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２〕。记得前几年，《狂飙》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３〕发表，大意说《狂飙》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４〕：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５〕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６〕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像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７〕——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８〕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９〕，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１０〕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１１〕。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１２〕，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１３〕，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１４〕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记”，立了这样的题目。大意是想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
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１５〕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以作柔石的记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常燕生参看本卷第５８页注〔６〕。他是《长夜》的经常撰稿人，在该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发表的《越过了阿Ｑ的时代以后》中说：“鲁迅及其追随者，都是思想已经落后的人。”又说：“鲁迅及其追随者在此后十年之中自然还应该有他相当的位置。”《长夜》，文艺半月刊，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等主办，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３〕指常燕生的《挽狂飙》一文。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４〕陈源的批评法参看本卷第１１３页注〔８〕。
〔５〕“汲汲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６〕五色旗参看本卷第５８页注〔４〕。
〔７〕刘大杰的文章题为《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刊于《长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说：“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刘大杰（１９０４—１９７７），湖南岳阳人，文学史家。当时是《长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８〕《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书。《文章作法》，夏丐尊、刘薰宇合编，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９〕“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语见《孟子·梁惠王》，“独夫”原作“一夫”。
〔１０〕“中庸”语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据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１１〕指收入《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二文。
〔１２〕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十六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迅速传布全国。当时统治日本的江户幕府（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害怕教徒联合反抗，于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并用酷刑杀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岛原的天主教徒起义，幕府曾调动十余万军队进行镇压，杀万余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时代的中央军事独裁政权。
〔１３〕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创造月刊》上连续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除掉”鲁迅的“除掉”！》、《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等文，将鲁迅作为“人道主义者”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１４〕指上海明日书店。这里所说的杂志，后来没有出版。
〔１５〕“人琴俱亡”晋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献之（字子敬）的故事，见《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