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暑期读《我心归处是敦煌》
这本书写的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人樊锦诗的故事。樊锦诗，一个为莫高窟守护了一生的人，让我们明白了坚守的意义，为自己喜欢的事业而坚守、 而奉献，比什么都值得。
樊锦诗，今年八十三岁，在敦煌工作了五十七年。1938年7月生于北平，从小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心想学化学。后来高中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敦煌，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这里封存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奥秘，这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类艺术和文化的宝库。
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刚分配到敦煌工作时，到处都是沙尘，住的是土房土炕，跳蚤和老鼠到处跑。生活工作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加之水土不服，她曾几次晕倒，可她硬是坚持了下来。工作几年后她与北大同学结婚，两人两地分居，丈夫在武汉大学工作。作为一个女人，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对家庭的渴望，她曾数次想调离工作，去和丈夫孩子团聚。可当她休假去探望丈夫时，深夜醒来睡不着，心里想的还是敦煌，她还在想着敦煌的石窟、壁画、塑像……他随手翻开的，依然是敦煌的卷册。她，放不下敦煌。
最终，在他们长达19年的异地分居后，他们团聚了。丈夫选择舍弃武汉工作，来敦煌和她团聚。她的丈夫在武汉大学是骨干教授，是该大学考古专业的开辟者，可是为了家庭，他依然放弃了之前的一切，来到这个艰苦而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为了她，为了家，一切都是值得的。
由于手头工作繁忙，她曾想等到退休后，与丈夫一起好好享受享受生活。可没曾想到，还未退休，丈夫却身患胰腺癌，离她而去，无尽的悲伤此刻充满心头。她觉得对不起丈夫，对不起孩子，欠他们的太多太多。然而，痛苦过后，她所能做的依然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她把自己，献给了敦煌。
她选择敦煌和莫高窟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敦煌和莫高窟选择了樊锦诗向世人言说它的沧桑、寂寞、瑰丽和永恒。
终于，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大家的关注。她是名副其实的敦煌的女儿，她配得上这个称呼。她工作严谨，务实刻苦，她为敦煌奉献了全部。2018年，她荣获“终身成就奖”，被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年感动甘肃人物”荣誉称号。
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樊锦诗找到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
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第2篇】
初心之下，守一不移
-----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有感
裹挟着对敦煌千百年艺术文化的崇敬，怀着对千年文化守护人的敬爱，翻开：一个神圣庄严的敦煌向我们走来，一个艰苦卓绝却奋发向前的人生向我们展开。闭合：仿佛自己站在漫天星空下，伫立于舍利塔边，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樊锦诗的初心与坚守。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人们亲切的喊她“敦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初心与坚守。《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樊锦诗的唯一自传，更是一个普通人对敦煌的科普，让我感受到了初心之下，坚守之中怀有的无限精神。
初心之下，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探索。莫高窟绵延千年，地处戈壁沙漠腹地，历史上鲜有灾难性战争和社会动荡，但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也在不断的威胁着莫高窟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的保存，风沙的自然侵害，水的入渗和可溶性盐的危害、地质灾害都是其中的风险因素，而检查加固后的莫高窟洞窟、检查壁画修复、考察洞窟均是她亲身亲为。且书中记载的与莫高窟保护有关的风险记录、，中外、危险成因很难令人相信这是一名考古系的小姑娘所记录的。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她的实践与探索。
初心之下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心与毅力。幼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的樊锦诗，身体一直很弱，而1963年从北大毕业后的她却依然选择了敦煌，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艰苦的条件下未能吓走樊锦诗，千里相隔，夫妻相离，母子难见，在亲情、爱情和事业之间备受煎熬的她还是选择了敦煌，于她而言，每天都是与时间赛跑，建立“数字敦煌”，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展开保护敦煌中外合作，本书撰写者顾春芳说：“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长时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需寻找，只有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远的在此刻。”这份永恒，既是决心，也是毅力。
初心之下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勇气。这种从容和勇气，是面对死亡，那些确信自己已经发现并且得到生命中最有价值之物的人才有的。于她，是孩子，是爱人，更是敦煌。于孩子，母亲常年在外，父亲偶尔出差，只能在亲戚家寄养，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她算不得好妈妈；于丈夫彭金章，两人誓言——相识未明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他们用爱和生命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于敦煌，“我不是一个好母亲，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我对敦煌尽力了”，“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
初心之下还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十里路云和月”的淡泊名利。她有曲折感人的奋斗史，有提出“数字敦煌”的壮举，有被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光荣，而在自传中，她却把更多的内容留给了敦煌。
她来时，敦煌是“夹岸高山，皆生寒树”；她归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亦如她所言：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只因为它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