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色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在小西瓜(这是拉身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们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园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乌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17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才从幼稚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 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7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 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赏析
罗素说：“真正让生命丰美的往往是逝去的前尘影事。”确实，回忆中的人事往往因充满传奇和精彩而显得分外美丽。《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追溯了父亲一生中点滴小事，组成了父爱的交响曲，讴歌了父亲慈祥平和多彩的人生，在平凡中凸现出灵魂的圣洁;父亲舐犊的深情、呵护的至爱，令人感怀。“记忆如金”。逝去的一切不能回复再生，但记忆之笔却能将它定格在纸上留给后人，给人启迪，成就永远的“念”，这就是回忆的力量。
回忆中的父亲不是那种严厉无情、严格无理、严肃固执的人，也不是主观、独断、自以为是、冷漠自私的老人。父亲活在情趣中，怡然自得，他用快乐感染孩子，让他们一起来品尝生活的美酒，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人应怎样思想，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怎么规划未来。父亲的人格魅力就在不起眼的点滴事例之中。文章的笔调是抒情的、舒缓的、平淡的，朴素而不见矫情，真切而不见刻意。
父亲是“性情中人”。聪明勤奋而多才多艺：他画写意花卉，刻章，抚琴，吹箫，拉胡琴;也养花，斗蟋蟀，又喜欢捉来金铃子，养在他自己特制的有着小桥、小亭的水晶球器皿里，看它的爬行，听它振翅鸣叫;当地有烧冥衣的习俗，他又为母亲做纸扎的衣裳，一做就是几箱子之多，四季的衣服齐全，特别是居然还能做出皮衣的样子，其手艺的精妙，令人叹服;父亲又是个“孩子头”，“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白天，田野上空飞翔着他为孩子制作的蜈蚣风筝，入晚，穿街过巷中，孩子们提着他制作的荷花灯和西瓜灯;父亲还与孩儿们一起演剧唱戏，拉胡琴为大家伴奏。这些无一不见证着父爱的细腻、深沉与多姿多彩。文章善于抓住一些平凡小事写出“父爱如歌”的心声，流露出难能可贵的意趣与童真，十分感人。
父亲又是一个随和的人，冲和、淡泊。他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对孩子的作文、写字、画图有时指点，有时任其涂鸦，但从不作硬性规定。他让孩子找到充分自由发展的天地，是一位完全摒弃了“家长制”作风的父亲。俗话说：“棍棒出孝子。”封建社会中还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纲常，提倡的正是愚忠和愚孝。“多年父子成兄弟”颠覆了传统的陈腐的父子关系，非常难能可贵。
文章最后写到了儿子的成长。“我”因“右派问题”下放到张家口农村劳动，刚从幼稚园毕业的儿子，止不住对父亲的思念，竟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值得纪念的“第一封信”;“文革”期间，儿子收留了一位所谓有家庭历史问题的同学，“我和老伴”怕受牵连而责备儿子，儿子为此“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这促使“我”反思，理解了儿子明是非、重义气、善良正直的品格。从此，“我”对儿子的处事、婚姻、家庭都很尊重，并响亮地提出：“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这对天底下望子成龙的父母实在不啻是当头棒喝。写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为了突出自身所受的父爱的影响。当然，毋庸讳言，文章的收尾显得匆促了一点。但总体来看，《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的感染力是很强的，它给人的启迪思考是无穷无尽和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