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做客，并不是一个人单身在外边的意思。做客就是到人家去应酬——结婚，开丧，或是讲交情，都有得吃，而且吃得很多很美。虽说做客，可不需要什么客气，一客气反教主人家不高兴，回头怪客人不给他面子了。有好多次我都不认识主人是谁，便吃了他很多东西，我感谢这种盛意，但心里总不免为主人惋惜：请了这么些个客人来，一张一张陌生人的面孔，究竟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我想，在这里做客，还莫若叫做“吃客”才妥当些。
请客的事，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再比这里浪费的了。一个小小的人家，办一次婚丧，便要摆几十桌酒席，一天两三道，两天，三天这样排场下去。那些做父母的，有的要卖掉他们的田地和祖产，那些做儿女的，有的便要负担这一份很重的债务，直等很多年以后都偿还不清。可是吃客们早已经风流云散了，像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虚荣和旧礼教，往往是一种糖衣的苦丸，这个小城似乎还没有停止地在吞啮着它。
因为做客做惯了，我可以写下一篇做客的历程。有一次我把这个题目出给学生们去做，有一篇写道：“我小的时候便喜欢做客，但大人带我去的时候很少，总计不过二百多次罢了。……”这个学生是当地人，现在才不过十六七岁，做了二百多次客还觉得少，在我则不能不瞠乎其后矣。
就喜事的客说，每次的请帖约在十天半月之前便可送到。上面注明男宾和女宾被招待的不同的日期。普通的礼物是合送一副对联，很多的只用单张的红纸，不必裱卷;隆重一点的合送一幅可以做女人衣服的绸幛;再隆重的不妨当天加封两元贺仪。
客人进了门，照例是被招待到一个礼堂里坐下，随手递来一根纸烟，一杯茶，和一把瓜子。这间房里铺了满地的松针，脚踏在上面也不亚于软绵绵的毛毯。等候一些时候客人们都到齐了，于是就一拥而占席吃饭。午饭有八样菜，几乎每家每次一律，如青豆米，豆腐皮，酸菜末，粉蒸肉……和一碗猪血豆腐汤，汤上漂着一些辣椒粉和炒芝麻粒子。晚饭的菜是考究的，多了四小碟酒菜，如炸花生，海菜，咸鸭蛋和糟鲦鱼。热菜中另加八宝饭，炒鱿鱼和山药片夹火腿等，快散席的时候，每人还分一包小茶食，可以带回去当零嘴吃。
做客的程序，似乎到了放下晚席的碗筷为一段落，这时吃饱了喝足了的人，连忙抹抹嘴便一哄而散。走到门口可以看见一个弯着身腰做送客姿势的人，那大约就是主人家了。另外有人抓着一大把“筏烛”分给客人照亮，从那红红的光亮里，可以照见那些客人们的嘴上还衔着一枝纸烟，那是散席时每人应该分到的。
吃是吃饱了，喝是喝足了，还带着一些衔着一些东西回去，这一天觉得很快的便过去了;真是很满足的一天! 于是，有些同事们在平淡的日子里便希望常常有做客的机会来“充实充实”自己。有的同事甚至于向人探问，“怎么近来学生结婚的不多?”所以一看见有红帖子散来，便禁不住地扯开了笑脸;有的直喊：
“过两天又有‘宣威’吃了!”
“宣威”成了一个典故，因为宣威那个地方出罐头火腿，很名贵很香嫩的火腿，大凡一有宣威火腿吃，便是有客做的意思。
一个学期终了，讲义堆下竟积了一叠子请帖，我在石屏做客的次数也不算少了。可是回想起来，我几乎不记得任何一家主人的面孔——当时就不认识，因为在这里做客，无须对主人贺喜，也无须对主人道谢，一切的应酬仪式，简单的几乎完全不要，因此，就习惯上讲，我每逢做一次客，我就轻蔑一次自己的薄情，以致我也怜悯那些做主人的，为什么要这样奢侈，虚伪而浪费!
那些个青年的男的和女的，一个一个被牵被拉地结合了，不管他们的意愿，也不问他们能否生活独立。穿的花花绿绿，男的戴着美国毡帽，女的蒙着舶来的披纱，做着傀儡，做着残余制度的牺牲品;也许就从此被葬送了。(我不相信一个十六七岁的男或女，把结婚的排演当作是他一生中的幸福喜剧!)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一家礼堂里挂满了喜联当中——其实都是只写上下款而留着中间空白的红纸条，在那一列一列致贺者的姓氏当中，我发现了几个“奠”字，原来姓“鄭”的那一半边旁，却被上面的一条掩住了。还有一家挂的横幅喜幛上只有“燕喜飞”三个字，原来中间落掉一个“双”字。当时我还不免暗笑，不过事后想想，反觉得沉闷无话好说了。
还有一次，我做了一回大财主人家的宾客，不为什么婚丧大事，却只为了说“人情”。
在中世纪似的极幽静的村寨里，我随着一行人走进了他的×村，想不到穿过一重一重的门第，还要走着无限曲折的游廊，踏过铺着瓷砖的甬道和台阶，满目华丽，竟是一所绝妙的宅邸。听说这个主人手下用着无数的沙丁，沙丁们每年为他流血汗换进了无数的银子。这些建设也都是沙丁们给他叠起的!
我享受了这个主人的盛宴，我是在间接地吸取了沙丁们的许多血汗。这一次的做客恐怕是一件最可耻辱的!
常常做为一个冷眼的客人的我，我真的满足了吗?所谓饱经世故的“饱”字，已足使我呕心的了!
〔注〕 沙丁：此处指到附近著名的个旧锡矿干苦力的人们。
缪崇群《做客》赏析
《做客》这篇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文章，见微知著，发人深思。
文章开头先进行“正名”：把“做客”改为“吃客”。这一改改得好，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客”所为何来?全在一个“吃”字，真是入木三分!更可怪的是，这些满屋子的“吃客”竟然可以和请客的主人没啥关系，甚至毫不相干。“主”如此待“客”，“客”如此去“吃”，彼此熙来攘往，难道真是友谊的表示，“礼仪”的象征?
作者当时在石屏谋生，当地设宴请客之风极盛，作者先后不知道当了多少回“吃客”，因为对这方面的情况太熟悉了，作者用不着任何夸张，只要如实记下，照直道来，便成了一幅幅深具讽刺意味的民俗风情画：坐在铺满松针的房间里吃瓜子，放下碗筷后一哄而散，主人弯着腰站在门口作出“送客”的姿势……年年如此，周而复始。筵席上的菜肴可以稍有不同，但“做客”的程式却永远是那样固定、刻板而单调，要从这里面找到真情实意，无异于天方夜谭!
作者当然不是为了作纯客观的展览，流淌于字里行间的是作者深沉的感喟和叹息，他时而同情那些负债“请客”的主人，时而怜悯那些年仅十六七岁，在筵席上被牵来拉去的新郎新娘，时而又责怪自己“薄情”……应该说，这些同情和怜悯是十分可贵的，它是善良、美好的人性的具体表现，是使自己和众多“吃客”拉开距离的可靠保证，也是留给后人(包括今天的读者)的宝贵启示。
作者把大财主为说“人情”大摆筵席的场面放在最后来写，显然是别具匠心的。如果说作者在以上的叙述中还多少带些调侃口吻，那么，这时充塞在作者胸中的已经是不平和愤懑了，要知道石屏县位于云南省南部，属于今天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区，而在如此偏僻地区，竟有如此敛财有术的大财主，如此豪华而深邃的宅邸，如此盛大热闹的筵席，读到这里，怎不令人“呕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