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报纸报道说，1932年，我曾不揣冒昧，向当时统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境的吉罗将军捐了一笔钱，既然这件小事今日已经公开，我就想做些解释了。
我在给吉罗将军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它(这笔钱)一半用于法国士兵的娱乐，一半用于失败的反叛分子的娱乐，既然说到底双方都是尽责而已。不过我怕如此分派会给您带来麻烦。您就酌情处理吧。”
吉罗将军做是做了，但有些改动，他把这笔钱送给了布-德尼波的红十字会。人们看得出，我的意思是让我们侵占其领土的土著人也能享用这笔钱。(再说，如果我说“娱乐”，那是因为一万法郎还能派些用场，分了就毫无用处了。)
出于同样的考虑，今天，我不建议什么，我向法国公众征求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在市长布吕柰尔先生的大力推动下，阿尔及尔市变得一天比一天漂亮。长期以来，正对着布日欧元帅的雕像，城里最中心、最热闹的一块空地上一直等着一座雕像。我想： 何不在那里为那些因保卫家园抵抗我们而死去的北非土著立一座像呢?
荷马之前的希腊人在其家园接待被俘的敌人。他们创造了一个词来称呼这些人，意思是： 用长矛结交的朋友。
我们也曾相当慷慨地邀请非洲的穆斯林到我们的家里来。
然而我自问： 为被它征服的人立像难道不是法兰西的风格吗?在这场争斗中，肯定不是他们来找我们，如果说他们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害，那也应该说是光明正大地造成的。
有人会说：“没有一个殖民的民族曾经为被殖民的民族这样做过。”
我的回答是：“我们有一回不模仿他人如何?”
有人会说：“他们抵抗过。这配立像吗?而且还是由我们来立?这合乎逻辑吗?再说，他们应得的我们已经给他们了。”
我的回答是：“我说的不是逻辑，我说的是大度。”
庞培死的时候，恺撒蓄须，以示哀悼。查理五世得知弗朗索瓦一世成了他的俘虏之后，下令禁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这可以说是荒谬的。然而善良的灵魂都会肃然起敬。
我所梦想的并非得之于土著人;这要超出于他们之所应得。大度乃是责任之火的外焰。
请听明白。我认为对一个强于我们、充满仇恨、散发着侵略精神的宿敌施以大度是罪恶的。然而我们的穆斯林土著，他们没有武器，没有舆论，既没有国民的力量，也没有政治的力量!
有人还会说：“用您立像的钱给他们建一座医院吧。”这一次我的回答是：“这也行也不行。我永远不会蔑视人世间的秩序。圣地啊!雕像是厕身于激情的峰巅之列的，理当如此。”
我可以提出和支持大量的其他理由。然而我希望在土著问题上打住。这个话题我太知道了，不谈也罢。
这些事情本来是可以提高了声音谈谈的。或者高谈阔论的。我认为那样谈论没有用。让单纯的意义的力量成为表达的全部力量吧。我不想哗众取宠，我只想把事情说清楚。
再说一遍，我不建议什么。我把一种想法公诸舆论。假使我赋予这种想法一种它本不具备的意义，假使这种想法空洞无物，或者不合时宜，或仅仅是胡说八道，那就告诉我吧。我恳求各种意见，谁肯不吝赐教，我将不胜感激。
附记：
1932年，我放弃了发表上面这篇文章的打算，因为我预感到公众会有下列反应：
土著人的反应。——普通人完全不理解。“文明人”的反应是敌视：“我们要教育，正义，选举票，他们以为一座雕像就两清了。”
法国本土的法国人。——右翼：“他说我们打败了阿拉伯人!我们没有打败他们，我们给他们带去了法国的文明，法国的秩序，法国的理想主义，与我们并肩进行法国的战争的荣誉。是他们该给法国人立一座像。”左翼：“他说得对，不过他不是我们的人。别吭声。”
北非的法国人。——狂怒。捶胸顿足，口沫四溅。
外国人。——“法国人的欺骗，无聊，哗众取宠。”“你们瞧我们的尾巴垂得多好看!”(吉卜林《邦尔达·罗格之歌》)
然而，我继续认为我的想法有其可取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发表这篇文章。
此外，当此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之时，无论如何应该表明——哪怕是间接地——和谁站在一起。
(郭宏安 译)
【赏析】
《胜者为败者立像?》体现了殖民时代宗主国内难能可贵的民族宽容的心胸。我们不能要求蒙泰朗像今天的人们那样，把民族平等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个时候，被殖民的民族是被想当然地视作野蛮民族的。那时，“殖民”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在殖民者看来，殖民活动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传播上帝的光辉，拯救野蛮人于愚昧困苦之中，给他们带去文明和光明的未来。所以，那时被殖民的民族如果有些正当的捍卫行为，那简直就是不知好歹了。在殖民战争里，为殖民事业献身的人是以身犯险的勇士，荣耀归于他们;而土著人都是些可怜人，他们的死亡是无知的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本应当举手欢迎殖民而不是反抗。按照殖民者的想法，土著人是未开化的“孩子”，他们自己则像父母或者导师一样对他们负有管教的责任。这些看法在当时简直是真理。
在上述观点占据法国舆论的时候，蒙泰朗发出“宽容”的议论，就带有了强烈的反殖民色彩。这就是作者在附记里断言这篇文章不会受欢迎的原因。在此，他认为，“大度乃是责任之火的外焰”，对实力悬殊的败者，我们应当给予道德上的慷慨。虽然蒙泰朗仍然肯定法国的殖民事业，肯定殖民逻辑，但他出于文学家的宽怀，能把土著人看作是平等的对手，看作“用长矛结交的朋友”，认为他们的抵抗光明正大，这种想法在当时已属不易。由此他提出要“为那些因保卫家园抵抗我们而死去的北非土著立一座像”。一句话，要“胜者为败者立像”，给倒在地上的英勇的土著烈士们献同样的花。
这种不合时宜的主张当然会遭到社会各界的抨击，甚至被视为哗众取宠，但是作者的态度却是讽刺的。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会想象到一张充满嘲弄神色的脸，压抑着自己的愤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而附记里为社会各派作的素描图更是令人忍俊不禁。
这篇文章在辩驳上是巧妙的，他避过了论理过程，直接用“高尚”这个无人敢质疑的武器打击靶子，让反对者不能轻易反驳。整篇文章态度真诚恳切，语言干净利落，而且作者也懂得明智地适时打住，意到为止，免得长篇大论，落个哗众取宠的骂名。
(李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