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有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祐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
“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赏析
曹聚仁先生学贯古今,以杂文享誉文坛。《我的读书经验》这篇散文是他回顾自己读书生活感受的名作,从内容看,对后学确有相当的教导意义。
文章一开头就显示了作家诙谐的笔锋,他对谈读书经验好有一比,说“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因为自己对读书经验之谈的东西不感兴趣,所以别人让他来谈自己的读书经验,便也感到“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这一段文字幽默讽刺而又洒脱从容,既不做作也不油滑,表现出练达的手笔。
接着作家开始回顾自己幼年的读书生活,“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这反映了深受旧学熏染的他对新文化的追求。文章中有一段笑谈:“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新文化于近代史上的进步影响,在作者似乎很轻松随便的叙述中得到强调,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家的旧学功底很厚,这得益于他的父亲和老师,但作家对长辈的教诲也有不解之处,看到他们也经常自相矛盾。进而发现古书上也是说法纷歧百出,“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所以就有了诸如“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信古总要上当的”之类的感受。“五四”运动以后,读书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作家而言,就是“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作家谈到自己的老师时说:“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批评老师“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他说:“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这里,两种治学态度的比较,保守的和进步的方法,都揭示得一目了然。
在谈了一些读书经历和感受之后,作家实实在在地总结了三点经验。文章是以事实来证明这三点的客观性,具有作家的杂文写作特色。但文章的思辨色彩并不重,在回忆往事时深怀感情,表现得也十分生动。最后结尾处,作家嘱咐青年:“爱惜精神,莫读古书!”明确说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在我们今天文化的发展看,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并不能绝对化,无论是什么样的书,只要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总会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