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第二学年是我的诗歌年，我沉湎于写诗的快乐。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写了许多爱情诗。我偷偷写，不让人知道。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无意中看见了一首，我马上告诉他，这是抄的海涅的诗，他信以为真，我为此暗自得意了一阵。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读他的诗，心中有了他的旋律，当我的歌从心中流出时，自然而然地带着他的旋律。我没有恋爱，但每天都被恋爱的心情笼罩着；没有爱上某一个姑娘，但爱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张美丽的面影。十八岁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样，而且醉得恰到好处，飘飘欲仙。我独自在燕园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连空气也是绿色的。我当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强烈地感觉到异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们的气息融入空气，把空气变成了酒。可是，与此同时，散布在空气里的那些不经意的眼波、倩笑、莺语，给我留下的又是浓郁的惆怅，我只好用诗歌抚平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学时，大学生是不准恋爱的，这是学校正式宣布的一条纪律。在校园里，决看不到学生成双成对的景象。倘若有学生发生了性关系，一旦被发现，必然的下场是开除学籍，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当众受到羞辱。由此类推，写爱情诗当然也会被视为情调不健康。在文革中，当我毁掉全部日记和文稿时，对诗歌下不了手，于是仔细甄别，只毁掉所谓不健康的，全部爱情诗都在其列。我曾经为这些诗自负，现在已无物证，看看留下的那些诗，总体水平一定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我对写诗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里，我找到了若干论诗的片断。例如，描述诗兴袭来的感觉：“和别人一样，我读书、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参加会议……突然，有另一颗心脏跳跃在我的胸腔里。”谈论诗艺：“一个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诗，就像一个生动的人可以照亮整个屋子。”
虽然没有人知道我写爱情诗，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在周围的人眼里，我仍是一个典型的小资。有人捡到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学们就一致断定是我写的，而其实不是。我养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学对我说，由它可以想见主人的性情，大约是说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样纤柔。有一天，在校园里，别的专业一个素无往来的男生朝我走来，为了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从表象就看出，我游离于众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组长是一个女教师，她给我的评语是敏感、脆弱、清高六个字。直到大学毕业后，我与郭家通信，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还径直称呼我为“周君（小资产阶级）”。
小资在今天是一个时髦词，使人想到白领、丰厚的收入、温馨的居室装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当时完全没有这些意思，因为完全没有这些事物。在当时也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论，行为上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是资产阶级，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就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用当时的政治话语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内心中还保留着一个私人情感的王国，他就是一个小资。我似乎很乐意对号入座，也把自己定位为小资。在这个称号下，我感到自己的内心生活未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还拥有一个可怜复可爱的自我。
我当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赏。世英被带走了，那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夺我的人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年级五十个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而到二年级时，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团。不久后我还知道，世英也真诚地忏悔和转变了。我不愿被时代淘汰，也渴望改变自己。不过，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资特色，我不自觉地要在消灭个性的思想运动中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用千篇一律的时行语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些语汇完全不触及个人的真实内心活动。我偏偏不使用这种语汇，宁愿使用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言，在话语上把自己与人们区别开来。我不喊革命口号，不上纲上线，而是尽可能说真心话，谈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和认识。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愿意自己在这样做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统一指令转动的机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专门教育到延安的文艺人士的，我发现其中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情绪，在我身上都具备，感到格外对症和亲切。我把这篇文章读了又读，一度称之为我的“圣经”。我真心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些情绪，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对它们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里同时潜伏着一种优越感：比起没有这些情绪的芸芸众生，我毕竟拥有一个丰富得多的内心世界。同为思想改造，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的改造虽然更艰难，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么有品位的改造，其结果仍是自我扭曲。现在翻阅劫后剩余的所谓健康的诗时，我不禁脸红，其中充斥着空洞的豪言壮语。在二年级学年末，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诗歌偶像。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变化，越来越革命化的环境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义上，海涅也是一个革命诗人，具有非凡的讽刺本领和深刻的内在批判力量，但我当时对此并不理解，反而觉得他的柔情已成为我与时代之间的障碍。我一直也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歌界的革命领袖此时凸现出来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写了大量梯形诗。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暑假，我两次报名到部队参加军训，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两段时间里写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诗宣布：“我是你们的将军，我给你们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写部队生活，站岗、打靶、急行军、野营等等。我歌颂“正在逼近的战争”，当时正打越战，国内也在宣传备战，有一种似乎即将要和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气氛。我想象自己将战死疆场，并且告诉未来和平年代的人们：“在你们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有一朵很不显眼的小花，那是一个无名小诗人的鲜血，他曾经一手写诗，一手扣扳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战争怀着期盼的激情，仿佛战争能解决我的一切问题。对，正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世界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这表明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看不到自己在消灭个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出路，消灭了不甘心，不消灭又行不通，只能靠一个连肉体一起消灭的英勇壮举来打上句号了。很显然，这种病态的激情仍是小资性质的。然而，当时我陷在其中，竟还以豪情自夸，在军训归来时宣称：“我们挺胸肩枪，要用雄壮的脚步声把北大唤醒！”图道是一个有健全常识的藏族同学，他读到这句诗，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用一种几乎是怜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后我每想起这目光就感到惭愧。
我不想对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诗里，我毕竟还找到了一些尚可称道的内容，那大抵是对周围各种现象的讽刺。我最讨厌班上几个滔滔不绝用所谓马列主义教训别人的人，明白告诉他们：“在浅薄的人手里，真理也会变得无耻。”哲学系学生普遍喜欢自称书呆子，我可是知道底细的：“我们读过几本书，与书何尝相干？我们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诗中，我宣布我的使命是：“把辩证法的子弹装进诗的机枪，向形而上学开火。”按照当时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学指静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于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条特征的现象塞进这个概念，予以抨击。相反，辩证法意味着思想上的灵活性，借助于这个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卫已经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上，辩证法是我这个小资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