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战守策》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①，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②，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③; 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④，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⑤，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⑥，痿蹶而不复振⑦。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⑧，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⑨。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 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⑩。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11)。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 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12)，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崇尚武勇，讲(习)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13)，教以行阵之节; 役民之司盗者(14)，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15)，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16)，又挠以军法(17)，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18)?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19)，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鉴赏】
宋仁宗嘉祐六年 (1061) 苏轼应制科考试时，作 《进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 三篇，本文为 《策别》 中《安万民》之五。原题作《教战守》，后人从总目增一 “策” 字。策，古代臣民向皇上陈述政见和进献谋略的一种文体。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说： “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略，……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这些话表明了苏轼作策论的动机和目的。《教战守策》就是这个动机和目的的最好说明。
苏轼从国家民族的安危、盛衰着眼，一开篇就鲜明地提出 “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苏轼的这个“居安而思危” 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当时，就是将来也仍然适用，永远不会过时。为了充分地阐明这个观点，让皇上采纳，苏轼紧接着用了三层文字来说明：
第一层，用史实来证明。夏商周时代，“天下虽平，不敢忘战”。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 “中冬，教大阅。” “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 因为居安思危，不忘讲武习战，“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后世废弃了习武备战，以至唐朝在开元、天宝那样的盛世之际，却以安禄山、史思明之乱，而危及唐王朝的存亡。正反两个方面的史实充分说明，居安思危是先王成功之道，是万不可废的。
第二层，以人身来比喻。苏轼以“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吃的是山珍海味，为什么时常闹病呢? 因为太娇生惯养： “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 身体没有抵抗寒暑的能力。“农夫小民”吃的是粗茶淡饭，为什么不生病呢? 因为他们终年劳作，“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苏轼从对比中得出结论说： “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这就说明，练武习兵乃致强之道。苏轼进而用这个道理，来说明让人民操武习兵，正是增强国家民族抵抗能力的好办法。
第三层，用边患来证实。苏轼用宋朝当时的边情来说明不可不习兵。因为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时常入境来骚扰、掠夺，为了求得边境的安宁，每年都得输出上百万计的钱财。即使这样，也难求得长治久安。因为“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既然战不可以免，与其不作准备而仓促用兵，为什么不预先操练，以备不时之需呢?边防安全才有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安全。因此，教民习武实乃边防安全之必需。
三层文字有力地说明了： “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性及教民习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来讲武习兵呢?苏轼提出了如下的方案： 首先要让士大夫“崇尚勇武，讲(习)兵法”;对“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对“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年还要规定固定的时间，集中在郡府训练，分胜负，有赏罚，并“以军法从事”。
这样做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认为这是“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对这种非议，苏轼进行了驳斥。他说，这虽然是“无故而动民”，造成的只是小不安，这小不安与那战争一旦发生后“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所带来的大危害，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这种“无故而动民”其实是“安民”也。
文章最后还指出当时“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天下只有他们“知战”，因此目中无人、妄自尊大。如果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可见，习兵与不习兵，其利与害，是十分明显的。
可见，《教战守策》反映的是苏轼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居安而思危”观，对国家、对民族，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