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革命军》序》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 “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①，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②!”
余曰： 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③; 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隳吾实事④。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⑤。
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⑥。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不问其韪非曲直⑦，斯固无足论者⑧。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⑨。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⑩，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藉，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11)。虽余亦不免也。嗟夫! 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12)。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 异时义师再举，其必隳于众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为是书，一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13)。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 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14)，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 异族攘窃，谓之灭亡; 改制同族，谓之革命; 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已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15)，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 “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鉴赏】
本文作于1903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瓜分，封建主义腐朽，激发起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热潮。义和团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逐渐担当起历史的重任，一大批有识之士、革命仁人摇旗呐喊，前仆后继。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就写于此时。《革命军》 “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深刻地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卖国，鞭挞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热情颂扬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号召人民用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求得中国之独立。使人读来犹如“目睹其事，耳闻其语”。章炳麟正是认识到该书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慷慨作序。
但这篇“序言”没有正面阐述原作的革命内容，而是直接肯定《革命军》的重要社会意义，进而说明舆论工作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文章首先以 《革命军》“辞多恣肆，无所回避” 入题，指出 “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即造舆论之重要。接着他以史实加以证实。洪秀全起义何以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作者大胆指出： “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而这种状况不革除，于将来的革命事业是相当有害的。
文章接着进一步论述了进行革命宣传应该采取的形式。他指出当时革命宣传虽已有所发展，但“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藉”，而这正是大毛病。因为当时之人民，深受反革命言论的影响，且 “嚚昧而不知话言”，以典雅含蓄、“主文讽切”，是很不易感动一般大众的，只有以 “跳踉搏跃”、“叫咷恣言” 的激烈通俗文字，才能振奋人民，唤起民众的“智识”，使他们拥护革命、支持革命，走出迷惑的浓雾，坚决地站到革命中来。而这正是邹容的 《革命军》的显著优点，章炳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
文章最后通过解释“革命军”的书名，说明邹容之作不仅仅为了 “驱除异族”，而且是为了 “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即为了宣传反封建主义、建设民主共和而叫喊于世人。
全文以大量的史实，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必须重视革命舆论，运用慷慨激昂、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宣传，论述有据，很具说服力，对当时的革命宣传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但文章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对下层人民颇有不敬之词，称他们 “嚚昧而不知话言”。再是对满族以污蔑的字眼“逆胡”进行詈骂，表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但现在的读者若站在当时作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也是情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