板》一剧。哈韦尔在嘲讽中映照出了自身的处境： 一个人一旦投身于政治，便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所有的人都企图主宰他的生活。在最后一幕中，当警察前来逮捕主人公时，他甚至很高兴自己终于又孤身一人，可以完全属于自己了。这位持不同政见者，这个现代主人公，并不视自己的命运为一种令人欣快的荣耀，而更多地把它当作一个荒唐的负担。他更爱做其他的事(比如写戏或写诗)，他试图挣脱自己的命运，但显然已力不从心。在此期间某种更强有力的东西主宰了他，他无法越过它，哈韦尔称之为责任。
瞧，在他看来，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道德观。这一道德观的基础是确信(唯有剧作家或小说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在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之间并不存在统一体，这一个总是另一个的牺牲品(由人生转变成的艺术作品并不与人生相同，它甚至会与人生敌对)。这种以讥讽看待自身处境，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剧色彩(在中欧我们称之为“媚俗”)的能力可以被称为智慧。在我们时代的所有杰出人物中，具备这种智慧的人，我一个也没看到。因为这是一种诗人的智慧。
(高兴 译)
注释：
① 帕拉茨基(1798—1876)： 现代捷克史学奠基者，19世纪波希米亚政界头面人物。
② 哈夫利切克(1821—1856)： 捷克作家和政治家。
③ 马萨里克(1850—1937)： 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
【赏析】
捷克，一个南邻奥地利、西接德国的中欧小国，处于音乐和哲学故乡的温柔怀抱中，长期以来幸福而不事张扬地培养着属于自己的艺术花朵并屡次震惊世界。这片不足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曾为世界文学史孕育过哈谢克、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甚至包括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
“1993年1月26日，瓦茨拉夫·哈韦尔当选捷克第一任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出生于1936年，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长期从事反对前政府的活动，曾3次入狱。他是‘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的创始人。”世界以这样的方式认识哈韦尔，却总是忽略另一种陈述“哈韦尔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文，出版过数十部戏剧和随笔”。政治和艺术这冰与火的两极在哈韦尔的身上奇怪地纠缠着，仿佛他的人生成了歌德所谓的“一件艺术作品”。
但人生真的能够成为艺术作品吗?
从表面看起来仿佛如此。哈韦尔的人生正如一件艺术作品一样，始终贯串着一个主题：战斗。他以艺术家的气质辗转于政治的漩涡中而乐此不疲，终于以最后的胜利使他艺术作品般的人生具有了美学上的无限魅力。但是在世人迷恋于哈韦尔人生艺术色彩的同时，那个行走于真正艺术殿堂的哈韦尔，那个曾经创作出“充满智慧，富于挑战精神，奇特无比”的剧本的哈韦尔却被悲剧性地、轻而易举地忘掉了。昆德拉这样总结：“倘若如此光彩夺目的人同时又是一位艺术家，那么他将会承担一个风险：他那成了艺术作品的人生有可能通过忘却而使其艺术作品黯然失色。”而哈韦尔的人生，作为一个“造诣颇深的艺术家”、“一位戏剧诗人”的人生恰恰牺牲在了这一忘却中。究竟该怎样认识真正的哈韦尔?究竟怎样不致迷失于人生的所谓“艺术作品”色彩里?昆德拉徒劳地想唤起人们对哈韦尔存在的另一面(或许是真实的一面?)的回忆，试图拯救隐没在政治雾霭中的哈韦尔的艺术生命。但即使哈韦尔本人都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在他把自己的人生像一件艺术品那样呈献给了所有视线的同时，他就明白他已经把自身的存在抛掷在了一片不可挽回的虚空里，从此只能在他人的注视下徘徊于天堂或地狱。是的，哈韦尔未必以为作为艺术家的人生就是他真的存在，或许在他看来那也仅仅是一片荒诞，或许这抛掷本身就是摆脱荒诞的一种选择、一种尝试，虽然也许他只是从一个荒诞走入了另一个荒诞。但毕竟，哈韦尔迈出了那样关键的一步——不停止于荒诞，同时也不停止怀疑，他怀疑着他投身其中的所谓责任并发现了其中深深的讽刺意味。
但哈韦尔无法逃脱这种讽刺，这是他的悲哀之处。昆德拉说，“以讥讽看待自身处境，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剧色彩(在中欧我们称之为“媚俗”)的能力可以被称为智慧”。哈韦尔不具有这种“诗人的智慧”。他不能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剧色彩，他的艺术生命牺牲在政治生涯里。昆德拉也不能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剧色彩，他成了读者眼中的畅销书作家。毕竟，这种“诗人的智慧”几乎没有人能够拥有，因而，人生也始终不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
(马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