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爱情一直怀着浪漫的憧憬。在我的想象中，我的爱情应该是充满诗意而又与众不同的。离开学校后，看到周围的大学毕业生们都急于娶妻生子，我心里十分鄙视。我对自己说，我可不愿像他们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头牛，去拖家庭的破车。我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珍贵的权利，等待茫茫人海中那个唯一者出现。然而，在资源呆了不到一年，第一次走出深山，在桂林的街头徜徉，我的决心就动摇了。十月的桂林，空气中飘散着甜甜的桂香，姑娘们仰起脸来，望着俏小的桂花，甜甜地笑了。此情此景，突然使我感到异常惆怅，我发现自己多么孤独，多么渴望女性的芬芳降临我的生活。两个月后，我就寄出了一封后果重大的信。
上大学时，一个聪明的同学曾经嘲笑我梦想纯洁的爱情，对我说：什么是爱情？这与公狗和母狗之间发生的是一回事。我喜欢这个同学，但反感他说的这句话。现在我不会否认，他所说的驱使公狗寻找母狗的动机在我身上也起了作用。在那个年代，未婚性关系被视为严重错误，必定招致处分和羞辱，一个年轻人倘若不想毁掉自己的前途，结婚是解决性的需要的唯一途径。不过，我更忍受不了的是寂寞。当我看清自己将长期乃至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深山小县，并且确信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知心伴侣之后，我就认为继续保留那一份珍贵的权利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可供选择的对象极为有限，却是现成的。
两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夜晚，在北京车站，三个女中学生来为我的两个同学送行。不久后，她们自愿去了西藏，想在那里插队，因为政策不允许，被安排到了一个地质队工作。在洞庭湖农场期间，那两个同学一直与她们通信，她们在信中向我问好。我被她们奔赴西藏的勇气所感动，写了一首诗，让那两个同学寄去。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给我来信了，我们之间开始了通信。在通信中，她的感情时有明显的表露。匆匆见过一面，我已经不能清晰地回忆起她的面貌了，只记得是高个儿，人还算漂亮。她的信给我的感觉是，革命热情很高，思想简单。她显然不是一个能够拨动我的心弦的人。但是，现在，我决定试探一下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我对她爱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实际上是要试探一下我能否爱她。1970年底，我给她发了一封信，向她开了绿灯。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愿意理解我，这就够了。”答复是预料中的，她回信告诉我，在见我的第一面就对我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她还说，她觉得自己远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克制自己，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我被她的热忱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约定春节在北京见面。
春节期间，我和敏子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又跟随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处了十来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开朗健谈，但缺乏含蓄。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她不停地说话，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习惯。我企望一种心领神会的境界，一种直觉的沟通，这是我和她在一起时感觉不到的。当她神采飞扬地说话时，她的脸显得生动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尤其当她生气时，就显得憔悴而不美了。虽然她比我小两岁，但长相明显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温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赞成的口吻转述她的家庭和亲戚对我的指责，诸如不懂礼节、空手来访、嘴不甜、没有眼力见之类。眼力见是北京方言，这个词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大约指一种在别人家里敏捷地帮助做家务的能力。我从来是一个书生，压根儿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类指责，人还必须具备这类品质。在她家住的那几天里，我只感到自己走错了地方。
在这次见面之后，整整两年我们没有再见面，仅靠通信维持着联系。在两年中，我对这件婚事始终处在动摇和反复之中。每次我一动摇，敏子都反应激烈，在信中表达了气愤和悲伤的情绪。在我眼中，她的这类信写得特别好，语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于是觉得她可爱，重新坚定起来。然后，当她满怀信心之时，我又想起她的种种缺点，再次泼冷水，开始了新一轮循环。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断，她觉察到我不够爱她，在见面后最初的通信中就奉劝我：“现在刹车比以后刹车好。”并且宣布：“让我勉强去爱一个人，是我的痛苦。让一个人勉强来爱我，是我的耻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耻辱！”相反，在整个过程中，我却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点，极其优柔寡断，沉湎在对自己感情的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两年过去了，她学徒期满，有较长的假期，我们终于商定春节她来资源结婚。可是，在结婚前夕，我的弱点竟然来了一个大爆发。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乡，地区文工团来这里体验生活了。有一天，团里几个人在公社客房里闲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刻钢板，她身材小巧，梳两根短辫，扎着红头绳，穿一件朴素的花布罩衫，一对大眼睛温柔而有表情。我发现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一会儿，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钢笔，在一张报纸上涂写，然后又突然还给我。接着，我们结群去礼堂看公社业余会演，她说她要赶任务，不去了。可是，在礼堂里坐下不久，我发现她坐在台上一侧的椅子上，正凝望着我。
若干天后，贝珍走进我住的客房来取火种，对我说：“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门外有人声，她匆匆走了。一会儿，我出屋子，正要进公社办公室，见她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飞快地递给我一张纸条，头不回地径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乱跳，走到街上无人处看纸条，上面写的是：“在即将离别之前，才感觉到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间大客房里，文工团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里一张床上，注视着她，心里七上八下，她也不时朝我窥看。我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立即给敏子发电报，让她暂时不来资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诉贝珍。晚上，我和贝珍在乡村公路上散步。听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一怔，显然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虽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对别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
次日，我回县里开会，四五天里，我们通了好几封信。在当时的我看来，毁弃婚约是极严重的事，基本否决了，但又十分舍不得她。她也劝我维持婚约，同时又对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说已经请假，要去县里买东西。后来我知道，她的借口是去买天麻，文工团的人因此给我们两人起了绰号，称她为香菇，称我为天麻。我们同车到达县城，她下午去办事，晚上来我的房间叙谈，当夜住在县文艺队的宿舍里。
按照常情判断，两个彼此爱恋的年轻人关门处于一室，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事实却不然，那时候的我，说单纯也好，说迂腐也好，对于一个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动一下亲吻的念头也会觉得罪恶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规矩地坐着说话的时候，中峰那里已经炸开了锅。正是阳历除夕，文工团的人聚餐，有人问贝珍哪里去了，响起了一片嘻笑：“县革委会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真厉害，把我们团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会儿，一下子就带走了……”在场的地区政工组一个副组长闻言勃然大怒，当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当天夜里，文工团不断地往县里打电话找人，并调查贝珍睡在何处。第二天，从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贝珍一到达，立即被隔离了起来。第三天，我去中峰，无法再见到她，只得到了别人转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与我见面。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粗暴地压制恋爱自由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可是，在当时，两个年轻人哪里有力量对抗握有一切权力的组织。若干个月后，文工团一位老演员到资源出差，她是贝珍的老师，我从她那里知道了较多的实情。那个政工组副组长掌管文工团，他宠爱一个男演员，而那个男演员看上了贝珍，他就一直在利用职权从中撮合。在他看来，我不啻是闯入了他的禁地，搅乱了他一心想包办的婚事，难怪要恼羞成怒了。中峰风波后，他和那个男演员对贝珍进一步施加压力，仍以失败告终。贝珍的老师告诉我，贝珍始终为我辩护，说她是主动的。她对老师说：“一般男的往往头脑简单，感情僵硬，我长这么大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贝珍的老师还谈了她的一些近况，例如在阳朔拍电影《漓江春早》，别人抢镜头，她却很淡漠，躲在树阴下绣花。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难过，觉得贝珍可贵，格外想念她了。