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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上时政书》原文及鉴赏

发布时间:2023-01-02 12: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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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上时政书》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①,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②,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以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③,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④,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⑤,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⑥,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⑦。夫为人子孙⑧,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⑨,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⑩,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盖乎天下至大器也(11),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12),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13),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14),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伏惟皇帝陛下(15),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16),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17),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18),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 以古准今(19),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 《书》 曰: “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20)。”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21),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22),使备从官(23),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24),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25),而忘尽规之义(26)。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鉴赏】 

这篇《上时政书》作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前此两年,王安石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该文分析了国家内外交困的原因,系统地提出变法主张,洋洋万余言,理正辞详,逻辑严密,很有气势和力度。然而由于仁宗皇帝本就懦弱无为,加之享国日久,年届老暮而更加昏聩,这封充满革新思想的万言书便被搁置,没有引起多大反响。面对如此境遇,王安石改革之志不移。在被任命为“知制诰”不久,便不避冒犯皇帝之罪,呈递了这封奏章,直言不讳地规谏仁宗,再次提出改革主张,体现出以天下为重而不以个人得失为意的高尚品格和爱国精神。

这是一篇议论“时政”的奏章,但作者并不泥于具体时事的论说评析,而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人手,紧紧抓住影响时政的关键人物——“人主” 的态度展开论述,指出因循守旧必然招致国家危亡,进而提出改革主张,并突出强调实行改革的迫切性。文章由古及今,自远而近,逐层推进,明理达意,显示出缜密的构思和巨大的逻辑力量。

这篇奏章由五个段落层次组成。第一段起首,高屋建瓴,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接着以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玄宗李隆基三君主为例加以论证,从而得出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真诚为天下忧虑计必然导致失政祸国的结论。第二段紧承前面的结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明确提出 “大明法度”、“众建贤才” 的政治主张,并反复强调实施这一主张的重要性。

以上两段均属论古,意在为直言进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第三段开始,笔锋一转,由古而今,切入正题,议论时政。作者首先揭示出 “官乱”、“民贫”、风气腐败、财力困乏、国势岌岌可危的现实,进而直言不讳地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皇帝陛下” 高高在上,无考查贤才、讲求法度之意,从而激起皇帝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经过这一段的铺垫,文章便顺势而下,告诫仁宗必须立即变法革新,以免重蹈晋、梁、唐三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覆辙。最后一段则表白心迹,说明呈送这份奏章的原因。全文五个部分,环环相扣、逐层深入、首尾照应,结构十分严谨,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这篇文章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议论古人古事,看似离题过远,其实正显示出作者匠心。首先,在此之前王安石已多次向仁宗皇帝直接提出改革建议,均未引起重视,鉴此,只好转换角度,用前代君王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来高鸣警钟,促其深省。其次,作者呈递这封奏章时,赵祯已当了三十八年皇帝,“享国日久”、“因循苟且”,与历史上三君主颇有共同之处,而这几个皇帝皆有过“英才之主”的美誉,以之为例,既富有说服力,又不致触忤“圣颜”。第三,从行文需要看,借古人古事揭示国家兴衰治乱之理,可为后文议论时事提供有力的论据,增强说服力。由此,可见作者立意构思、造例论事思虑之细密。

注重礼规,以情感人,是这篇文章的又一突出特点。上书皇帝,臣下之礼切不可失,否则不仅达不到劝谏目的,还会招致祸患。尽管作者在痛陈时事、直言谏上时感情是异常沉重急切的,然而还是很好地把住了分寸。文章前半部分只言古而不论今; 论今之始,先以崇敬语气赞颂皇帝的德、才、仁爱; 文尾感激皇帝的“采擢”信任,都体现了为臣之道,合于礼规,实为奏议文章应有的笔法。在行文上,作者十分注意一个“情”字。除结尾两段富有这一特点外,其它部分也不乏动情之笔。如第一段分析了 “三帝”之失后出一反诘: “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语势凌厉,激切中颇有责难之意,但经“然而”和一个“者、也”句式一转,便放缓语调,透出无限感慨。第三段直陈时事,并明显地对仁宗有所批评,而末尾用 “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作结,显出一片忠君之诚。此外,文章中恰当地选用了排比、对偶、蝉联、反复等修辞手法,既增强了说理的力度,也使行文更加生动而富于情感。

总之,这篇《上时政书》称得上是一篇立意深刻、针对性强、行文有法、说理透辟、简洁洗练、文气流畅的优秀议论文。其中揭示阐明的治国之理,直至今日也是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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