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蒙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像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辆和工具。我们端着饭碗尽量往两个席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泞，还有雨丝飕飕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邮寄。唉!息县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来。
一次，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或骨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却比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个一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纸，又挡风，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呆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雨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统雨鞋，都沾满泥浆，脱换费事;还有一把水淋淋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棍，走到雨里去。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己确是黄土捏成的，好像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我踏着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两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儿抄过厨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连片的田里都有沟;平时是干的，积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桥，桥下的路已淹在水里，和沟水汇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几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试探着踩过靠岸的浅水;虽然有几脚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坡。我回头看看后无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记，回来不能再走这条路。
泥泞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拨掉。雨鞋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士”，争着为我脱鞋;好几次我险的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泥丸子，会落进高统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可免滑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将近砖窑，有二三丈路基塌陷。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两条堤岸;我举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浸了水是一条“酥堤”。我跋涉到此，虽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不大容易，不愿废然而返。水并不没过靴统，还差着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软有硬，草地也有软有硬。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安然渡过了这个大水塘。
上坡走到砖窑，就该拐弯往北。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到砖窑坡下，稍一停洄，就泛入窑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蜿蜒而过，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一个小岛。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广。默存的宿舍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一丈。原来的一架四五尺宽的小桥，早已冲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一片;可是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我在东岸望着西岸，默存住的房间更在这排十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窑坡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对岸吗?那边看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地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我回到那里，伸过手杖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
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笑说：“来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上费的时候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垮。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我再也记不起我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记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个馒头，还是默存给我吃了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是否饿了肚子。我只自幸没有掉在河里，没有陷入泥里，没有滑跌，也没有被领导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化，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一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势;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厚，哪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请。所以我说不必，我认识路。默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天不走两遍!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不怕的。”其实我每天来回走的路，只是北岸的堤和南岸的东西大道。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间，室外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坚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往城北”。默存虽然不会认路，我却靠他辨认方向。这时我留意辨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树林，走上林边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过桥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天上没一点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我一人闯去。
我自信四下观望的时候脚下并没有移动。我就硬着头皮，约莫朝西南方向，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树林;我宁可偏向南走。地下看着雪白，踩下去却是泥浆。幸亏雪下有些黍秸秆儿、断草绳、落叶之类，倒也不很滑。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树挡住，就往西让。我回头望望默存宿舍的灯光，已经看不见了，也不知身在何处。走了一回，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忻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
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十几步一棵。我只见树干，看不见枝叶，更看不见树的什么姿势。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见。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棵树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弯往南。
一离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黍秸丛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黍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灵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黍秸的枯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己是在桥东还是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堤岸。假如我已在桥西，那条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近有个干校学员在那个砖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先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
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
“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像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一九七一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师部的营房。干部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默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扎儿入座。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露自己的无知。
一次我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我睁着眼睛继续做我自己的梦，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走。忽见前面的队伍渐渐分散，我到了宿舍的走廊里，但不是自己的宿舍。我急忙退回队伍，队伍只剩个尾巴了;一会儿，这些人都纷纷走进宿舍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连问几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各自忙忙回屋，也无暇理会我。我忽然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
抬头只见满天星斗。我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我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辨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营地很大，远远近近不知有多少营房，里面都亮着灯。营地上纵横曲折的路，也不知有多少。营房都是一个式样，假如我在纵横曲折的路上乱跑，一会儿各宿舍熄了灯，更无从寻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营房南边铺石块的大道，就认识归路。放映电影的广场离大道不远，我错到的陌生宿舍，估计离广场也不远;营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这一点我还知道。我只要背着这个宿舍往南去，寻找大道;即使绕了远路，道路却好走。
我怕耽误时间，不及随着小道曲折而行，只顾抄近，直往南去;不防走进了营地的菜圃。营地的菜圃不比我们在息县的菜圃。这里地肥，满畦密密茂茂的菜，盖没了一畦畦的分界。我知道这里每一二畦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去，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我们的盥洗室——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谅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有救应。冷水冲洗之厄，压根儿可不必考虑。
我当初因为跟着队伍走不需手电，并未注意换电池。我的手电昏暗无光，只照见满地菜叶，也不知是什么菜。我想学猪八戒走冰的办法，虽然没有扁担可以横架肩头，我可以横抱着马扎儿，扩大自己的身躯。可是如果我掉下半身，呼救无应，还得掉下粪井。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一手提马扎儿，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缓缓落脚，心上虽急，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过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简直像梦魇似的，走呀、走呀，总走不出这片菜地。
幸亏方向没错，我出得菜地，越过煤渣铺的小道，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我立即拔步飞跑，跑几步，走几步，然后转北，一口气跑回宿舍。屋里还没有熄灯，末一批上厕所的刚回房，可见我在菜地里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好在没走冤枉路，我好像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我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假如我掉在粪井里，几时才会被人发现呢?
我睡在硬邦邦、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
有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同事，晚饭后乖乖地坐在马扎上看电影，散场时他因脑溢血已不能动弹，救治不及，就去世了。从此老年人可以免修晚上的电影课。我常想，假如我那晚在陌生的宿舍前叫喊求救，是否可让老年人早些免修这门课呢?只怕我的叫喊求救还不够悲剧，只能成为反面教材。
所记三事，在我，就算是冒险，其实说不上什么险;除非很不幸，才会变成险。
杨绛《冒险记幸》鉴赏
杨绛与钱钟书这一对夫妻以博学多才而闻名中外，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也不免遇到许多坎坷、磨难、不幸和痛苦。
这对夫妻一生谨慎和淡泊，故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冲击还算不太大。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们就在劫难逃了。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回忆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钱钟书的字)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他说：‘还没有，快了吧?’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于是他们这对学者夫妇就与许多“牛鬼蛇神”一道受到许多非人的待遇。1969年和1970年，他们夫妇被迫先后“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就是当时为了“改造”知识分子而设立的劳动基地，他们所属的“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南部的穷困地区——罗山和息县的农村。直至1972年3月，他们才作为“老弱病残”人员而被“特赦”回到北京。这时他们唯一的女儿钱瑗也下放在工厂劳动，女婿王得一则因被诬为“五一六分子”而含冤自杀了。
1981年，杨绛女士发表了回忆性质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人们长期压抑在心中积郁的一次喷发，但作者却是用极淡的笔墨、和缓的声气、平静的心态表达出来的，这就更耐人咀嚼，更引人深思。
这固然是由于作者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火气不如年轻人大。更由于作者在生活上受尽折磨历尽沧桑，思想通达，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清淡如水，却醇厚如酒，臻于化境。
杨绛的散文，是典型的女性散文，她习惯于用淡笔来写浓情，用工笔来描实景，而且不发一句议论却意蕴无穷。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这对夫妻在六十岁时遭此劫难，当然彼此更加珍惜和关怀了。在“军事化”的“干校”，即使是老夫老妻，也要编在两处;咫尺天涯，难得相会。但这个极儒雅柔弱的老妇人，却一次冒雨一次摸黑，去探望丈夫，这才有了前两次“冒险”的经历。她在记述这些经历时，似在轻描淡写地缓缓道来，有时还要扯到别的地方去兜个小圈子，但是，你细细读来会发现，她的心全牵挂在丈夫钱钟书的身上，这一次次苦和累，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老夫老妻能有片刻的团聚。“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你怎么来了?’我笑着说：‘来看看你。’默存急得直骂我”，一个“笑”字，一个“急”字，平淡至极，却生动地反映了这对老夫妻的执着。人们常说，女性为了爱情可以焕发出极大的精神力量。这位女学者，到了老年，矮小柔弱的身躯却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真令人感慨不已。
杨绛的笔调十分细腻。第二次冒险时，她一个人从钱钟书的住处回家，“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以下将近千字，都是写她一个人在雪夜中摸索归去之路，看来琐碎，其实一环扣一环，结构十分严谨，而且在情绪上波澜起伏，最后甚至有一段关于鬼的想像与记忆，更使人为她担心害怕。一直到“‘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这才舒过一口气来，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仍然存在着不少好心人的“笑脸”。我们读者也就是这么关心地读下去，没有想到她在剪裁和铺排上，是花了大功夫，用了不少心思的。
最微妙的是作者只是絮絮叨叨地同你谈，追述她“下放”时的几件小故事，似乎脸上还带着微笑，她没有一个字评论，如她写道路泥泞，雨鞋好几次陷入泥中拔不出来，用笔极细，让你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她却决不吐一个“苦”字。即使偶有感触，也极其节制，如明明是最具权威的研究机构“学部”，一旦到了干校，也是骤然变了性质，作者为此捎带写了一句：“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真是一语中的，恰到好处，而蕴含于其中的沉重与苦涩，读者尽可思而得之。诚如作者在篇末所说：“其实说不上什么险”，但她讲的这些琐事，背景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浩劫，对他们个人生平而言，又是实实在在的灾难。她愈是这么缓缓地讲、细细地谈，愈是使人感到窒息、痛苦和愤怒，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与这些“琐事”密切相关的悲惨场景。——这种语调，也许是她长期以来为逃避灾难而练就的自我保护法，更是一种具有我国讲究含蓄、朴实的艺术风格。但不管怎么说，她说了自己要想说的事，她用了一种个性化的风格和话语来表述自己的意思，这对于长期以来束缚我们每个知识分子的“权力话语”，也是一种突破，使人感到亲切和真实。这种语气是久违了，但听了这种语气，人们感到十分温暖，而且可信——这才能进一步产生共鸣和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