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曰: “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国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柏杨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份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的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 用一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为轻一点; 其成语曰 “行仁政”。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寒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啦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 只把穷得叮叮����的颜回先生, 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选自《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柏杨《第一是保护自己》赏析
一本薄薄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使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龙的传人深深震惊。在震惊中,我们认识了台湾作者柏杨,也认识了他那犀利得近乎咬牙切齿,恣狂到嬉笑怒骂的文风。这篇 《第一是保护自己》 的杂文,就具有柏杨的思想和文风的特征。
刨根问底,顺藤摸瓜,这是柏杨杂文所呈现的思想特点。柏杨杂文思想的聚焦点,主要在于发掘、展示和鞭挞我们民族性格、心理和精神现象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丑陋表现。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柏杨主要是朝着两个方面演进的,一是所谓的刨根问底。柏杨往往注重开掘那种丑陋面的历史成因。例如,他把中国的封建文化比喻为“酱缸文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二是所谓顺藤摸瓜,柏杨的杂文常常在开掘到形成中国人丑陋面的某种历史成因后,就会采取类似顺藤摸瓜的方法,历数这种丑陋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形态,然后进行毫不留情的逐一鞭挞。《第一是保护自己》这篇杂文,就是顺着这个思路展开的。作者先是刨根问底地揭发那种 “明哲保身”的老根,在于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并展示了孔子那段“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语录来加以印证。然后一针见血地点破其思想实质:“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接下来,作者便对由此产生的诸如脚底抹油、事不关己、安贫乐道等丑陋的明哲保身现象进行了剖析和展示。
柏杨对中国人存在的这些丑陋面的鞭挞,不是单一的咬牙切齿,而是以一种嬉笑怒骂、兼而有之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就形成了这篇杂文的风格特征。比如,他在文中对孔子的躲祸消灾的所谓最高原则极尽嘲弄之能事,戏谑为“聪明伶俐”;而对那些受了影响而信奉的人,则笑骂道:“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柏杨先生的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这种嬉笑怒骂,使文章倍显尖锐辛辣,汪洋恣肆。但在这背后恰恰跳动着一个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你看文章的收尾,柏杨痛斥孔子竭力赞扬弟子颜回的安贫乐道,藏头缩尾的做法,其思想落脚点正是在于一种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因为孔子所推崇的安贫保身,“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 ‘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这就是作者的思想基点所在。
与这种嬉笑怒骂、汪洋恣肆的风格相契合的,是作者丰富变幻而又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就文势而言,它不讲究隐约含蓄,曲径通幽,而是狂风急雨,痛快淋漓。这不仅表现在整篇文章的布局层次递进速疾有力,而且在不少语句上也环环相扣,紧锣密鼓,如“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这句,就用顶针法来显示一种急切心情。就语言来讲,也颇有特色,作者偏重以明白如话、形象生动为主,兼有其它色彩,因而使文章有一种亦庄亦谐,机智俏皮,尖刻辛辣等复合意味。尤其是诸如“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国事管他娘”、“人人变成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只把穷得叮叮����的颜回先生, 当成活宝”这类口语、俚语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明白晓畅、易懂易记,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尽管柏杨的杂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由这种文化酿就的民族 心理、行为的鞭挞,不时有类似矫枉过正的偏激,但对于锻铸我们民族的现代形象,却是具有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警策作用的。
(任仲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