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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教战守策》原文及鉴赏

发布时间:2023-01-02 10: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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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教战守策》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①,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②,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③; 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④,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⑤,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⑥,痿蹶而不复振⑦。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⑧,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⑨。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 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⑩。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11)。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 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12),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崇尚武勇,讲(习)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13),教以行阵之节; 役民之司盗者(14),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15),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16),又挠以军法(17),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18)?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19),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鉴赏】 

宋仁宗嘉祐六年 (1061) 苏轼应制科考试时,作 《进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 三篇,本文为 《策别》 中《安万民》之五。原题作《教战守》,后人从总目增一 “策” 字。策,古代臣民向皇上陈述政见和进献谋略的一种文体。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说: “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略,……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这些话表明了苏轼作策论的动机和目的。《教战守策》就是这个动机和目的的最好说明。

苏轼从国家民族的安危、盛衰着眼,一开篇就鲜明地提出 “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苏轼的这个“居安而思危” 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当时,就是将来也仍然适用,永远不会过时。为了充分地阐明这个观点,让皇上采纳,苏轼紧接着用了三层文字来说明:

第一层,用史实来证明。夏商周时代,“天下虽平,不敢忘战”。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 “中冬,教大阅。” “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 因为居安思危,不忘讲武习战,“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后世废弃了习武备战,以至唐朝在开元、天宝那样的盛世之际,却以安禄山、史思明之乱,而危及唐王朝的存亡。正反两个方面的史实充分说明,居安思危是先王成功之道,是万不可废的。

第二层,以人身来比喻。苏轼以“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吃的是山珍海味,为什么时常闹病呢? 因为太娇生惯养: “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 身体没有抵抗寒暑的能力。“农夫小民”吃的是粗茶淡饭,为什么不生病呢? 因为他们终年劳作,“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苏轼从对比中得出结论说: “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这就说明,练武习兵乃致强之道。苏轼进而用这个道理,来说明让人民操武习兵,正是增强国家民族抵抗能力的好办法。

第三层,用边患来证实。苏轼用宋朝当时的边情来说明不可不习兵。因为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时常入境来骚扰、掠夺,为了求得边境的安宁,每年都得输出上百万计的钱财。即使这样,也难求得长治久安。因为“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既然战不可以免,与其不作准备而仓促用兵,为什么不预先操练,以备不时之需呢?边防安全才有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安全。因此,教民习武实乃边防安全之必需。

三层文字有力地说明了: “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性及教民习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来讲武习兵呢?苏轼提出了如下的方案: 首先要让士大夫“崇尚勇武,讲(习)兵法”;对“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对“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年还要规定固定的时间,集中在郡府训练,分胜负,有赏罚,并“以军法从事”。

这样做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认为这是“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对这种非议,苏轼进行了驳斥。他说,这虽然是“无故而动民”,造成的只是小不安,这小不安与那战争一旦发生后“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所带来的大危害,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这种“无故而动民”其实是“安民”也。

文章最后还指出当时“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天下只有他们“知战”,因此目中无人、妄自尊大。如果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可见,习兵与不习兵,其利与害,是十分明显的。

可见,《教战守策》反映的是苏轼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居安而思危”观,对国家、对民族,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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