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３〕。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４〕倡地动说，达尔文〔５〕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６〕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２〕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３〕关于打钢刀送给军队事，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喜峰，大刀杀敌，震惊中外，兹有王述君定制大刀九十九柄，捐赠该军。”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
〔４〕格理莱（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从一六○九年起自制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地动说），推翻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动说，给予欧洲中世纪神权论以致命打击，因此曾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５〕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因此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歧视和排斥。
〔６〕哈飞（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译哈维，英国医学家。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为动物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